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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南腔北调




更新日期:2021-08-26 + 放大字体 | - 减小字体 本书总阅读量: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是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一、南方与北方

    天地玄黄,五谷杂粮,男人女人,北方南方。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南方和北方吃的不一样。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米就是水稻,面则是小麦。水稻的籽儿去了壳就能吃,因此是“米”。麦子要磨成粉以后才能吃,因此是“面”。米就是“去皮后的作物子实”,如稻米、慧米、花生米。由此及彼,凡粒状的也都叫米,如姜米、虾米、高粱米。面,本写作一个麦字加一个丏字,也写作麵,就是麦子磨成的粉,所以粉状的东西都叫面,如豆面、药面、胡椒面。北方人以面食为主,甭管是吃包子、饺子、馒头、面条、饼,都先得把麦子磨成了粉再说。所以麦子磨成的粉,干脆就直接叫面。南方人不磨面,要磨也就是磨浆,比如豆浆、米浆。所以那麦子磨成的粉,不能简单地只叫面,得叫面粉。就像在北方,大米做成的主食不能简单地只叫做饭,得叫米饭一样。

    米饭不能单吃,得有菜,所以南方的烹调,功夫花在菜上。八大菜系,基本上是南方人大显身手,没北方人多少戏。北方厨师的用武之地在白案。那麦子磨成的粉,可以做出好多花样来。光是条状的,就有拉面、擀面、压面、揪面、切面、挂面、刀削面、拨鱼子等等,而拉面之中,又有拉条子、揪片子、炮仗子种种。南方人弄不清这么多名堂,统统称之为“面”。要细分,也就是宽面细面、汤面炒面、云吞面炸酱面。北方人就不能把面粉做成的条状食物简称为“面”,得叫“面条”,以区别于面糊、面皮、面包,以及其他用“面”(面粉)做成的东西。同样,南方人也不把粉状的东西称为“面”,得叫“粉”,比如胡椒粉、花椒粉、辣椒粉。

    可见,活法不一样,说法也不一样。

    说法不一样,唱法也不一样。北方人唱歌,南方人唱曲,叫“北歌南曲”。北方人唱的是燕赵悲歌,苍凉激越,声遏行云,气吞万里;南方人唱的是吴越小曲,玲珑剔透,凄婉隽永,韵味无穷。歌变剧(歌剧),曲变戏(戏曲)。所以宋元时期的戏剧,北方的叫“杂剧”,南方的叫“戏文”,这就叫“北剧南戏”或“南戏北剧”。

    戏剧戏剧,戏和剧,都有嬉戏娱乐的意思,它们原本是可以通用的。但北方人更喜欢剧烈的剧,南方人则更喜欢游戏的戏。在这方面,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固执。北方人只不过剧字用得多一点,有时也说“戏”。南方却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还拒绝使用“剧”这个字。一应与戏剧有关的词,均以“戏”字命名,如戏子、戏台、戏园、戏班、古装戏、时装戏、木偶戏、文明戏。文明戏就是话剧,而电影则叫影戏。1939年,上海的报纸上开始提倡“越剧”这个名词,可老百姓还是管它叫“绍兴戏”(绍剧则叫“绍兴大班”)。甚至京剧,原本也叫京戏,后来要普及国语,北方话占了上风,京戏才变成了京剧。但在南方许多地区,地方戏还是不叫“剧”而叫“戏”的,比如闽南的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就连“地方戏”这个词,也没人改成“地方剧”。反倒是北方一些地方戏,不叫“剧”,而叫“戏”。如坠子戏(河南)、郿鄠戏(陕西)。于是,既有豫剧、越剧、川剧、粤剧、汉剧、楚剧、湘剧、赣剧、闽剧、沪剧,又有柳琴戏、辰河戏、采茶戏、花鼓戏、皮影戏、滑稽戏。南北“戏”、“剧”之争,算是打了个平手。

    但如果要较真,就会发现还是南方吃了亏。叫“剧”的都是大剧种,叫“戏”的则多半是小剧种,最有名的,也只有一个黄梅戏,其他就名不见经传。当然,最牛的还是秦腔,它不叫“戏”,也不叫“剧”,而叫“腔”。说起来秦腔也是有资格牛逼,京剧(还有汉剧和徽剧)里的“皮黄”(西皮、二黄)和秦腔都有瓜葛。秦腔从襄阳传到武昌、汉口,就变成了“西皮”;传到安徽桐城,就变成了“高拨子”;高拨子和吹腔在徽班中又演变成“二黄”。这西皮、二黄,汉调、徽调,北上进京一搅和,就成京剧了。看来这京剧也是“南腔北调”,秦腔自然也有资格不掺和什么“戏”、“剧”之争,自顾自地吼它的“腔”。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的地方还很多。南人睡床,北人睡炕,这叫“南床北炕”。南人坐船,北人骑马,这叫“南船北马”。“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韩少功《阳台上的遗憾》)说前后左右,是以人为坐标;说东西南北,是以物为参照,这也许可以叫“南人北物”。南北的差异为什么这么大?环境使然。南方潮湿,架床便于通风;北方寒冷,打炕可以取暖。北方多平原,平原上好跑马;南方多水乡,水乡里要行船。马驰平原,视野辽阔,东西南北,一目了然;船行水乡,曲里拐弯,说东西南北也去不了,就只好说前后左右了。

    就连打架,南方和北方都不一样。南方人喜欢用拳,北方人喜欢用腿,叫“南拳北腿”。南方人个子小,打架的地方也小,深街小巷,挤挤巴巴,难以施展,还是用拳头便当。北方天高地阔,一马平川,好汉们又一个个人高马大,一脚飞起,能把对方踢出二三里地去,很是过瘾,所以愿意在腿脚上下功夫。也所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系暧昧,在南方就叫“有一手”,在北方则叫“有一腿”。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于是就有了“方言”。

    二、南腔与北调

    方言首先分南北。

    南北方言不一样。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想来大约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之故。南方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汉语七大方言(也有说八大的),吴、湘、赣、客、粤、闽(或闽南、闽北)都是南方方言,属于北佬的只有一种,也没法拿省份来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覆盖面却大得吓人。北方方言四大块(即四大次方言区),日华北,曰西北,曰西南,曰江淮,简直就是铺天盖地。除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大约占据了全国汉语地区四分之三的地盘。就连海南岛,也有一小块北方方言区。说汉语的人当中,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这样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然而实际上内部分歧却相当之小。从满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线距离三千五百公里,从南京到酒泉,也有两千公里,相互通话却没什么困难。因为北方方言虽说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说,都没有浊塞音、浊塞擦音,没有b,d,g,m四个辅音韵尾等等。也就是说,腔都差不多,就是调门不大一样。区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调就行了(方言学家李荣就用入声字的归并来区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区)。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话”么!官家不比民间,说话可以随便。官家要统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语不通?所以官话趋同。

    南方那边呢?就复杂多了,南北方言都有。云、贵、川、鄂都属北方方言区,吴、湘、赣、粤、闽则是南方方言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客家方言岛”(也是南方方言)。客家方言岛到处都是,除广东的东部北部外,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广东一省,就至少有三种方言:属于粤语的“白话”(广州话)、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只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了?这还是往大里说,往小里算,还不定多少。

    南方方言为什么要列出这么多品种呢?因为它们不但调不同,连腔都不一样。比如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起来,怎么听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南方人呢?说什么的都有,七、恰、夹、塞、噎、携,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或北方方言区内人说话,虽说也会有不清楚的时候,但好歹大致能听懂。因为哪怕是东北话和云南话,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语音不同(粤方言与北方方言语音上的差别则多达百分之七十)。当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专用名词”的意思。比如一个天津人告诉你,某某人“干活崴泥,说话离奚,背后念三音”,你也会一头的雾水。因为你实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离奚”就是不着谱,“念三音”就是讲怪话,可“崴泥”、“离奚”、“念三音”这几个字你还是听得懂。对方再一解释,也就什么都明白了。

    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首先是用词五花八门,比如第三人称,北方方言区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吴语、闽语),有叫“渠”的(赣语、粤语、客家话),还有叫“伲”、“其”的(吴语)。你,至少也有“侬”(吴语)和“汝”(闽语)两种;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温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妈仔”(厦门)的,有叫“阿嬤”(广州)的,有叫“依嬤”(福州)的,有叫“细爹”(岳阳)的,甚至还有叫“娭毑”(长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广州人管父亲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们是什么?豆芽菜呀?写成“老窦”也不对,老爸是大窟窿,咱们是小窟窿?

    就算是用同一个词,也未必听得懂。“有”是“乌”,“无”是“模”,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再说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没有”叫“模”,也有叫“猫”的。他们也常常分不清l和n这两个声母,an和ang这两个韵母。结果,在他们嘴里,男子变成了“狼子”,女子变成了“驴子”。闽南人更好玩,干脆把人统统叫做“狼”,整一个“与狼共舞”。一个闽侯人在朗读《愚公移山》时,因为实在改不过腔来,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还有子,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念成了“我死了还有煮,煮死了还有酸,煮煮酸酸是没有穷尽的”。这还是说“普通话”。要是说家乡话,那就更麻烦了。湖南人把“捆扎”叫“tía”,把“劳累”叫“nía”,连个同音字都找不到,你听得懂?

    南方人说话还颠三倒四。比如“死人咸”,就看不懂。死人只会臭,怎么会咸呢?腌鱼啊?原来,这是闽南话,意思是“咸得要命”、“咸死人了”。因为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就弄得我们不知所云。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死咸死咸”,只不过当中并不夹一个人字,就好懂些。

    所以,听南方话就跟听外语似的,恨不得找个翻译来才好。

    三、方言与官话

    说起来也是,要不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南方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语?南方从来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从来就是“化外之民”。“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说的“化外之语”,不是“外语”是什么?不过那时“外语”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门”不可。相反,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孟子就说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劳鸟,“鴃舌”也就是说话像鸟叫。可见,把南方方言视为“鸟语”,也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两三千年历史了。

    那时不但语音不统一,南方一片“鸟语花香”,北方也有“齐东野语”,就连文字也五花八门。用许慎的话说,就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书同文),却统一不了语音(语同音)。反倒是,文字统一以后,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听不懂,还可以写出来看,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故方言存焉。

    所谓“方言”,其实也就是“四方之言”。华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视自己为“中”,视周边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外”,则“方言”也就是“外语”。后来,天下一统,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边的“老外”,什么英曾利、法兰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称为“夷人”,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鬼佬或鬼崽。如此,则外语就该叫“夷语”或“鬼话”。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条约规定不得称“夷”,——鬼子们在中国混的日子长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么好字眼,于是改称“方言”。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方言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身)就是外语学院。这回,东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其实,他们哪里也配姓赵?

    自打“夷语”改称“方言”,倒是没听说鬼子们有什么意见,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这是“春秋笔法”,他们不懂的。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还是低了一等,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在玩弄词藻讲究名分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中央的话语就是官话,也就是国语。官话和国语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过那时叫“雅言”。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语言。因为那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则相互之间要沟通,要交流,要朝聘会盟,要勾肩搭背各怀鬼胎去打这个打那个,便约定都以周王室的语言为政治外交场合的正式通用语言,这就是“雅言”。雅,就是雅正、规范。那么,谁来规范呢?诸侯们是没有资格的,有资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样,谁需要把话说得一本正经呢?庶民们是没有这个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会是诸侯和大夫。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语言,也就是官话。

    不过,那时的官话称作“雅言”,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华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国(中央之国)。认真说来,这华夏中国的雅言,在当时也不过只是诸国国语中的一种,只因为它为“天下共主”所有,这才成了“国际通用”的官方语言。因此,等到天下一统,没什么“国际关系”了,雅言也就作废,而代之以“官话”。官话就是官场中人说的话。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员都要说这种话,所以叫官话。

    官话之所以叫官话,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这也不奇怪,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谁也不轻易往外跑,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会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娶媳妇,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普通话”,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起话来,也如鸡同鸭讲,那还成何体统?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乌”,将军以为“无”,岂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礼”,还得“说此话”。清廷更是明文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做官就更谈不上。这下“南蛮鴃舌之人”可就惨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中国的中央政权,从来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甚至是北京话。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难怪俗谚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投资是“投机”,虾饺是“瞎搞”,“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让北方人一听,就是“坐在床头看娇妻,越看越美丽”。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但还是会把“粉红凤凰飞”说成“哄(上声)红哄(去声)黄灰”。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过来,改调也没有用。普及官话,并不那么容易。

    四、谁跟谁学

    一般地说,官话也就是国语,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国语”是满语,汉语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亲帝胃,都要学“国语”;重要公文,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然而这“国语”仍然未能普及推广,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

    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它和政治,和经济,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粤籍议员人数多,当真搞“民主”,没准会通过,幸亏被“国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仍定为北京话。要不然,当官的都得学粤语,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课本上尽是些诸如“咁”、“叻”、“呒”、“乜”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现在怎么样呢?没谁动员,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单啦,谁不说谁老土。照这样下去,再过些年,定粤语为国语,说不定“哇”的一声就通过了。

    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从古到今,两千多年了,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哪有普及“商话”的?学什么粤语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实,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哪个地方财大气粗,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粤语成为时尚,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富了起来,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从广东登陆,然后再大举“北伐”。再说香港也说粤语,内地人没去过香港,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是阔佬,会说粤语,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不“土”。

    不过,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业余华侨”,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为时尚的。别看现在香港、广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广州”,而叫“小上海”。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一只鼎”,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那时,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高等华人”的标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粤语?土不拉叽的,算老几!

    可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上海话吃不开了,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这可真是谁有钱谁是大爷。

    其实,犯不着骂谁是“势利眼”、“跟屁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语言也一样。就说上海话,也并非一开始便是“高等华语”,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上海,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一度“视华亭为重”。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华亭县志》述及方言时,都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可见,这个时候,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谁说上海话谁老土,说嘉兴话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兴话又不时髦了,时髦的是苏州话。因为苏州经济发达,富甲一方呀!于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没嘉兴什么事。民国以后,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又没苏州什么事了,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伲”或“我伲”的,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老板爱说的话,大家也都乐意仿效。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埋单”,大家也就不说“结账”。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伲”了,再说“我伲”,就老土了。再后来,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比宁波还老板,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宁波人”。

    这就叫“谁财大,谁气粗”。比方说,苏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没有。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干活”,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其实,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就连嘉兴话、苏州话和宁波话,后来也不再是时尚。后来成为时尚的,是由嘉兴话、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江北话甚至广东话,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话”,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也不一码事。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随波逐流”。它总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谁靠拢和看齐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权有势的地方。或者说,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也许,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么大地盘和势力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政治上,北方几乎一直是“大爷”。

    五、多样与统一

    在粤语文化大举“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粤语的。

    北方人管粤语叫“鸟语”,说是听起来像鸟叫。广东人比北方人少,就没敢说北方人说话像驴叫。想想广东人也真是可笑,他们把五岭以北的人统统叫做“北佬”,包括湖南人。其实湖南人哪里会是“北佬”?明明是“南蛮”嘛!他们当中固然有说西南官话的,算是说北方话,但“正宗”的湖南人说湘语,湘语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种,何况不论说西南官话的,还是说湘语和赣语的,都吃米,很少吃面。湖南人实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湖南也是很牛逼的,就像广东现在很牛逼一样。近百年来,湖南这地面上领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铭基。再往前,曾国藩也算得上是举足轻重,但湖南话成不了国语。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选国语,也不投湖南话的票。

    湖南话怎么就不能当国语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听,远不像北京话那样神完气足字正腔圆。即便湖南的官话长沙话,比起北京话来,也土得掉渣。不是长沙话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因为长沙从来就没有当过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一个不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为国语基础的。

    南腔北调的成因也大约就在这里了。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统一王朝京城的迁徙,大约是东进北上,转来转去,总在北纬34度以上,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黄河以北。如果跑到长江以南,那就糟糕,只能叫“偏安”了。所有的臣民,都会盼望那“王师北定中原日”。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则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只有半壁江山,甚至半边都没有。比如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还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说也罢。定都北方,则往往都能长治久安。比如汉,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明政权本来也是在南京的,后来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运就很难讲。

    北方总是趋向于统一。统一中国的,也总是北方人,或者从北方开始,南方则总是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包括说话。北方也容易统一,沃野千里,一马平川,站在高处喊一嗓子,大伙儿就全听见了。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不像南方,坑坑洼洼,曲里拐弯,到处是崇山峻岭,到处是江河湖泊,重重叠叠,云遮雾障,想抓个俘虏都不容易,人一闪就没了影儿,你上哪儿找去?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没了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劲儿,拉拉扯扯,纠纠缠缠,没完没了。等到好不容易打下来,也就不再有进行文化统一的雄心壮志。只要南方人挂了降旗服了软,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过去怎么过日子,今后也还怎么过日子;过去怎么说话,今后也还怎么说话。哪怕是说“鸟语”,也不管不问了。不这么着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只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只能要求官们在官场上说官话,管不了他们在家里面说土话。

    于是统一的北方就有了统一的语音,松散的南方则继续七嘴八舌。前面说过,北方方言内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北方方言四大块,华北、西北、西南、江淮,这是现代的分类。隋唐宋金时,北方方言却是汴洛(中原)、燕赵(河朔)、秦陇(关中)、梁益(巴蜀)四类,可见北方原先也不怎么统一,但后来汴洛和燕赵先统一了起来,成为北方方言的代表—华北方言,而且又占领了东三省。秦陇变成了西北,梁益变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后发展的,它们与“正宗”官话(华北方言)的分歧,顶多也就是这三个次方言区中人,可能会男、蓝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资、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比方说,把“男裤子”说成“蓝裤子”,把“是十九路”说成“四十九路”。其他,也就是调门的事了。

    南方方言就复杂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比如一个南方学校的校长宣布:“教职工开会,家属也参加。”在北方人听来,便可能是“叫鸡公开会,家畜也参加”。光是听不懂倒也罢了,有些南方话,就连写出来也是看不懂的。比如“伲拨俚吓仔一跳”,“佢分一本书??”,“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会着”,你懂吗?其实它们分别是苏州话“我被他吓了一跳”,客家话“他给我一本书”,广州话“我被狗咬了”和闽南话“你看得见吗”。这种说法,不要说北方人不懂,南方其他地方人,也未必懂。

    南方方言腔多,调也多。普通话只有三十九个韵母,闽南话却有七十五个,比普通话多一倍;粤语也有五十一个。当然,它们的声母要少一些,但发音却极难。声调呢?普通话四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吴语八个,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赣语六个,平声和去声分阴阳,上声和入声不分;客家话也是六个,平声和入声分阴阳,上声和去声不分;闽语七个,只有上声阴阳不分;粤语声调最多,不但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而且阴入还分上下(上阴入和下阴入),一共九个,有的地方还有十个。难怪北方人一听到南方话,尤其是听到粤语闽语,就一个头有两个大——人家声调就有你两个多嘛!

    这大约就是所谓南北之别了:北方求同,南方存异。所以八大方言除北方方言外,吴、湘、赣、客家、粤、闽(闽南、闽北),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鲁、川、苏、粤、湘、浙、徽、闽,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总是比北方丰富多彩。

    南方多样,北方统一。

    六、再说南方

    多样的南方总是有些北方人听来稀奇古怪的词汇,比如饭蚊子(苍蝇,湘方言)、拜东莲(向日葵,赣方言)、红毛灰(水泥,客家方言)、菠棱菜(菠菜,闽方言)。南方人说话也总是和北方人相颠倒,比如闹热(热闹)、欢喜(喜欢)、连牵(牵连)、紧要(要紧)、人客(客人)、挤拥(拥挤),甚至风台(台风)、鞋拖(拖鞋)。这种“颠倒”的说法,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尤甚。至于把公鸡叫做鸡公,母鸡叫做鸡婆,在南方相当普遍。由此及彼,还有鸭公(公鸭)、鸭母(母鸭)、猫公(公猫)、猫母(母猫)、犬雄(公狗)、犬母(母狗)、猪牯(公猪)、牛牯(公牛)。

    反正,南方总是和北方反着来,对着干。

    事实上南方在文化上总是和北方分庭抗礼。和北方动不动就逐鹿中原,喜欢把东西南北都打通了连成一片相反,南方似乎更向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这话是老子说的。老子是南方人,他的理想,大约也就是南方人的理想。所以在南方,常常隔不了几里地,语言就不通了。比如莆田、仙游,北距福州,南距厦门,都不过一箭之地,但莆仙话和福州话、厦门话就两样。厦门话和福州话,自然更是互不相通,于是,仅福建沿海一线,就弄了个“三国鼎立”。

    不是南方人反对统一,而是认为那统一应该是“多样的统一”。再说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一样的中华民族,何况咱们南方的“炎”还排在你们北方的“黄”前面,干吗非得由北方来统一南方,连说话都得学北方话不可?说起来南方人心里也是有点不平衡,八大方言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人贡献多大?可一说起民族,汉满蒙回藏,倒都成北方的了,南方连五分之一都没有,有这么做事的吗?

    这里面确实有些历史的恩恩怨怨。历史上南北之间是很有些战争的,而打起仗来也差不多总是南方受北方欺负。楚,是被北方的秦灭掉的;吴,是被北方的晋灭掉的;陈,是被北方的隋灭掉的;也曾灭过南唐、南汉的宋,则被更北方的元所灭。元人灭宋,把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方人成了“四等臣民”。

    南方低人一等,从炎黄时代就开始了。黄帝大约是北方人,北方一马平川,最适合车马奔走,发明了车子的黄帝便号称“轩辕氏”。炎帝大约是南方人。南方草木繁茂,最适合作物生长,尝遍了百草的炎帝便号称“神农氏”。当时更南边的还有九黎族,统率九黎的是蚩尤氏。炎黄联手打败了蚩尤,被俘的九黎族人便成了“三等臣民”,叫“黎民”。我们现在老是说“黎民百姓”,其实“黎民”和“百姓”不一回事,黎民是贱民,百姓是贵族,后来才混为一谈。

    镇压了九黎族的炎黄二族后来又“窝里反”,南方来的、会煮汤药的炎帝终于打不过武装到牙齿、又有“坦克”的黄帝,于是,打赢了的黄帝坐北朝南,成了华夏正统,战败了的炎帝不知去向,其散兵游勇大约流窜到南方蛮荒之地,成为“南蛮”。

    从此但凡有战争,便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而且都是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南方往北方跑的,没怎么听说过。因为战争总是从北往南打,所以哪怕是黄帝家的“凤子龙孙”,碰到了更北边来的“虎狼之师”,也只好往炎帝家跑。比如“五胡乱华”时,就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中原汉人跑到了南方。南宋时,连皇帝也跑来了。客家,也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近的跑到了江西,远的跑到了广东、福建。赣语、闽语、客家话,就是这些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创造”出来的。

    离乡背井,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虽说是“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心里却是不服。不服,才不肯就地求和认输,俯首称臣,才要往南边跑,一心琢磨着东山再起。即便不是什么残兵败将、遗老遗少,南迁也是不得已。因此心里憋着一口气,发誓要让祖宗开创的文化薪尽火传,至少,那话音不能变了,这就叫:“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

    所以,你别看南方方言不咋的,土,听起来有股子地瓜味儿,认真说来,不少是咱们老祖宗的话,正宗的华夏“雅言”。隋唐以前,今天声母是d,t的,和一部分声母是zh,ch的,都混为一谈,全都读成d和t,也没有唇齿清擦音f。中古以后,就分开了,也有了f。只有闽方言,依然故我,d,t和zh,ch不分,也没f。比如“饭”,闽南话声母读b;凤,声母则读h。又比如“猪”,福州话读dü,厦门话读di,都是以d为声母。这就是古音了。因为上古时,“者”也是读du的。所以那些以“者”为偏旁的,比如都、堵、赌、睹,现在仍读du;另一些则和“猪”一样,改读成zhu,比如诸、褚、诸、槠、煮、著。改了的新潮,没改的古朴。闽方言没改,因此闽方言古朴。

    南方方言中的词汇往往也很典雅古朴。比如面(脸)、目(眼)、食(吃)、饮(喝)、行(走)、曝(晒)、索(绳子)、翼(翅膀)。有些词汇或说法,简直就跟“出土文物”似的。比如“锅”叫“鼎”,“一瓶酒”叫“一蹲酒”,“一窝老鼠”叫“一窦老鼠”。这些古色古香的语言主要出现在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中,因为这三个方言区的先民,不是南下的“难民”,就是南下的“移民”,其所移居之地,又“天高皇帝远”。结果他们的语言,也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虽说并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至少也是唐宋遗韵,充满着文采风流。当然,同时也难免沾染了壮侗,杂揉了蛮僚(读如老),更不大容易听得懂了。

    七、再说北方

    北方就两样了。

    北方从来就是汉胡杂处之地,北京更是如此。在历史上,它是汉民族王朝的“北京”,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南京”。南人和北人,汉人和胡人,龙争虎斗,舌剑唇枪,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一拨来了,那一拨去了,各自的文化积淀了下来,融会成一种多元共存又浑然一体的东西。人也变了,尽管五族共和,天下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但认真说来,却并不都是“炎黄嫡系”。北方那边,鲜卑、契丹、吐蕃、突厥、女真,什么人都有。他们也要通婚、联姻。娶的娶了,嫁的嫁了,血统都变了,还说什么语言?就算都说汉语吧,说出来也不再是原来那么回事。少数民族说汉语总是有点“洋泾浜”的,但如果大家都洋泾浜,洋泾浜也就成了正宗和正统。

    所以,北方方言不但不古朴、纯正,而且简直就是“八国联军”。今天的北方话,可不是当年“华夏雅言”一脉相传直线发展的产物,甚至不是纯粹的“汉语”,里面还有北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的成分。什么满语、蒙古语、朝鲜语,都有,没准还有突厥语。就说北京话,虽说是当今咱们汉民族的“官话”,或官话的基础,其实是个“联合国”。胡同是蒙语,埋汰是满语,尕儿是陕西话,嘎子是上海话。陕西人管钱叫尕儿,北京人也跟着这么说;上海人说“戒指”,北京人听起来像是“嘎子”,结果戒指便变成了嘎子。

    北方方言为什么是“八国联军”呢?因为北方趋向于统一呀!这就多少得付出点“代价”。统一中国并不容易,中国地太大,人太多,东西南北,七嘴八舌,谁也甭想一口就“通吃”了。你要别人将就你,你也得将就将就别人。不能将就,就只好打,打到最后,也只好妥协。你让一点,我让一点,或者你多让一点,我少让一点。

    何况统一也不光是靠打仗,更要靠文化上的磨合和整合。你磨磨我的棱角,我改改你的脾气,两下里这么一磨合,共同的和认同的就留存了下来,差异太大的,也就渐次消亡。就算留了下来,也得变味儿。所以文化整合的结果,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变成我,我变成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话就是五湖四海东西南北相互磨合将就的产物。所以北方话内部分歧小,语法结构差别不大,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这也不奇怪,彼此之间要妥协将就嘛!既然要相互迁就,就不能太固执,得尽量靠拢才行;也不能太复杂,得尽量简便才行。什么浊塞音、浊塞擦音,发音太困难,都改成清塞音、清塞擦音算了。吴人不改,就随他说去。辅音搞两套,一套b,d,g收尾,一套m,n,ng收尾,太哆嗦,有n和ng两个也就凑合。粤人、闽人不嫌麻烦,也悉听尊便。至于声调,就别弄那么多了,七个八个的,谁记得住?四个足矣!也别再弄什么入声字,别别扭扭。再说平、上、去、入,仄声占了三个,也戒多了点,还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为好。平仄各半,平起平坐,谁也没意见。南方人要保留入声,也好,诵读起古典诗词来更有味道。咱们北方,就简单点吧!要统一,就不能斤斤计较,得大而化之才行。

    不过靠拢归靠拢,不等于投降;简便归简便,不等于单调。相反,既然云集了东西南北中,汉满蒙回藏,唐宋元明清,只有更加丰富多彩,岂有单调之理?简便又丰富,又岂有不广泛应用之理?于是北方话便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中北京话又最牛逼。它的语音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这一下,北方话可就了不得了,大有称霸全国之势。我们知道,文化之所以叫“文化”,就因为它总在变化。或者被同化,或者被异化,反正得变化。谁让谁变?谁变成谁?一般地说,总是强势的让弱势的变,或弱势的比强势的变得多一点。比如入关以后的满人,虽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可他们在文化上是弱势,结果就被汉文化同化。当然,汉人也向满人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好生、外道、敞开、咋呼、巴不得、不碍事、悄默声儿,都是满语。帅、牌儿亮,也是满语。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北京土语中的满语》一书中有考证。

    优势无非三种。一种是政治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还有一种是文化上的。经济上北方不好和南方比。湖广熟,天下足,江南鱼米之乡,历来是繁荣发达之地,富甲一方。文化上也不好讲。自古江南多才子,两湖也不含糊,唯楚多才。为中国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南方人不比北方人少,二十世纪就更是如此。政治上不用说,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都是南方人。文学这边,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北方也就贡献了个老舍。

    北方的优势主要是政治上的。万岁爷、宰相府,中央机关各部院都在北方,各地地方宫也都是从北方往南方派。他们要说官话,打官腔,就不能坚持再说“鸟语”。于是“南北之争”就变成了“官民之争”。中国在历史上可是个“官本位”的国家,“民”岂能斗得过“官”?政治上的优势再加自身的优越性,北方方言自然风卷残云般地便占有了使用汉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占领了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

    北方又赢了。

    八、南征北战

    就在北方方言从华北大本营出发,大举北上(东北、西北)南下(西南、中南)的同时,南方方言也在节节败退。

    南方方言区,主要在江南、华南,以及东南沿海一隅。就这么一点点地盘,也不容易守住。西晋末年以前,江南一带是清一色的吴语区,建业(南京)更是吴语重镇,可是后来呢?南京也好,镇江也好,当涂也好,都变成北方官话区了。因为王室南移,偏安江左了呀!别看这些北方士族和流民是避难来的,来到南方,依然“倒驴不倒架”,不但不跟着南方人学南方话,还要看不起南方人。士族之间,必须说洛阳话,就像当年俄国的贵族见了面必须说法语一样,谁不说谁没面子。东晋宰相王导,为了笼络南方士族,常常说一点吴语,竟被北方士族耻笑,说王导的本事也就是会学鸟叫。南方人原本可以抗议的,但一来民告官总是告不赢,二来北方人也太多。建业(南京)城里不用说,京口(镇江)和姑熟(当涂)也变成了北方移民的“侨乡”,分别叫“南徐州”和“南豫州”。你想这南京变成了洛阳,镇江和当涂变成了山东和河南,那江南还是江南吗?所以现在的宁镇方言,和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的吴侬软语,竟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吴语也不是没有“反攻倒算”过,比如它也曾北上侵入江北的南通、启东、海门、靖江、如东五县,但那是后话,也是特例。通例则是南方人也好,南方话也好,都往更南边跑。吴语也一样,先是从吴国的苏州、无锡和越国的绍兴、诸暨这两个中心往苏南、浙北扩张,后来又跑到浙西、浙南,最后干脆跑到福建,成为闽语的渊源之一。吴语一跑到福建,就安全了,不像在江南时那样老是被别人同化骚扰,所以吴语的原始特征,不保留在吴语里,反倒保留在闽语中。

    闽语也好玩,它也往南跑,不过是跳跃式的。比如闽南话,先是“流窜”到潮汕地区,然后沿着粤东海岸往前跳,跨海的跳到台湾,走陆地的一路跳过广东,一跳跳到海南岛去了。如今海南岛一大片地方,说的居然是闽南话,而这两个闽南语方言区之间,竟隔着一大片粤语区和一片客家方言区。

    客家也跑了好几次。客家方言在两宋之际定型以后,又从赣南闽西出发往别处走,弄得南方一百多个县都有客家人,也都有客家方言岛。吴楚分界之处被赣语一刀插进,湘语则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里。面对北方官话的咄咄逼人之势,南方本来就招架不住,哪经得起这么折腾?结果弄得跟藩镇割据似的。就连北方官话随着移民南下,也都各自“走失”,有的融入闽粤,有的变成客赣。

    这就是南北之别了,北方方言是扩散的,南方方言则是流窜的。扩散的结果是相互融合,流窜的结果则是各自为政。所以,就外来语与原住民土语的关系而言,北方有点像水和面,南方有点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开始也一塌糊涂,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兑起来,你就是再搅和,那油珠子还在水面上漂着。难怪南方有那么多孤苦伶仃的方言岛。比如南宁市区讲粤语,郊区却讲平话(宋朝时平南军讲的山东话)。苏南的溧水县也很有趣。吴语和官话的分界线从这个县穿过,结果溧水人就喜欢听两种戏:一种是吴语系统的锡剧,一种是官话系统的黄梅戏,对越剧则不感兴趣。海南岛南端的崖县更好玩,一个小小的崖城镇,居然讲三种话—闽南话系统的海南话,粤语系统的“迈话”和北方方言系统的“军话”。福建境内,则有浦城县北的吴方言,南平市镇的土官话,长乐琴江的旗下话,武平中山的军家话,真是五花八门。

    不过,说南方话是水和油,还只是横向地看,纵向地看则像鸡尾酒,一层一层的。比如闽南话中,不少字都有三种读音,一种是秦汉音,一种是南朝音,一种是唐宋音。这三种读音,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却又都存在于闽南话当中。结果石头的石不等于石砚的石,它们也都不等于石破天惊的石;草席的席不等于筵席的席,它们也都不等于席卷全球的席。福州话也是,高悬的悬不等于悬落的悬,它们也都不等于悬空的悬。这就有点像日语,一个当用汉字,好几种读音,谁记得住弄得清?难怪北方人一听闽语就头疼,觉得与其学闽南话,不如再学一门外语。

    这就又和北方不一样。北方话就像饺子馅,虽然也有多种成分,可全都混在一起,分不出来;南方话却像千层饼,一层一层,清清楚楚。北方融合,南方积淀。

    当然,北语也有层次,南语也有融合,层次是历史分析的结果,融成一体是直接的现实。北方话也不是不搞串连,它也满世界乱跑,甚至还有跑丢了的。香港电影刚进来那几年,听剧中人一口一个“老公”,大家都觉得新鲜,跟着学。其实这是北京话,元代就有的,元曲《酷寒亭》里就说:“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远做夫妻,可不受用。”《竹坞听琴》里也说:“我教你弹琴,正要清心养性,倒教你引老公不成。”然而现在却把它当香港话学,这可真是“出口转内销”了。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朝秦暮楚”。过去是北方的,现在变成南方的了;过去是人家的,现在变成咱们的了。因此,我们还得和它算一算老账,揭一揭它的老底,看看它是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