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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太祖、太宗(中)



更新日期:2021-05-24 + 放大字体 | - 减小字体 本书总阅读量:

  说起来似乎齐东野语,而确为实情,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清太宗一部《三国》败明朝。这部《三国》还不是陈寿的《三国志》,而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满洲之有文字,始自万历二十七年,系蒙古文的改良。最早译成满文的少数汉文书籍,其中就有一部《三国演义》。太宗熟读此书,且颇以自矜;他的用兵,自战略至战术,往往取法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计杀袁崇焕,则脱胎于"蒋干盗书"。兹接前续引《东华录》如下:

  先是获明太监工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工人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

  《东华录》据清朝官文书所记如此;再看明朝方面的记载如何,仍引《石匮书》袁传以见当时的情事及舆论:

  崇焕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北骑果于遵化入口。

  按:张岱此传可取,即在叙事公正,并不因为其时对袁崇焕皆曰"可杀"而一笔抹杀。袁崇焕料敌如神,既已提出遵化单弱的警告,兵部即应事先防范;而留难不予王威,全然不符当日平台召见,事事应手的许诺,则追究北骑入口的责任,全在"本兵"。应斩者实为王在晋,而非袁崇焕。

  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北骑至蓟镇,与崇焕兵遇,不战,离城数里扎营。次早直趋京师,崇焕尾其后,亦至京师城下,即上疏,请入城养病,俟病稍痊出战。上不许,召崇焕陛见,劳以裘帽,即命归营。是日北骑绕城北,山海总兵满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骑袭之,大败,全军覆没。满桂侄杀入阵,救出满桂。满桂创重,伏马上驰出城,至城下,请入陛见,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上犹未信,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利,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弹药)者。

  以上所记,得诸传闻,颇有失实之处,如谓袁崇焕奏请"入城养病"云云,已涉于离奇;以下所记,亦复如此: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焕面议军事。崇焕欲不往而难于辞,乃以军中见疑,请以二中使为质;上即以二中使留质军中。崇焕陛见,即命满桂与之面质,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拉之下跪,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上命锦衣卫堂上官拿送镇抚司,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谓袁崇焕不敢陛见,以及见满桂色变,皆为必无之事。满桂并未"全军覆没",创亦不甚重;否则,崇祯不致"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事实上是袁崇焕与祖大寿同时奉召陛见,事先毫无迹象显示此去有何危险,因此召对时骤缚袁崇焕,使得祖大寿股栗无人色。既退,闻山海关、宁远将卒不肯受满桂节制,祖大寿乃引所部兵出山海关。如关宁将卒愿受节制,以祖大寿的本性而言,还是会跟满桂合作,共御北骑。及至祖大寿既奔,满桂营于永定门外,为清兵所破,满桂战死。

  其时已复起孙承宗督师,驻通州收容溃卒。当务之急自然是安抚祖大寿,孙承宗与袁崇焕皆于祖大寿有恩,因而孙承宗请袁崇焕在狱中作书,召祖大寿听命于孙承宗,仍遣出关守锦州,关外局势暂时可以稳住了。

  关内则永平沦陷,由阿敏领重兵驻守,其余清兵于崇祯三年二月退回奉天。五月,孙承宗督师攻复滦州,阿敏怯敌不敢赴援,屠永平官民,偕迁安、遵化守将弃城而遁,孙承宗部将张春追击,斩获甚众,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皆复。阿敏则因此被罚,免死幽禁,他与他的儿子洪可泰自关内所夺得的人口、奴仆、牲畜,俱给阿敏的胞弟济尔哈朗,镶蓝旗从此易主。时为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六月。

  八月间,袁崇焕被难。阉党本拟借此翻案,目标还不止于袁崇焕,而是借袁案株连钱龙锡。孟心史《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云:

  时阁臣钱龙锡持正,不悦于阉党。阉党王永光复用为吏部尚书,引同党御史高捷为龙锡所扼者。遂以龙锡与崇焕屡通书,讦议和,杀文龙为龙锡主使,并罢龙锡。时起用孙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焕。九月逮龙锡,十二月下龙锡狱。

  阉党借议和、诛毛,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谋更立一逆案,与前案相抵。(按:崇祯即位,整肃阉党,此案名为"逆案"。所谓"前案"即指此。)内阁温体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发自兵部,而兵部尚书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仅议龙锡大辟,决不待时。帝不信龙锡逆谋,龙锡亦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令长系。

  明年,中允黄道周申救外,而帝亦诏所司再谳,减龙锡死,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周延儒当国,尼不行。南渡后始复官归里卒。崇祯宰相五十人,龙锡尚为贤者,崇祯初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两人皆得罪去。崇焕则以边事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无余赀,天下冤之。

  按:崇祯即位之初,诛魏忠贤,定逆案,撤九边监军太监,罢苏杭织造,用钱龙锡、刘鸿训、来宗道等入阁办事。来宗道虽有"清客宰相"之称,钱、刘则皆为不附魏忠贤而于天启朝见斥者。崇祯初政,确有一番清明气象;所惜除恶不尽,且乏知人之明,于是温体仁值经筵,周延儒为礼侍,而刘鸿训不旋踵罢去,逆阉流毒复起,可为扼腕。

  袁崇焕死得很惨,《石匮书》本传:

  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手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此段记载,似有言过其实处,但必有其事,则毫无可疑。其家属在辽者,流贵州;在籍者,流福建。史书皆谓其"胤绝"。乾隆四十八年,高宗手诏查问袁崇焕后裔下落,广东巡抚尚安查奏:"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之子入继为嗣,见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后蒙恩得授峡江县丞。

  民初东莞人张江裁作《东莞袁督帅后裔考》,据云:袁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先匿民间,后依祖大寿,其子名文弼,以军功编为宁古塔正白旗汉军,后居黑龙江瑷珲。传七世而有弟兄三人,其季名世福,即富明阿,咸丰六年官至副都统,从钦差大臣德兴阿辗战江南,为满洲名将,光绪八年卒,年七十六,官至吉林将军。富明阿多子,长子寿山、六子永山皆显达,但惜隶于旗籍。袁崇焕地下有知,不悉其为欣慰,抑为遗憾。

  ***

  袁崇焕一死,最大的影响是不复再能用祖大寿。《清史列传·贰臣传》记祖大寿云:

  (崇祯)三年正月,大兵(按:指清军)克永平,下迁安、滦州,各留师镇守。(孙)承宗檄大寿率兵入关规复……四月,大寿同总兵马世龙、杨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等袭滦州,以巨炮击毁城楼。我兵在城中及永平、遵化、迁安者,皆不能守,弃城出关而归。大寿仍镇锦州。

  能"以巨炮击毁城楼",则城何可守?阿敏弃四城而遁,事非得已,于此可知。太宗命阿敏守蓟州四城,实为借刀杀人之计。欲除阿敏的动机,早肇于太祖新丧之际。《东华录》崇德八年八月,召责阿敏旗下大将傅尔丹时,追述往事云:

  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等至,谕以阿敏(云云),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由是不复与闻。"

  阿敏请率本旗出藩,即有不愿臣服之心,迟早必成肘腋之患。济尔哈朗幼育于太祖宫中,小于太宗七岁,情谊如同胞,故太宗思夺镶蓝旗予济尔哈朗,为理所必至之事。蓟州四城本由济尔哈朗占守,两个月后,命阿敏接防,以其时祖大寿由孙承宗慰抚,将领兵入援,事先遣谍潜入永平侦察,为清军所获斩于市,乃知锦州明军将入关。祖大寿威名素著,因以阿敏代济尔哈朗,借攫其锋:胜则损其实力,败则以此为罪。其为借刀杀人,情势显然。

  收复蓟州四城后,孙承宗逐渐整顿防务,由关内扩及关外,崇祯四年七月,命祖大寿筑大凌河城。大凌河在锦州以东,在此筑城,即为向前推进,是采取攻势的明证。太宗自不容此城之成,自率主力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而以德格类等率偏师出锦州以北的义州,遥为呼应。八月,师至城下,城内军民工役三万余人,粮食是一大问题,太宗因定长围之策,兵分十二路,南北东西每一面三路,大将在前,诸贝勒、台吉在后,佟养性率包衣跨锦州大道而营。其时清军已有红衣大炮,命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即由佟养性督造,亦由佟养性为炮兵指挥。围城的工事,规模浩大,据《清史稿·祖大寿传》:

  周城为壕,深广各丈许;壕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营外又各为壕,深广皆五尺。

  因此,朽山、锦州两路援军,都未能到达大凌河城。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祖大寿的姊夫。吴三桂为祖大寿的外甥),合军七千人赴援,亦为太宗亲自领兵击退。

  太宗长围的目的,不在得地而在得人。一则曰:"(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二则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俱见《清史列传·祖大寿传》)尤以生致祖大寿为志在必得,所以设围之初,即再次致书招降,第二通中有这样的话:

  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唯望将军指示。

  这不仅是请祖大寿当他的"军师",直是请祖大寿发号施令。这当然是从《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得来的灵感;而此后之善视祖大寿,则参用曹瞒之于关云长的故智。当大凌城中"粮尽薪绝,杀人为食,析骸而炊",亦即是到了以人骨作薪煮人肉的地步时,祖大寿终于投降,事在崇祯四年十月。

  祖大寿初降,太宗与之行"抱见礼",亲以金卮酌酒慰劳,赠以黑狐帽、貂裘,明日用祖大寿策,奇袭锦州,《清史列传》本传载其事云:

  命贝勒等率八旗诸将及兵四千人,俱作汉装;大寿率所属兵三百五十人,以二更起行,趋锦州,炮声不绝,为大凌河城中人突围奔还状。会大雾,人觌面不相识,军皆失队伍,为收兵而还。

  如果没有这场大雾,我很怀疑,一入锦州,此作汉装的四千清兵,恐将不复再得回辽东。祖大寿始终无降清之心,此非我好做翻案文章,证以此后情况,事实确是如此。

  或谓:"然则先降之三千余人,包括其嗣子泽润、亲子泽洪、养子可法在内,又将如何?"我的答复是:祖大寿知道太宗不会因他的归明而杀此三千余人;果真屠杀,亦符大寿之愿,其部下终不为清所用。

  《清史列传》本传又载:

  十一月庚午朔,谕诸贝勒曰:"朕思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朝)别令人据守锦州,则事难图矣。自今纵还大寿一人,而携其子侄及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益。"

  此真是看得透,做得出。太宗与崇祯在位同为十七年,何以此胜彼败?最大的原因即在太宗真能知己知彼;而崇祯则既不知彼,亦昧于自知。本传续记:

  乃遣人传谕,询大寿曰:"今令尔至锦州,以何计入城?既入城,又以何策成事?"大寿对曰:"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徒步而来。锦州军民,俱我所属,未有不信者。如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再闻炮,则事已成,上可以兵来矣。"遂以其从子泽远及厮养卒二十余自随。既渡小凌河,舍骑徒行,遇锦州探卒,偕入城。越三日遣人至大凌河语其所属诸将曰:"锦州兵甚众,将从密图之。尔诸将家属,已潜使人赡养,后会有期。倘有衷言,即遣人来,无妨也。"于是上将旋师,赐敕大寿,令毋忘前约。大寿复遣人赍奏至,言:"期约之事,常识于心,因众意怀疑,难以骤举。望皇上矜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尤望垂盼。"上命毁大凌河城,携大寿从子泽洪等及诸将以还,优赉田宅服物器用。降兵万余,咸分隶安业。

  祖大寿初回锦州时,只言突围而出,但副将参将等高级将官投清,这件事是瞒不过的,辽东巡抚邱禾嘉密疏上闻。崇祯当然要杀祖大寿,却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羁縻;一面如清太宗之于阿敏,行一条借刀杀人之计。《清史列传》本传:

  唯以蒙古将桑噶尔寨等赴援不力,战败先遁,密令大寿歼之。事泄,桑噶尔寨率众蒙古,环甲三昼夜,欲执大寿来归本(清)朝。大寿慰之曰:"我视尔如兄弟,尔安得若此?"桑噶尔寨曰:"闻欲尽杀我等,图自救耳。"大寿曰:"杀我自必及尔;杀尔自必及我。"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辽东明军,杂有甚多蒙古部队,此即王象乾所优为的"行款",而在兵部夸张为"以虏制夷"的战略。观上引之文,情形是很明显的:祖大寿只带"从子泽远及厮卒二十余"回锦州,何能歼灭桑噶尔寨所率的"众蒙古"?又"事泄"者,当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放风"。祖大寿谓桑,"杀尔自必及我",则是已知为借刀杀人之计,为桑揭穿底蕴,自然相安无事。此一段记叙中有隐笔。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本传又记:

  敕使自京师召之者三,大寿语锦州将士曰:"我虽竭力为国,其如不信我何?"终弗往。

  有袁崇焕平台被缚前车之鉴,祖大寿何能上当?但从此数语中,可以推知祖大寿当时的心迹:第一,力竭投降,并非本心,仍旧希望能为明守边,甚至牺牲在满洲的亲属亦所不惜;第二,由"其如不信我何"这句牢骚,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犹未改,但可知其已无殉国之心。

  此后三年,清太宗致书,不报;多铎征锦州,则力拒。于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间又另是一个局面了。

  ***

  我以前谈过,所谓"天命"、"天聪",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汉文称号,究其实际,在天聪八年以前,国号为"后金",自称"金国汗";至崇祯八年,始定国号为"清",并建正式年号"崇德"。也可以说,在此以前,希望以山海关为界,划疆而守;在此以后,始决心进窥中原。而促成太宗此一决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尔获得了一方"传国玺"。

  走笔至此,先作一篇"传国玺考略"。按:"皇帝"一词,起于秦始皇;以故作为"恭膺天命"之凭证的玺,亦起于秦始皇,《太平御览》云:

  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因名之为"传国玺",但仅及二世;刘邦先入咸阳,子婴降于道左,此玺遂为汉得。明人刘定之作《玺辩》,述其源流甚详:

  汉诸帝常佩之,故霍光废昌邑王贺,持其手解脱其玺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与,后乃出投诸地,螭角微玷(按:玺为螭钮)。董卓之乱,帝出走,失玺。

  孙坚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术拘坚妻,得以称帝。术死,玺仍归汉传魏,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

  魏传晋,晋怀帝失位,玺归刘聪,聪死传曜。石勒杀曜取玺;冉闵篡石氏,置玺于邺;闵死国乱,其子求救于晋,谢尚遣兵入邺助守,因绐得玺归晋。方其未还也,刘、石二氏以玺不在晋,谓晋帝为"白板天子";晋益耻之。(按: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

  谢尚到底是否骗回这方秦玺,大成疑问;但自南北朝开始,"其间得丧存毁真赝之故,难尽究诘",直谓之秦玺已亡,亦非过言。

  自唐朝开始,"传国玺"改称"传国宝",为太宗所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隋炀帝萧后,自突厥奉玺归,亦非秦玺,而是很可能为永和年间所制的晋玺。至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废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则连晋玺亦亡。

  "儿皇帝"石敬瑭入洛,又制一玺,后世称为"石氏玺";契丹灭晋,明知此"传国宝"的来历,但对外不道破真相,辽兴宗耶律宗真试进士,且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命题。"石氏玺"后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乾河。

  至此,所谓"传国玺(宝)"者,共得三玺:

  一、秦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亡于南北朝。

  二、晋玺,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毁于后唐废帝。

  三、石氏玺,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辽末失落于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时忽有咸阳平民段义,献一青玉玺,谓即"传国玺",曾巩曾上表称贺,且改元为"元符"。事实上是"元祐正人"被排斥后,继承真宗朝奸臣丁谓的另一班奸臣蛊惑庸主的花样。朱子曾有《书玺》一短文:

  臣熹,恭维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时,盖未得此玺也。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矣!臣熹敬书。

  "绍圣"即哲宗于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后所改的年号。绍圣四年改明年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谓"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真是史笔。

  金兵入汴梁,得玺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义所献之玺。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死于察州,则连宋玺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处购得一青绿玉,四寸方,三寸厚,经监察御史杨桓鉴识篆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为即秦玺而进献。其实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传国玺"。此伪秦玺至元亡,顺帝挟之走沙漠,犹自夸"我有传国宝"。其后不知所终。

  至于清太宗所获自察哈尔一玺,非元顺帝挟以北走的伪秦玺,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为元顺帝走沙漠时所失落的玉玺。《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有元玉玺,交龙纽,镌汉篆曰:"制诰之宝。"顺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以蹄撅地,发之乃玺,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

  据此可知,由察哈尔发现的玉玺,非宋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传国玺"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

  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插汉",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

  科尔沁酋长姓博尔济吉特氏,亦为元裔,曾参加"九国联军"之役,其后化敌为友,和亲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尔衮、多铎的福晋,皆出此族,与清朝世为国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察哈尔为元顺帝嫡系子孙,所以酋长称"汗"。其时的林丹汗雄桀为内蒙七部酋长之冠,一向轻视满洲,且倚仗士马强盛,侵凌同族,与科尔沁更是极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笼络"西虏"以制"东夷"的"西虏",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满洲的大敌。

  天聪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静待祖大寿举锦州来降,暂无举动,因而用其兵攻察哈尔,林丹汗率师西遁,太宗降其部众数万,收兵而返,并未彻底解决。至天聪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询:"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都以为应先征明,但太宗一则不愿与祖大寿交锋,再则打算着相机攻林丹汗,所以沿长城西行,由龙门关入口,纵掠宣府一带,兵围大同,死伤甚众而无功。

  闰八月将班师时,有一意外喜事,《清鉴纲目》卷首《平定内蒙古》载: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

  八年闰八月辛亥,察哈尔国林丹汗……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众和硕贝勒等公议奏云:"天特赐皇上察哈尔汗窦土门福金,可即纳之。"上固辞曰:"此福金朕不宜纳,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以与之。"代善等复力劝上纳……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赐,上若不纳,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义而荒于色,臣等岂特不劝之纳,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纳则臣心欣悦,不纳则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纳,恐违天意,于是纳福金之意始定……护送福金多尼库鲁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欲庆之至矣。"

  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

  上纳察哈尔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谓大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尔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数次,代善对曰:"人虽名为大福金,但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闻察哈尔汗尚有大福金苏泰太后,待其至,我将娶之。"

  此"苏泰太后"即额哲之母,《蒙古源流》称之为"苏台太后"。而囊囊太后为"多罗大福金",满语"多罗"译成汉文为"理",此"理"字有多种解释,在此作"正式"之意。满蒙部落酋长多妻,辄称之为"福金",即汉语"夫人";而称"多罗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经过仪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纵非元配,亦为继配,所以太宗谓之"有名"。但既为元配或继配,年龄与林丹汗相差不远,老丑而又无赀,故代善不欲。而苏泰太后则太宗以济尔哈朗爱妻已亡,早以苏泰太后相许,他说:

  "先既许弟(按:济尔哈朗为太宗堂弟),后复与兄,是无信也。朕言既出,岂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谕数次,代善不从。时阿巴泰贝勒(等)闻之,奏上言:"此福金因无财畜,故大贝勒不娶。臣等若早闻许大贝勒之说,亦必劝止。此人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义稍有未协。意谓代善不欲娶囊囊太后,不妨听之;如早闻太宗有此意,亦必劝阻。此下有一段没有说出来,而太宗自能意会:囊囊太后虽老丑而无财畜,但她的名号在察哈尔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有异心,可利用为工具。因劝"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即为防微杜渐,预遏乱源之计。

  于此,我又别有看法:代善之不欲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无财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迹,小心谨慎而已。只看他推辞的理由,只因"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便知是托词。以后,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尔的三太后——伯奇、俄尔哲图、苏泰,由豪格、阿巴泰、济尔哈朗分娶。元玺即由苏泰太后带来,为额哲换得一个亲王的封号。

  察哈尔既平,朝鲜则于天聪元年,曾为二贝勒阿敏所败,订盟约为兄弟,力所能制,亦无后顾之忧,而又适得元玺,遂有中原之志。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

  既即帝位,当然要获得邻国的承认,遣使征聘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鲜之于明朝,始终不贰,至清初犹然;此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隶三韩,所以他是朝鲜的外甥。李朝各王,向来事明犹父;而明朝之于朝鲜,保护亦不遗余力。由于有此深厚渊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战争,《清鉴纲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亲率大军,再伐朝鲜,渡汉江,克其都城。(朝鲜王李)倧奔南汉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师出海,守风不敢渡;而太宗围南汉山城急,破朝鲜诸道援兵,获倧妻子于江华岛。倧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太宗见之于汉江东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鲜世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鲜既服,皮岛势孤,太宗遣兵与朝鲜夹攻取之。

  其时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管满洲,还是流寇,无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无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态度强硬。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出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子为质子。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操切从事杀毛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为桂王部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毛文龙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陈继盛代领部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部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口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流,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为"总兵",四出攻掠。明朝调动保定、天津、昌平三镇兵会剿,历时一年,劳而无功。

  因此,兵部定以辽制辽之策,将祖大寿在宁远的部队调进关,以祖大寿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吴襄两总兵率领,包围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决定投清,一面派人联络,一面调集战舰突围,过旅顺口为总兵黄龙所袭,至鸭绿江又为朝鲜兵所攻。与孔、耿同时起事者共六人:四"总兵",一"副帅"、一"副将"为父子,亦为创议造反之人,经此三番接击,不是阵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情事不可知,不过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达成了投清的目的,说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传》中,由乾隆定名的《贰臣传》,以为清效命、被难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当其天聪七年投清时,本传记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诸贝勒总兵驻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一切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招抚,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蹶之失,适闻痊可,大慰朕怀。"

  按:上引孔传,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须隔海的登州巡抚自陆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夺围出海,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东北即可,何以北驶经旅顺口,致为黄龙所邀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须了解,辽东在明朝,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与朝鲜交界,在疆域上都属于山东。入清以后,习惯上辽东改称关东,山东大汉自芝罘渡海北上入辽,称为"下关东";用一"下"字,即有关东仍隶山东之意。所以然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山东,辽东都指挥使,金州卫"下说得好:

  卫(金州卫)控临海岛,限隔中外……旧置运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铁山旅顺口,通计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自正德以后,旧制浸废;嘉靖中虽尝举行,而议者旋以奸民伏匿为言,复罢。

  夫创法之初,以辽隶山东者,正以旅顺海口,片帆可达登莱耳。乃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

  这是痛惜海运之废。当初的运道,自江苏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顺,总计一千一百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南北对峙,中间以一连串的大小岛屿,如链之联,并以区分为黄海与渤海。所谓"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链"之西的渤海为内海,而之东的黄海为外海。是故外舰一入渤海,即成内犯。清末李鸿章经营旅顺港,在国防的观点上,绝对正确,无奈亦是"修举无术"。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大凌河失守,则金州卫不保,旅顺落入敌手,直接威胁"片帆可达"的登州,所以孙元化不但在行政区分上有赴援的义务,在守土责任上亦有预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亦可从"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一语中去体会;大海茫茫,不循运道,自取航向,不说当时船舶设备之简陋,就是现代的战舰,亦不能贸然从事。

  自旅顺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属下二十五卫之一的海州卫,即今辽宁海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海州卫所属"梁房口关"云:"卫西南七十里,又东南九十里,即盖州也。海运之舟由旅顺口达者,于此入于辽河。"然则为今之营口无疑。又记辽河云:"在卫西南五十五里,自辽阳界流入,又南注于海,谓之三岔河。"是则三岔河即自辽阳入海的最后一段辽河。凡大川,上下游异名者,无足为奇;辽水自塞外迤逦南来,经铁岭、沈阳而至辽阳西南牛家庄驿(今牛庄)附近,纳太子河、浑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为三岔河得名的由来。

  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沈岭指抚顺关口的薄刀山而言。开元即开源。河东者,辽河以东之谓。辽东二十五卫,十一卫在辽河以西,即广宁及中左右共四卫,又前后中左右五屯卫,加义州、宁远两卫;十四卫在河东,即定辽前后中左右五卫,加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沈阳、铁岭、安东、三万等九卫。定辽五卫及东宁卫,均在辽阳附近,大致南满铁路自开源(安东卫)以下两侧之地皆是。当时精华所在,则为金、复、海、盖四卫,"并称沃饶,为之根本"。至于"三万卫",顾祖禹赞之谓"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又记其四至谓"南至铁岭卫百二十里",又谓安东卫在"三万卫治西南",安东卫治开源,是则三万卫应在开源东北,而南距铁岭百二十里,夷考其地,应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郑家屯,今为辽源,应为三万卫治北界,亦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地北境之限,因为东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在当时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辽河以西十一卫军食,除屯垦自给以外,不足之数可由关内补给,或由海道运粮至觉华岛屯储。辽河以东十四卫,则以辽河两岸泥淖三百余里,称为"辽泽",水势涨落不定,大规模的船运极其困难,隋炀帝、唐太宗伐高丽,皆搭浮桥或以车为桥梁。因此河东乏食,难望河西接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大水,辽督王忬(王世贞之父)请开海禁,以苏辽困;四十年,山东巡抚朱衡以海禁一开,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请复禁。此所以顾祖禹有"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之叹。如河东十四卫得因足食而不撤,则建州三卫,岂得猖狂?此亦清兴明衰之一大关键。

  现在回头再谈孔有德。他与耿仲明降清为天聪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见太宗,已见前引孔传。就在这个月,太宗遍谘大臣,征明、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何以早不问,迟不问,问在此时?即因从孔有德处获得两大助力,太宗始有决定战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根本谈不到征朝鲜。

  这两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骑射称雄,并无水师。天聪元年阿敏与岳托、济尔哈朗征朝鲜,其王李倧请和,阿敏不肯,而岳托与济尔哈朗密议,以和为宜,阿敏终被说服,原因即在清军无战舰,亦不习水师。如皮岛明军与朝鲜水陆夹击,断其归路,清军岂能幸免?现在有孔有德带来的战舰,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孔有德一军,旗帜虽以白镶皂,为镶白旗汉军,而号为"天佑军",明白表示天助其成之感。

  另一助力是由孔有德而获知旅顺的虚实。在此以前,清军最多只攻到牛庄,不敢再深入。因此,孔有德降清奉召赴盛京后,未几即随岳托征旅顺,大获全胜,因而导致尚可喜来降,《清史列传》本传: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于楼子山。崇祯初,可喜为广鹿岛副将,值皮岛兵乱,总兵黄龙不能制,可喜率兵入皮岛斩乱者,龙镇岛如故。及龙以旅顺之战死,沈世魁代,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搆可喜,诬以罪。世魁檄可喜赴皮岛。舟发广鹿,风大作,不克进;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侦得其情,叹曰:"吾家世捐躯报国,媢嫉者反欲挤之死地耶?"遂还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玉魁赴我朝纳款,时天聪七年十二月也。上遣使赍貂皮赉之。

  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邑,擒明副将二,合众数千户,携军器辎重,航海来归;命安楫于海城,赡给糗粮牲畜,并以我兵征旅顺时所获可喜亲党二十七人与之。四月诏至盛京,赐敕印,授总兵,军营纛旗以皂镶白,号"天助兵"。

  尚可喜及孔有德、耿仲明皆从征朝鲜,朝鲜既降,转攻皮岛,《清史列传·英亲王阿济格传》:

  (崇德元年)十二月上征朝鲜,令驻守牛庄。二年三月以贝子硕托等攻皮岛,久未下,命引兵(一)千往助,四月至军,令都统萨穆什哈率护军前进;都统阿山等率锐卒,乘小舟,疾攻西北隅;兵部承政车尔格督八旗及汉军、朝鲜等兵,乘巨舰逼其城;都统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从北隅督战。敌不能支,遂克皮岛,斩总兵沈世魁,败诸路来援之兵,俘户三千有奇,船七十,赀畜无算。

  此所谓"汉军",即指天佑、天助两军。尚可喜因与沈世魁积怨,尤为卖力。其时孔、耿、尚均已封王:孔为恭顺王、耿为怀顺王、尚为智顺王。

  皮岛既克,清朝在关外已无敌人,可以全力攻明。太宗善用降将,而最重者为祖大寿,打算着到与明朝全力周旋时才用他;此时便是时候了。《贰臣传》本传:

  崇德元年,上授大凌河降将世成、泽润(以侄而嗣为大寿长子)三等子,泽洪(大寿第三子)、可法(大寿养子)一等男,皆任参政。二年以蒙古输诚、朝鲜底定、廓清皮岛诸捷音敕示大寿,使密陈征明之策。大寿又不报。

  祖大寿不但不理,而且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清兵大举伐明时,在关外力御清兵。崇德三年之出师,为六次侵明中的第五次,但实际上为正式征明的第一次,《清鉴纲目》:

  崇德三年八月,清师再举,太宗自率大兵向山海关,而令睿亲王多尔衮,由密云县北,毁墙子岭而入,会于涿州,分兵八道,由卢沟桥进趋良乡,下四十八县。

  又:《贰臣传·祖大寿传》:

  (崇德)三年移驻中后所,邀阻征山海关大兵,互有杀伤。上亲临以敕谕之曰:"数载相别,朕谓将军犹在锦州,欲一晤而旋;不意将军乃驻此地!出城一见,是所愿也,至去留之意,唯将军是听,朕终不相强。若曩则来而释之,今乃诱而留之,何以取信于天下乎?将军虽屡与我军相角,为将之道,固所宜然,朕绝不以此介意,毋因而见疑。"寻命移师攻其兵之列营城外者,至则大寿已收兵入城矣。

  由于祖大寿挡住山海关一路,太宗又不欲力战,因而这一次侵明,复又变为"饥来趋附,饱则远飏"式的大掳掠。细考纪传,太宗的战略是,以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领重兵破边墙为先锋,而太宗则由祖大寿为助,公然入关,与多尔衮分道完成对北京的包围后,会师涿州,大举进攻。及至山海关被阻,此役即成了多尔衮的重头戏,而他唱得有声有色,《清史列传》本传:

  (崇德三年)八月,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兵征明,自董家口东登山,毁边墙入,掩其无备,取青山营,遣人约右翼兵会通州河西,越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右傍山麓,左沿运河,长驱并进。自北京西,千里内,明将卒皆溃,略地至山西界而还。复东趋临清,渡运河,攻济南,破之,还略天津、迁安,由太平寨出青山关,凡二十余战皆捷,克城四十余,降者六,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四年四月凯旋。

  按:"河西"者,通州张家湾以南的"河西务";所谓"右翼兵",当是太宗长子豪格所率领。《清史列传》本传:

  三年九月征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败明兵于丰润,遂下山东,降高唐州,略地至曹州,明兵毁桥拒我师,列阵诱敌,潜渡绕其后,败之。还,下东光县,又遣骑二千败郭太监兵于滹沱河,破献县。四年四月凯旋。

  多尔衮、豪格两传并看,战况如见。多传所谓"左沿运河"即指豪格所领的一路,沿运河即沿今津浦路至德州,直下高唐、聊城、阳谷,经寿张至曹州,由原路北归时,破东光,遣别军西攻滹沱河(即子牙河)口的献县,然后与左翼会合而还,历时凡七个月。

  多尔衮以天聪三年八月破董家口入关,较豪格早一个月,而战功远较豪格为多。董家口疑为潘家口之误。潘家口关在迁安西北一百八十里,喜峰口西;喜峰口之东为青山口关,其南即青山营。如由潘家口破边墙入关,往东奇袭青山营,始可谓之"掩其无备"。既破青山营,其进取路线,当是由遵化而西,破蓟州、三河,南折至河西务会右翼兵,至涿州后,复分左右两翼,而豪格为左翼向东经固安,沿运河南下;多尔衮为右翼,所谓"右傍西山麓"即循太行山麓南行,大致今之平汉路线,自涿州至邢台,路东路西各大城蹂躏殆遍。孙承宗籍隶高阳,即于是役中阖门殉难。

  至邢台折而往东,经平乡、威县即至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后,沿海边北上,略天津、迁安后,由青山关口出关。这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只花了八个月的工夫,当时清兵之强悍,可想而知。所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自然编入"包衣"。这一役的战果丰硕,对于清军实力之增强,有极大之关系。

  其时明朝正苦流寇,大学士杨嗣昌主与清议和,以期外患稍纾解,全力办贼;而廷议争持不决。主战最力者,为前宣大总督卢象昇,此人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慷慨有智略,作战奋不顾身,外号"卢舍命"。自大凌河之役以后,山海关一路有祖大寿,宣化、大同一带有卢象昇,足御清军。崇祯三年五月,卢象昇奔丧回里,八月间,遂有多尔衮破边墙入关,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朝廷急召三边总督洪承畴入援,起卢象昇于墨缞之中,加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总督天下援兵。《石匮书》卢传:

  (崇祯十一年)九月,北骑由墙岭入,蓟督吴阿衡,椒香戚宠,侈兼何孟,厨设银铛百灶,客至,百肴咄嗟立办。以豪勇闻,仓猝出师,歼焉!国人汹汹,仍命象昇督诸援师,晋大司马;陛见,陈三可忧:"山陵,国脉也;通德二仓,国储也;腹地空虚,国腑脏也。臣枕戈待战,唯中枢勿掣臣肘耳。"

  按:昌平州有陵寝;通州、德州为水路大码头,南漕北运,皆贮此二仓,而此诸处,皆为北骑所经;且腹地空虚,一遭侵入,如入无人之境,故觉可忧。

  所谓"中枢勿掣臣之肘",即指杨嗣昌而言,因此,嫌隙益深。而山海关监军太监高起潜,为杨嗣昌一党,"掣肘"不必在"中枢",就地可办。《石匮书》卢传又记:

  监臣高起潜扼象昇,宣云一旅不盈万,兵力遂单;北骑挟二马或至三马,日行百里,不税。由易州走平山为一道,由新城入河间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兴者号最众……象昇战庆都,斩馘百余,顾默念敌深入锋锐,我兵自战其地,如内顾易溃,须厚集其阵,伺敌饥饱,疾力战可以得志。奉旨切责,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众至保定决战。

  此言高起潜勒兵不发,卢象昇所部只得宣化、云中(大同)兵不满万。相反的,清兵不但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每人有两匹或三匹马,疲则换乘。"税"者"税驾",解鞍休息之谓;"不税"即换马不换人,故能日行百里,锐利非凡。至"庆都"当系望都之误,因为古今地名,并无庆都其名。

  按:卢象昇的战略是正确的。敌军势锐,而备多力分,徒然牺牲,不如撤退集中,保全实力,等到敌军深入,择适当时机打一场歼灭战;以弱敌强,不得不然。但有处处掣肘的杨嗣昌,必以怯敌畏战为责,于是卢象昇乃由望都北上,在保定决战。

  可是,行军所至,遭遇的情况如何?且看张岱所记:

  定抚(保定巡抚)闭关,不设刍粮,从女墙缒饷千金。时商贾道断,村民兽骇,持金无可籴买,进军藁城,象昇语监军词臣杨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往恒,商战守计。"

  按:兵至保定,张其平拒而不纳,只从城头上缒下一千两银子助饷。回师至石家庄之西的藁城,一以觅食,一以邀击趋齐之敌。"恒"者恒郡,汉置,以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名"常山郡",当今石家庄以南元氏县、赞皇一带之地,此地有驻军者,故嘱杨廷麟往商战守之计。

  卢象昇自藁城南行,在贾庄遇敌,手斩百余人,获小胜。第二天"北骑数万麇至",力战而死,年三十九。壮烈殉国,而有"要人欲诬象昇不死;获尸群哗"。《石匮书》卢传:

  (杨)嗣昌遣帐下督三人往验,信;驳杖,裂肤断筋,其二人模棱。有俞姓者,原业贩貂,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卢公实死行间,气英英不腐,必为神。我没其节,则受鬼诛,宁人诛。"卒杖毙。按臣仍驳验;顺德守于颖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门外洗泥土,抱其尸,左颐后胸,刀痕深寸许,身中四箭,凝血犹渍麻衣上。设祭哭,军民雨泣。容谁欺乎?"事乃雪……赠太子太保,赐谥忠烈。

  按:此"要人"自为杨嗣昌。既诬以不死,而忽然发现尸首,自然大哗。杨嗣昌命巡按御史遣人往验,确为卢尸;而巡按以为所验不实,用刑逼供,三人中两人改口,独"俞貂鼠"不肯没卢之大节。既已杖毙俞貂鼠,犹欲复验,得顺德县令于颖上言而止。

  据于颖所言,卢象昇死于定州城外。定州在明清为直隶州,即今河北曲阳、深泽两县,在正定之北。当是转战败退,至定州力竭阵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