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四七年冬天（民国三十六年），绥远省派来了一位革新干事，他到村里来主要是摸情况。
一九四九年，绥远省解放了。
一九五一年实行土地改革（简称土改）。
土地改革之前，我有土地60亩，有其他公田地47亩，正常年景平均产量120斤。当时家里有五口人，口粮、籽种共需要7300斤，能卖粮食3300斤，缴纳农业税和水费共2000斤，能剩余粮食1300斤，收入130块钱。
每年也卖牲口，收入一百多块钱，共能收入二百多块钱。
有羊二十多只，3条牛，3匹马，两头毛驴。牲畜、农具齐全，只是在农忙时与需要别人互助劳动。
土地改革的首要工作就是给每家每户定成分，把每一户按照富裕程度划分为三、六、九等，越富裕，越狗熊，越是坏人；越贫穷，越是英雄，越是好人。
当时，按照拥有土地、农具、牲畜的多少，以及雇佣长、短工人数、时间等依次划分为地主、富裕富农、富农、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
被确定成分不同，待遇也不同。
全村当时被定为地主的有：李占峰、李生、赵和碧、樊国荣、杜七、苏治国、贾伟、苏觉。杨中山被定为富裕富农。
当时定地主、富农以剥削量计算，即前三年每年雇佣一个长工，每个长工雇佣四个月以上就可以定位地主。
那阵子，白天下地，黑夜开会。最初开会是全家人一个也不能少下，到中间却全家一个人也不让参加。我每天黑夜睡不着觉，就坐着抽烟，担心，真担心他们定错了我的成分。
后来，经过了结核实，我们都直接参加劳动，虽然也雇佣人，但“剥削”量上不去。
最后，我和老大、老五都被定为一般中农，即中中农。中农可以参加分配“胜利”果实。我分得一张木锨。
划定成分，在当时就是天大的事情，因为这一定，就确定了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是人民的朋友，还是人民的敌人，确定了你的社会身份是轻还是重，是属于大众，还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一定，可能就是终身，它会左右一个人的命运。
其实，这一定几乎影响了我们祖孙三代人的命运。爷爷怎么能不担心，就这样一次人为的认定；从此，因为家庭出身纠缠不清，无论政审、当兵，还是出门远行，都要填写“家庭出身”。
每次政治运动还要对我的成分进行折腾，而且，几乎年年有政治运动，好在经过数十年的政治运动，反复折腾，最终还是“定为”中农。
所以，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虽然没有像贫下中农那样因出身贫穷而感到光荣，但也没有因出身中农家庭而感觉丢人；基本没有因中农出身而阻碍工作前程。
凭着优良的人品，爷爷曾受到乡村的重用，儿孙辈入团、入党、提干、评选先进等，待遇基本公正。
中农，其实就是物质生活水平属于中等的农民家庭，处于上下之中，多好的事情，中庸、平稳。
但几十年来，这个中农成分，让我们一家并不轻松，很多时候还非常沉重，正如一首歌长出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心声”：“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共产党领导咱们闹革命……”
听到了吧！这里面没有我们中农，也就是说，中农还不能被充分的信任。当然，毫无疑问，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别人也不敢把中农怎么样。不过，中农得夹着尾巴做人，稍有不慎，机会让别人有机可趁。
53.初定成分 心情很难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