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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



更新日期:2021-05-23 + 放大字体 | - 减小字体 本书总阅读量:

  清朝自康熙年间发生夺嫡的纠纷以后,不建储位,成为定制;后来又建立了立贤不立长的制度。因此,每一个皇子都可能是未来的皇帝;也因此,皇帝的种种,须从出生写起。

  关于妃嫔召幸,有好些有趣而不经的传说;既属不经,虽然有趣,我亦不便介绍。不过,皇后及有位号的妃嫔,各有固定的住所;皇帝某日宿于某处,或召某妃嫔至某处共度良宵,作为太监最高办事机构的"敬事房"必然"记档",因而当妃嫔发觉怀孕时,可以查得受孕的日期。

  妃嫔一经证实怀了孕,自有太医院的御医定期"请喜脉",服安胎药;到得将次足月时,内务府就要"传妇差"了。首先是选"奶口",其次是找稳婆,都由"上三旗包衣"的妻子中选取。

  出生以后,由敬事房通知内务府记入"玉牒"。所谓"玉牒"者,即是皇室的家谱。爱新觉罗氏大别为两类:凡是太祖的子孙称"家室";太祖兄弟的子孙称"觉罗"。腰带分黄、红两种,所以俗称家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玉牒的封面,亦如其色,家室是黄色封面,觉罗是红色封面,不妨称之为黄簿、红簿。

  皇子皇女当然记入黄簿,主要内容是性别、生母名氏、位号、第几胎、出生年月日时,还有收生稳婆的姓氏,以便出纠纷时可以追查。

  然后是命名,时间早晚不一,有些出生未几即行夭折,既无名氏,亦未收入玉牒叙排行的,在康熙年间是常有之事。命名之制,至康熙皇长子胤禔出生,始有明文规定,上一字用"胤",下一字用"示"字旁,由内阁选定偏僻之字,奏请朱笔圈定。需用偏僻字者,因为此皇子将来可能成为皇帝,便于臣民避讳。自康熙朝以后,命名字派如下:

  一、雍正:上"胤",下"示"字旁。

  二、乾隆:上"弘",下"日"字旁。

  三、嘉庆:上"颙",下"玉"字旁。

  四、道光:上"绵",下"竖心"旁。

  五、咸丰:上"奕",下"言"字旁。

  六、同治:上"载",下"三点水"旁。

  七、光绪:同上。

  八、宣统:上"溥",下"人"字旁。

  至道光以后,有一不成文的规定:非帝系命名下一字,不用特定的偏旁。由此可知,庆王奕劻之子载振与同治、光绪为兄弟,但不同祖;溥儒与溥仪为兄弟,且皆为道光的曾孙——我请读者注意皇室的制度,就因为在细节上亦能显示若干情况,自有助于对清朝皇帝的深入了解。

  ***

  皇子一到六岁,开始上学。读书之处名为"上书房",在乾清门右面。书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亲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学。上书房设"总师傅"一人,特简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或尚书充任;"师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入学时,皇子向师傅一揖,师傅立受。

  除读汉文以外,皇子尚需学习"清书",又称"国语",即是满洲语文。教清书及骑射的都是满员,称为"谙达"或"俺答",皆为满洲话的音译。满洲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所以对谙达的礼数远不及对师傅。不过教骑射特简一二品满员为"压马大臣",等于谙达的首脑,主要的职司是负责习骑射时的安全措施。

  清朝对皇子教育颇为看重,除特派近支亲贵"稽查上书房"以外,皇帝万几之暇,亦常至上书房巡视,或出题考课,有奖有罚。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统,都能亲裁奏折。而尽心启迪的师傅,遇到得意门生而为天子,不但一世尊荣,而且会荫及子孙。因为皇帝为报答师门,对授业师傅的子孙,每每特加青眼。

  由此可知,在上书房当师傅,必然希望自己的学生是皇位的继承者;甚至为学生设计,取得皇位。如杜受田之于咸丰,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道光末年,杜受田入值上书房,皇子受学者为文宗行四,惇王行五,恭王行六,醇王行七。文宗居长,且为孝全成皇后所出,大位有归,自不待言;但文宗兄弟中,资质以皇六子奕?为最佳,亦最得宣宗钟爱,因而不断在考虑,是否应该改变初衷,传位于奕?。

  这种意向渐渐外露,文宗颇以为忧。有一年四月间,宣宗携诸皇子行围——打猎。驾出前夕,杜受田问文宗:"四阿哥明天扈从行围,应有所自见?"

  文宗答说:"是的。所以我最近勤练火器。"火器就是洋枪。

  "四阿哥错了!只该立马静观,端枪不动。"

  "请问师傅,这有说法吗?"

  "自然。"

  杜受田秘密教导了一番,文宗心领神会,欣然称谢。及至到了围场,他如师傅之教,只静静看诸弟追奔逐北,将一管枪平放在马鞍上,始终不动。

  "你怎么不下手?"宣宗奇怪地问。

  "回阿玛的话,时值初夏,百兽蕃育,獐兔怀孕的很多,打死了有伤天和。而且,儿子亦不愿跟弟弟们在这上头争一日之短长。"

  宣宗一听这话,认为他有人君之度,立即打消了"易储"的念头,大为夸奖,说他是"仁人之心",又说他"友爱"。凡此反应,都是杜受田预期一定会发生的效果。

  文宗对杜受田的恩礼,亦可谓至矣尽矣。他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之初,即有上谕,杜受田赏加太子太保衔;杜父杜翮原任礼部侍郎,年逾八旬,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衔。杜受田三月由左都御史兼署吏部尚书,五月调刑部尚书,七月加二级,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

  于此,我要顺便介绍"入阁拜相"的制度。清朝的内阁,至嘉道以后,形成定制,四大学士两协办,大致满汉各半。由尚书一升协办,即为"入阁拜相",称谓与大学士相同,名为"中堂"。但协办升大学士容易,而尚书升协办较难,道理很简单:大学士缺多,协办缺少。通常在尚书这个阶段,回翔盘旋,总须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调任吏部尚书,方取得升协办大学士的资格。杜受田于道光二十四年由户部侍郎升左都,同年十二月升工部尚书,其间因故"夺俸二年",不计年资;至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实际年资不足五年,且由刑尚晋升,皆非寻常。

  咸丰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将军桂良处理江苏、山东水灾以后的河工、漕运等事宜,殁于清江浦,文宗震悼,朱批遗疏云:"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懔承大宝,方冀赞让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遣词用字,别具深情。至于恤典之优隆,远轶常规。以协办照大学士例赐恤,自不足为奇;入祀贤良祠,亦不算例外;赠太师、谥文正,则非同等闲。更有一事,在汉大臣可谓异数,即灵柩准入京城治丧。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其时因洪杨之乱,迎养老父,住在京师,所以杜受田灵柩须移京治丧。过去遇有此种情况,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灵开吊,从无灵柩入京城之例。至于谥文正,上谕谓援嘉庆年间大学士朱珪之例——朱珪亦为帝师,当和珅用事时,仁宗亦颇受威胁,朱珪多方卫护,情事与杜受田相类。但经朱、杜二人创下例子,以后凡为帝师,皆有谥文正的可能。李鸿藻以为同治启蒙,得谥文正,犹有可说;至孙家鼐亦谥文正,则末世名器必滥,不足为贵。

  当杜受田病殁时,杜翮年近九旬,犹住京邸,文宗为这位"太老师"设想,亦无微不至。当时杜受田长子杜翰,方任湖北学政;应该由在京的次子杜堮至清江浦迎灵,顾念杜堮须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堮则赏加礼部尚书衔,以为慰藉;其后更赏食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体会试。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阕、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道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阕",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匪氛方炽,以"墨绖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剿贼。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春坊右庶子,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殁时,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子,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子,至少要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马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但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出翰林院,其出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道"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宫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渠道之故。

  詹事府下设左右春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子,庶子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出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又是一大关,因为洗马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子、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部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马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子,则出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部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出,故名为"九转丹成"。

  京官一到五品,便具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部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部皆分司之故。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部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进入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春坊右庶子,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子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察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处理。

  又不久,正式补为工部侍郎,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际遇之隆,升迁之速,无与伦比。文宗之报答师恩,真可令人感动。但亦害了杜翰:牵涉在辛酉政变中,差点送掉性命。

  辛酉政变的主角,一方面是慈禧、恭王及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一方面是肃顺、端华、载垣等所谓"三凶"及军机大臣。结果"三凶"被逮赐死,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佑瀛被罪,穆、焦二人充军,杜翰的罪名本与穆、焦相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亦因看在"杜师傅"的分上,"特谕革职,免其发遣"。

  ***

  皇子在学期间,到了十六七岁便可"当差"了,通常是派"御前行走",学习政事。及至成年封爵,在结婚时自立门户,称为"分府"。

  清朝除"三藩"以外,异姓不王,所以凡封王必为皇子、皇孙。其爵四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唯一的例外是"国戚",大多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这自然是有怀柔的作用在内的。

  所谓"国戚",是指公主夫家及太后、皇后的父亲及同胞兄弟而言,此外只算"椒房贵戚"而非"国戚"。因此乾隆孝贤皇后的内侄、大学士傅恒之子福康安封贝子,乃成异数。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别有缘故,以后谈高宗时会提到,此处不赘。

  亲王、郡王又分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一人封王,子子孙孙皆王,这就是"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一种是"降封",父为亲王,子为郡王,孙为贝勒,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奉国将军"为止。

  同是皇子,何人该封亲王,何人该封郡王,何人该封贝勒、贝子,大致决定于下列四个条件:

  一、出身:所谓出身指其生母而言。世宗动辄谓皇八子胤禩"出身微贱";同胞手足,何有此语?即因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来自"辛者库"。这个名词是满洲话的音译,实即明朝的"洗衣局",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眷属,操持打扫灌园等贱役。因为如此,胤禩在康熙时只封贝子;反而是雍正夺位之初,封此"出身微贱"的弟弟为廉亲王。

  按:清朝的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等等;大致生母为妃,而非由宫女逐渐晋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出身是主要条件,此外才干、爱憎、年龄是三个附带条件,配合是否得宜,决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须"分府"。分府先须"赐第",或则旧府改用,或则新建。王府除了"世袭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须缴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拨适当官屋,以供迁住;原来的王府,即指拨为新封的亲、郡王府。其规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四大类别是:

  一、恭代祭祀:中国的传统讲究礼治,一年到头,祀典不断。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后,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应该皇帝亲祀,但以种种缘故,不克躬行,照会典规定,可特命亲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无甚意义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后,格外重视,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视为大命有归的暗示。

  二、临时差遣:遇到某种情况,必须表示重视其事;或形式上应由皇帝亲裁时,临时差遣皇子办理。如赐祭大臣,常派皇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酒,即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视被赐祭的对象而定,如杜受田灵柩到京,特派恭亲王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足以显示对杜受田的恩礼特隆。

  三、分担政务:康熙以前,原则上不使亲贵干政;皇八子胤禩曾一度奉派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则以胤禩特具事务长才,而内务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务",与参国家机要者不同。

  雍正得位,信任怡亲王胤祥、庄亲王胤禄,则以兄弟阋墙,非在骨肉中结党不足以残骨肉。及至乾隆即位,起初正如雍正之作风,但深知重用亲贵,一则有尾大不掉之危,再则有徇庇纵容之害,所以约束王子,不使与闻政事。嘉道亦大致如此;及至咸丰即位,因洪杨势炽,且恭王确有才具,一度使之掌军机,由此成例。而亲贵执政,弊多于利,已成定论,清朝之亡,未始不由此。

  四、寄以专阃:清初亲贵从征,立功大小决定爵位高低,亲属关系的远近只于领兵多少有关系;兵多将众而不能克敌致果,只会受罚,不会被奖。因此,派出大将军寄以专阃,就理论而言是予以一个立功的机会,亦可说是一种考验。既能通过考验,又立了功劳,则选此人继承皇位,为理所当然之事。康熙在夺嫡纠纷以后,绝对禁止皇子结党争立,而晚年任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用意在此。

  ***

  谈到皇子成为皇帝,不能不先谈"大行皇帝"。皇帝驾崩,在未有尊谥、庙号以前,为别于"今上",概称"大行皇帝";皇太后、皇后亦然。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不豫"至"大渐",亦即起病至临危,往往只有两三天的工夫。夷考其故,皇帝玉食万方,营养过剩,加以起居及医药上的照料,至少是十分周到,所以诸如肺结核等慢性病极少发生,而高血压、心脏病则为恒见,这两种病,夺命皆速。所谓"暴崩",不是脑充血,便是心肌梗塞;清朝有好几个皇帝即死于这两种病。

  世宗可能顾虑到这种情况,仓促之间,口噤不能言,无由下达"末命",岂非又起骨肉萧墙之祸?因此发明了一个皇位继承问题的特殊处理办法:亲自书写继承人之名,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有一小银盒,内中亦书同样的朱谕,出巡时由贴身太监随身携带,以备变出不测时,仍能确知大位谁属。

  一般而言,至大渐时,召继位皇子及顾命大臣至御榻前,口宣末命;驾崩后,继位的皇子既未登基,更无年号,而且天下臣民还不知道宫中"出大事",但根据"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法则,既有遗命,不必柩前即位,即已自动成为嗣皇帝。顾命大臣、其他皇子以及宫眷、太监等,行大礼、改称呼,作为事实上承认皇帝的表示。

  嗣皇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处理大行皇帝的遗体。清朝皇帝经常"住园",夏天则至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即便在宫内,自雍正以后亦住养心殿,不住乾清宫。主要的原因是,以满洲"祭于寝"的习俗,皇后所住的坤宁宫,经过改建,地下埋了两口大铁锅,每天后半夜煮两头猪祭神,中宫变成"沙锅居",何能再住?

  所以除大婚合卺之夕,一住坤宁宫东暖阁,以应故事之外,皇后从不住坤宁宫;这样一来,皇帝亦就不住乾清宫了。

  但乾清宫毕竟是皇帝的正寝,所以不管康熙崩于畅春园,雍正崩于圆明园,乾隆崩于养性殿,嘉庆、咸丰崩于避暑山庄,道光、同治崩于养心殿,光绪崩于瀛台,皆奉遗体于乾清宫,在此大殓或行正式祭礼。

  第二件要做的事,是遵奉遗命尊嫡母及生母为皇太后,再以奉太后懿旨的名义,以嫡福晋亦即所谓"元妃"为皇后。在此期间,处分重大事件,对外辄用"奉遗命"的字样,有关宫闱则用"奉懿旨"的字样。

  接下来是颁遗诏又称"哀诏";然后钦天监择日在太和殿行即位礼,礼毕颁"恩诏",布告天下,新皇帝已经正式产生。

  称为"恩诏"者,因为嗣君即位,与民更始,大赦天下,"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所谓"常赦不原"即"十恶不赦"。此外耆龄百姓及孤苦无依者,赐帛赐米,亦有规定,总之加恩中外,所以称为"恩诏"。

  ***

  恩诏中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必须说明,即是定年号。新君的年号,照例由明年起算,而且非正式即位以后,不能颁年号。文宗崩于热河,穆宗未奉梓宫回京行即位礼,即有用新年号的"祺祥通宝"的"样钱"出现,为此,李莼客颇致讥评,殊不知此为别有经济上的理由之从权措施。以后会谈到,此处不赘。

  年号起于汉武帝,但历代帝皇似乎全未考虑到历史记载的方便,动辄改元,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直到明朝,始划一为一帝一年号而仍有例外:一是英宗,年号先为"正统",复辟后改为"天顺";二是光宗,万历四十八年秋即位,一月即崩,熹宗接位定明年年号为"天启",如是,则光宗竟无年号,因定即位之日起至年底为止为"泰昌元年"。一年三帝两年号,在正统的王朝为一罕见的现象。但清朝的年号,自入关开始,一帝一号,始终正常。

  年号关乎"正朔",等于御名的别称,自应较常人命名格外慎重,或出亲裁,或由军机大臣及南书房翰林拟呈圈定,皆几经斟酌,绝不会不通不妥,闹出宋太祖用伪号"乾德"的笑话。其原则大致如下:

  一、避免使用前朝末代年号的字眼,如"崇"与"祯"。

  二、声音响亮,绝无拗口之弊。

  三、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深入浅出,令天下臣民共晓的涵义。

  自顺治以后,年号的涵义如下:

  1?顺治——入关之初,天下未定,愿将顺民意,以求大治。此一年号显然有抚慰的用意在内。

  2?康熙——天下既定,与民休息,希望安居乐业。

  3?雍正——雍为雍亲王,正为正位。特选此两字,正见得其得位不正;世宗喜自作聪明,类此弄巧成拙之事甚多。

  4?乾隆——乾卦在五伦中象征为男、父、君,用于年号自是指君。乾隆者"乾运兴隆",可见高宗得位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此年号配合其他各种迹象,透露了许多秘密。

  5?嘉庆——此年号为高宗内禅时所定,嘉是对嗣皇帝的嘉许、嘉勉,庆者高宗自祝。

  6?道光——光大道统之意。清朝诸帝年号,道光的涵义比较空泛。

  7?咸丰——道光年间,积极整顿盐务、漕运、河道,但鸦片战争的结果,显示财用不足,国势中衰;文宗即位,以求富足为第一要义,因称咸丰。

  8?同治——穆宗年号本定"祺祥",辛酉政变,"三凶"被逮,两宫垂帘,恭王执政,同治的涵义非常明显:太后临朝听政,并不专断,愿与亲贵大臣共同治国。

  9?光绪——绪有二义,一为统绪,二为次绪。张衡《东京赋》:"故宗绪中圮。"注曰:"绪,统也。"所以年号用此绪字,既以表示德宗为外藩迎立,亦以表示兄终弟及的先后次序,于德宗的身份异常贴切。同光之际,词臣最盛,故能选用此精当深刻的字眼。光自是光大之意。

  10?宣统——迎立溥仪的懿旨,明白宣告,溥仪入继为穆宗之子,兼祧德宗。此是根据慈禧的意旨,明白宣告统绪,用意亦在防止醇王一系,或者会引明世宗的故事,以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在宗法上引起争议。

  ***

  在年号之外,御名应如何避讳,亦是在即位之初即须明白规定的一件大事,否则民间无所遵循,会发生触犯"大不敬"严重罪名的可能。

  清太祖名努尔哈赤,太宗名皇太极,世祖名福临,都是满洲语的译音,既未以汉文命名,自不发生避讳的问题。又自文宗开始,上一字不必避讳;而至德宗以后,对避讳亦不视为严重的问题,所以此处所说重点,在康、雍、乾、嘉、道、咸、同七朝皇帝御名避讳的规定。

  圣祖名玄烨。上一字改用元字;但如天地玄黄之玄、昭烈帝刘备字玄德之玄,都不能改用元字,则在书写时缺末笔作。其他字中有玄者,如弦等,亦准此书写。唯一的例外是畜生之畜,不必缺笔,否则反成大不敬了。下一字烨,以煜字代替。

  世宗名胤禛。胤改用允,他的兄弟均因此而改名,只有怡亲王,特旨仍用原名胤祥。至于《胤祚》《胤征》(《尚书》篇名)等,则用原字。下一字禛,以祯字代替。而胤祯原是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的原名,雍正既夺其位,复攘其名。这是中国历史上骨肉伦常之变的惨剧中最复杂的一重公案,正文中会细叙,此处不赘。

  高宗名弘曆(曆、歷的对应简体为历——编注)。上一字弘改为宏,不过他的兄弟不必改名。此外如必须书原字为弘者,缺末笔。下一字曆,日改为止,作歷。历本改称时宪书。

  仁宗名颙琰。上一字之半,禺改为禹;下一字琰改为瑗。

  宣宗名绵宁。仁宗遗诏改名旻宁。旻字冷僻罕用,如必须用到时,日下之文缺一点,作·。

  文宗名奕。上一字不必避讳,永以为例;下一字缺末笔作,凡字中有宁者均准此书写。

  穆宗名载淳。淳中之子改为曰,作湻。

  至于德宗名载湉,下一字已成死字,毫无用处,故不避自避。溥仪之仪为常用字,但民间不避;当时清室衰微,犯讳亦无所谓;唯少数忠于清室的遗老,书仪字仍有缺笔。

  避讳是件很讨厌的事,倘或犯讳,重则有杀身之祸,轻亦不免影响前程,譬如乡会试写作俱佳,而一字犯讳,蓝榜贴出,这一科就算完了。

  但对后世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在考据方面,避讳的规定常是极好的线索,甚至是有力的证据。尤其是作为反证,例如鉴定书画版本的真伪,样样看来都真,唯独应避讳而未避,即可决其为伪。

  再举个具体的例子,《红楼梦》中很重要的一个本子,"己卯本",我的朋友赵冈兄确定它出于怡亲王府,证据是抄本中遇"晓"字皆缺末笔,而其时——乾隆二十四年,怡亲王为胤祥的幼子弘晓,为避家讳,晓字缺笔,其说明确,毫无疑义。

  清朝诸帝,对避讳最注重的是世宗。避字讳以外,又避音讳,如禛字应念为"正",即平声念作去声。皇十四子本名胤祯,极可能由于与御名胤禛字异而声同,以音讳为名,勒令改为胤,然后攘"祯"为己有。唐人特重避讳,但亦没有如许花样;西谚"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用在清世宗身上,百分之百正确。

  ***

  下面要谈清朝皇帝的日常生活,分为公私两部分,先谈公的部分。

  这部分的生活,最重要的莫过于处理国政,主要的两项工作是:批阅章奏与召见臣工。

  明朝的章奏,统于通政使;清朝则以内奏事处为章奏出纳之地。除紧要奏折随到随递外,一般性的奏章,每日在宫门下钥,约莫下午五点钟,以黄匣贮送御前,在灯下批阅。看过,以指甲在奏折上划出不同的刻痕,由随侍太监依照刻痕,用朱笔代批。不同的刻痕所代表的意义是:

  一、"知道了"。用于备案性质的奏章。

  二、"议奏"。性质较为复杂,须由主管部院筹议办法请旨定夺。

  三、"该部知道"。所谓"该部"指主管部院,譬如某省学政奏报到差日期,则批"该部知道",自是指礼部而言。

  以上三种是例行的处理办法;倘为重要而须请旨办理的事项,在乾隆以前,大致为亲裁指授,洋洋千言的批文不足为奇;嘉庆以后,则交军机处先作研究。凡前一日夜间所过目的奏折,次日五鼓时分,由内奏事处在乾清宫前发交各部院司官及各省提塘官,军机处亦由值班章京去"接早事",俟军机大臣黎明到达,立即呈上阅看,交换意见,大致决定了处理原则,总在辰时(上午八点)以前,便要"见面"了。

  所谓"见面"便是晋见皇帝,地点总在养心殿东暖阁。皇帝一天召见的臣工,多寡不一,但第一批必是军机大臣,逐案请旨,决定后立刻由军机大臣转告"达拉密"(军机章京领班),写上谕呈御前,裁可封发,称为"寄信上谕",简称"廷寄"。特别重要或机密者,由军机大臣亲自执笔。此为由"承旨"而"述旨"。军国大事,大致即在上午八时至十时这段时间内,君臣相商而定夺。

  军机退下后,方召见其他臣工。其顺序为:

  一、特旨召见人员,包括亲贵、各部院大臣、督抚等。

  二、外放封疆大吏"请训"及辞行,称为"陛辞"。

  三、道员、知府单独"引见"。

  四、州县官集体"引见"。

  这一顺序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内务府大臣常在最后召见,因为所谈之事,涉于琐碎,费时较多,不如在该召见的人都召见过了,看辰光可以从容垂询。

  此外,亦有大臣请求召见,当面有所陈述。事先请求召见,名为"递牌子",等候通知晋见。遇紧急事故,则不限时间,随时可以提出要求,名为"请起"——君臣相见,称为"一起",所以传召晋见,名为"叫起";集体"引见",名为"大起"。

  所谓"引见",所谓"牌子",都有说法。凡召见必有引导之人,称为"带班";引导者的身份,视被召见者的身份而定,譬如亲贵、督抚进见,由领侍卫内大臣或御前大臣带班;道员以下召见,则由吏部堂官带班;新进士引见则由礼部堂官带班。唯一的例外是,每天军机例见,不必带班;事实上军机大臣的首席即为带班者,故称"领班军机大臣"。

  "牌子"的正式名称叫做"绿头签",长约四五寸,宽约寸许,上绿下白,写明被引见者的姓名、职务,以及籍贯、出身等,以备皇帝参考。

  我以前曾说过,凡是一个正统皇朝,必能警惕于前朝的覆亡之由,有所改进,改得愈彻底、愈完善,则享国愈长。清惩明失,共有三件大事:勤政,裁抑外戚及宦官,皇子教育。这三件大事,裁抑外戚及宦官,不算彻底;皇子教育直至雍正以后始重视;唯有勤政一事,始终如一,自元旦至除夕,皇帝无一日不与大臣相见,视明朝嘉靖、万历数十年不朝,阁臣身处纶扉,竟有终其任不识天颜者,两相比较,贤愚自见。

  清朝的衙门有"封印"之制,自腊月下旬至次年正月中旬,为时约一月;但宫中的新年假期,约只十日。定制,凡年内须了结的案件,截至十二月廿五日止,必须奏请裁决;所以这一天须皇帝批示的奏章常达两三百件之多。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经手贿买乡试关节,刑部批罪充军,而德宗批示斩监候,一反拟罪较重,俟朱笔轻减,以示恩出自上的惯例,一时刑名老吏亦为之错愕不解;我曾为文考证其事,原因之一,即在此案结于十二月廿五日,待批奏折过多,影响情绪,故而有此近乎迁怒的处置。

  事实上,所谓宫中约有十日假期,是指停止处理寻常国事而言,遇有军国大计,必须立取进止;尤其是有军事行动时,仍旧不论时间,随到随办。如乾隆十四年正月征金川时,元旦即有一谕:

  元旦天气晴朗,旭日融和,群情欣豫,定卜今岁如愿。经略大学士傅恒已抵军营;除夕申刻接奏折,唯时朕已封笔,此皇祖、皇考成宪,经岁唯此片刻之间。所奏拣员办理粮运,即自行酌定,朔于夜分封笔后,亦未尝稍闲也。

  初二复有三道上谕,指授用兵方略;最后一道指出以前张广泗、讷亲错在何处,再次申明约束,即至四月间如尚未奏功,即应班师,令岳钟琪坐镇云云,都是经过深入研究所作的慎重决定。是则所谓"勤政",亦非徒具形式,确确实实连岁时令节都在操劳的。

  此外祭祀、巡幸、较武、衡文,等等,偷一次懒,就可能发生不良的影响。身为天子,如果要想做好,实在辛苦。因此,只有在私生活上调剂。

  ***

  宫闱事秘,皇帝的私生活,外间了解者不多,因此,有种种离奇的传说。但可断言者,清朝如穆宗不免荒嬉外,其他皇帝绝无如前朝任性而行、近于荒淫的恶德,即如穆宗的荒嬉,亦不过微行一事,较之明熹宗毫无心肝、根本连皇帝的责任是什么都不知道,还算高明多多。

  皇帝的生活,照衣食住行的区分,我介绍溥仪自述的情况;这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他的衣食住行跟他的祖先已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了。

  为皇帝管理衣着的太监,名为"四执事",四者:冠、袍、带、履。贮放上用冠袍带履,名为"四执事库",实即乾清宫东廊的端凝殿,取"端冕凝旒"之义。

  据溥仪说,他"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又引用一份资料,统计出某年十月份中,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照此看来,棉衣裤和紧身,每天都可以穿新。又说:"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

  按:二十八种袍褂,载明会典,固然不错,但亦并非一成不变、到时候非换不可。溥仪为冲人,身不由己;内务府及内监,唯有靡费,始能中饱,故有如此大量制备衣服的情形。在此以前,殊不尽然,宣宗尤为节俭。

  上用的衣料,不必外求,在洪杨以前,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衙门负责制办上用四季衣料;其他如皮统子则由边疆西北各省进贡。所需购自市上者,不过"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但据溥仪记载,光是制作前述的皮棉衣服,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两千一百余。

  在穿的方面,我必须指出一个错误的流行观念:如电视连续剧上所表现的,皇帝一出场必是龙袍在身,或者明黄袍褂,事实上大谬不然。除了仪典所定,必须照制或服御以外,皇帝便殿燕居,乃至接见大臣,亦着便服;不过那时的便服,即是现在的中式礼服,包括长袍与现在称为马褂的"卧龙袋",以及瓜皮帽等。

  关于食,溥仪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

  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按:由于溥仪住在养心殿,无人管束,故可任意而为。在溥仪以前,宫中传膳的时间,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宫中规矩甚严,不容随便破坏。溥仪的情形是特例,非常规。)——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按:乾清门内,东西各一门,东曰"日精",西曰"月华"。月华门内,北起漱芳斋,经过储秀宫、翊坤宫、永寿宫、养心殿之东而达内右门,名为"西一长街"。溥仪所说的"西长街"即指此。一进内右门,西首即是御膳房,位置与养心殿遥遥相对。御膳房南面墙外,便是军机处。)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运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整齐的太监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盒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

  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的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在这些东西摆好之后,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去。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所谓"玉食万方",在一般人想象中,天厨珍供,纵非民间传说的龙肝凤髓,亦必是在材料上水陆杂陈,无所不有;在烹调上,煎炒烹煮,花式繁多。事实上大谬不然。

  先说材料,平淡无奇,以猪肉、羊肉、鸡、鸭为主,海味极少,鲜鱼罕用;素菜配料,亦不过口蘑、白菜、菠菜、山药、茨菰、萝卜、豆腐、豆芽之类。不但比不上河工、盐商的饮食,就一般富家,亦比上方玉食来得讲究。

  谈到烹调方法,更是简陋粗糙,大部分都是预先炖好,盛于黄砂碗中,移置铁板之上,下燃炽炭,碗上再盖铁板,复燃炽炭,因此黄砂碗中始终保持沸滚的状态。一声"传膳",膳夫们迅速移去铁板,将黄砂碗中的菜,倾覆于御用瓷器中,扣上银盖,即可进奉。

  这种菜好吃吗?当然不好吃;究其实际,根本不吃。那么吃什么呢?溥仪说:

  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美味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自康熙时代开始,便盛行小厨房制度,至慈禧听政以后,变本加厉,御膳房已如赘疣,但从无人敢言废除。内务府相传的心法是: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何况御膳房是应有的制度,更何况御膳房是内务府一大利薮。

  谈到住,帝后妃嫔,各有所主。照理论上说,皇帝住乾清宫,皇后住坤宁宫,太后住养心殿之西的慈宁宫,太上皇则住"东六宫"之东的宁寿宫,妃嫔则住坤宁宫左右的"东西六宫",即所谓"掖庭"。但实际情形未必如此。

  先说帝后。坤宁宫之所以不能住人,已如前述;乾清宫自世宗以后,除了穆宗因为负气,曾在此独宿以外,其他诸帝只有崩没,遗体才移此"正寝",生前多不宿此。那么住在哪里呢?住在养心殿。

  养心殿在乾清宫右前方,自雍正初年开始,成为皇帝的寝宫及治事之处;嘉庆七年曾重加修葺。养心殿除东西暖阁,后面还有两进房子,有名的"三希堂"即与西暖阁相连,此外有随安室、无倦斋、梅坞、能见室、攸芋斋等轩馆,皇后即住随安室,与东面皇帝的寝宫相对。

  东西六宫,妃嫔所居,此为喜读宫闱故事者所艳称之处。大致东六宫保留着明朝的遗制,变化不大;西六宫则颇有更张。先谈东六宫。

  东六宫分成两排,每排三座:第一排由南往北为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此三宫之东,由南往北为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其中最有名的是永和宫,明末为田贵妃所住,吴梅村的《永和宫词》,哀感顽艳之中,不尽兴亡之感。而无独有偶的是,清朝最后的皇后隆裕,亦住永和宫。隆裕崩后,端康太妃入居永和宫,端康即光绪瑾妃。

  在隆裕以前,穆宗嫡母慈安太后住钟粹宫,此为称"东太后"的由来。

  西六宫的规制,本与东六宫相同,但从明朝开始即一再改作,第一排本为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第二排本为启祥宫、长春宫、咸福宫。永寿、咸福两宫如旧,翊坤与储秀,启祥与长春则双双合并,名称亦有更改。

  翊坤宫为慈禧太后封妃时所住,穆宗即诞生于此。与储秀宫合并时,拆除储秀门,就原址改建为体和殿;殿后储秀宫,后为宣统皇后秋鸿所住。两宫东西前后,皆有厢房,其中翊坤宫东面后厢房名为平康室,不知哪位皇帝所题,竟不讳"平康"二字,亦是怪事。

  第二排启祥宫与长春宫合并后,启祥宫改称太极殿;又拆除长春门,改建体元殿。启祥宫本名未央宫,明世宗本生父兴献王诞生于此,因而更名为启祥宫,清末为穆宗瑜妃所住。

  长春宫为慈禧回銮以后所住,后来宣统的妃子文绣居此。长春宫的特色为走廊四周画了"《红楼梦》图",西厢名承禧殿,设有至圣先师神位,为文绣读书之处。

  文绣写有一篇短文,名为《京苑鹿》,说"野畜不畜于家",苑鹿失去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结论是:"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论其死为骨为贵也。"到了民国二十年,溥仪还在天津时,文绣提出离婚的要求,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结果如愿以偿。而她有个哥哥,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一封给文绣的公开信,说:"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又说:"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裯,自是小星本分。"此等妙文亦曾传诵一时。

  长春宫后面的重华宫,自乾隆开始,亦为皇帝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所在。雍正在位时,皇子并未分府,高宗封宝亲王,婚后住重华宫;高宗即位后,重华宫即成"潜邸",大加装修。内有崇敬殿,殿额题作"乐善堂";高宗为皇子时所印的诗集,即名《乐善堂集》。重华宫的故事,可记者有二,《国朝宫史》:

  每岁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以"赐福苍生"笔,书福字十余幅,悬贴各宫。自是将军督抚奏函至,并御书缄赐之。十五、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卫至重华宫;二十六、七日召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赐福字。

  按:召近臣面赐福字时,有一仪节:皇帝面南,立书福字;受赐者北面而跪,当御笔初下时,即开始磕头。等写完,两太监移福字自受赐者身上移过,置于地上候墨干,名为"一身是福"。

  又《啸亭杂录》:

  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柏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工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

  重华宫的戏台在东面,台前五楹敞厅,名为漱芳斋。辛酉政变后,两宫垂帘,以漱芳斋为"公所",退朝后在此治事进膳;每月朔望有戏。当时两宫和谐,外倚恭王,内抚幼帝,虽是孤儿寡妇,却是一片兴旺气象。所谓"同光中兴",实在也就只是两宫在漱芳斋的那几年而已。

  此外,东六宫之东为宁寿宫,本为太后所住,乾隆三十七年重修,备为归政后颐养之所;乾隆六十年永定为太上皇燕憩之地。慈禧晚年亦住宁寿宫,主要的原因是:宁寿宫有一座三层的大戏台,名为"畅音阁",便于慈禧"传戏"。

  与宁寿宫相对的是西六宫之西的慈宁宫、慈宁宫之西的寿康宫、寿康宫之后的寿安宫。《国朝宫史》:

  皇帝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后,尊圣母为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等宫,奉太妃、太嫔等位随居。

  寿康、寿安等宫,为先朝妃嫔,及有"常在"、"答应"等称号的宫眷所住。在宫中,这些人属于被遗忘的一群,所以称寿康、寿安为冷宫,亦与事实相去不远。

  谈到行,皇帝出警入跸,都是坐轿子,从六十四人所抬的"玉辂",到宫中两名太监手抬的软轿,种类极多。皇帝出宫的机会毕竟不多,无须细叙;在宫中"行"的情形,颇可一谈。如溥仪所记,即为历来相沿的规制;皇帝不论行至何处,都有数十人前呼后拥:

  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呼应;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

  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丹、万应锭、痧药、辟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

  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

  ***

  皇帝的饮食起居、公私生活,离不开太监。清朝的太监,虽不如明朝的宦官那样能够左右朝政,但无形中发生的影响也不小。所以在"皇帝的种种"之中,不能不稍稍多费篇幅,谈一谈此辈。

  清朝太监势力的消长,可以分做顺治、康熙、乾隆以后及同光等四个阶段。顺治入关,接收大内,宫中犹是明朝四司六局的编制;顺治十年设"内十三衙门",悉本明制,此是宦官制度的复活,为之主持者,是一个名叫吴良辅的太监。

  这时从龙入关的上三旗包衣,本是天子家臣,照道理说,宫中的管家应该是他们,而非太监;太监既然得势,势必与上三旗包衣发生权利冲突,因此,双方斗得很厉害。顺治十五年,吴良辅以"交通内外官员,作弊纳贿"被逮问,但以世祖的宠信,吴良辅竟得无事;十八年正月初二,世祖且亲莅法源寺,观吴良辅祝发,归后即不豫,以天花崩于正月初七。吴良辅之祝发为僧,是因罪遁入空门以求免,还是代帝出家,今已无考。

  世祖一崩,上三旗包衣全力反攻,尤以正白旗为最出力。所谓上三旗指正黄、镶黄、正白。两黄旗本为太宗所领,奴以主贵,自当别于下五旗;正白旗旗主本为多尔衮,死后无子,正白旗包衣被收,遂成上三旗,但与两黄旗亦有区分。正白旗包衣在名义上是为太后服役,所以选奶口以及织造等差,都出自正白旗。上三旗之向太监夺权,即由正白旗直接诉请孝庄太后主持,复得亲贵支持,乃能大获全胜;其方式是用遗诏罪己的口气,大加改革,裁撤"内十三衙门"即为其中之一。

  顺治遗诏,为清朝开国最重要的文献;清祚能久,此诏关系重大。相传系大学士王熙承孝庄太后之命所改写,与跪受世祖之末命,大不相同;其中有一款云: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圣祖即位后一月,上谕正式革去"内十三衙门",提到吴良辅处斩;又提到一"满洲佟义",与吴良辅朋比为奸。此佟义不详何许人,但既能深入宫禁,必为勋臣。按:佟氏为汉人而与爱新觉罗早结姻娅,圣祖生母即出佟家。当时佟姓族人,居高官不知凡几,故有"佟半朝"之称。

  在康熙朝,太监虽不如顺治时得势,但仍多皇帝的亲信,口衔天宪,一语之出入甚大。康熙最信任的太监名梁九功,雍正即位后,不知缘何畏罪,自绝于煤山。如京剧《连环套》以及《红楼梦》中的描写,都还可以看出康熙、雍正两朝,太监在宫中跋扈者颇有其人;直至乾隆朝,方大加裁抑。

  高宗极恨太监,我猜想这是因为他"出身微贱",从小养于宫中时,常受太监轻侮所致。高宗裁抑太监的方法颇为巧妙:他将太监改成姓秦、姓赵、姓高三姓,合之则为"秦赵高"三字,以为警惕。又内奏事处的太监,一律改姓王,因为王是最大的一姓,若有人到内奏事处去打听机密,问到"王公公",不知是哪个王太监,只好废然而返。

  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一年高宗巡幸热河时,有一太监横行不法,为县令高层云所痛责。一时皆为高层云危,而高宗不但不罪,反而嘉许。此尤可见高宗对于太监的痛恨。

  嘉道两朝,一承乾隆家法,太监无敢为非。至咸丰末年,溺于声色,太监得以夤缘为利。及至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安德海因密传书信之功,渐次跋扈不法,后为丁宝桢诛于济南,此为清末宫闱一大公案。自此约有十年清静,至李莲英得宠用事,见微知著,清祚将终,已可看出消息。

  太监在明朝,最多时有数万名之多。康熙晚年曾与大臣谈早年的见闻,据说明朝太监人数太多,每日送饭,不能遍给,被派遣在冷僻之处的太监,倘或因病不能起床,即有活活饿死的可能。清朝的太监虽有编制上的限制,但最多时仍有三千名左右。

  这三千名太监,大部分来自京东及河北南部;明朝的太监有福建人,清朝则绝无仅有。太监亦有品级,最高的是三品,至李莲英,由慈禧特旨赏戴二品顶戴,是唯一的戴红顶子的太监。

  太监的首脑称为"都领侍"、"领侍",但一般都用"总管"、"首领"来区分;总管又有大总管、二总管的说法。大致太后、皇帝、皇后宫中的太监首脑为总管,妃宫就只有首领了。自总管至太监,称其所侍候的后妃为"主子",管皇帝叫"万岁爷",先帝则在"爷"字前加年号,如世祖则为"顺治爷",圣祖则为"康熙爷"。至于称慈禧太后为"老佛爷",那是特例。

  大内共分九个区域,如乾清宫、养心殿、宁寿宫等,每一个区下,有多寡不同的处,如乾清宫的"内奏事处"等,总计四十八处。每区设总管一员,被辖于"都领侍"之下,称为"九堂总管",为太监部门的最高权力组织,有何大事,由"都领侍"召集九堂总管会议决定。九堂总管的品级,自三品至五品不等。

  四十八处设四十八个首领太监,品级自四品至九品不等。当然,最多的是"未入流"的太监,分派在各处服役。最低级、也是最苦的是打扫处的太监,犯了过失的太监,常派到此处来服劳役,作为惩罚。

  太监的苦乐不同,劳役不均,贫富不等,其距离恐怕超过任何阶层、任何行业。在表面上看,太监的待遇相差不大,最高的是月给银八两、米八斤、制钱一千三百文;最低的是月给银二两、米一斤半、制钱六百文。但是富庶的太监,其阔绰之处,说来有如神话,"溥仪自传"中说:

  我用的一个二总管阮进寿,每入冬季,一天换一件皮袍,都属貂翎眼、貂爪仁、貂脖子,没有穿过重样儿的。仅就新年那天他穿的一件反毛的全海龙皮褂,就够一个小京官吃上一辈子的。

  貂皮今称"明克";西方贵妇人,以拥有一件明克大衣视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而阮进寿有数十件貂皮袍,其豪富为何如?

  这些人的钱是哪里来的呢?第一是与内务府勾结,凡有大工、大庆典,如兴修宫殿、修陵寝、大婚等,都要先讲条件。

  如溥仪的二总管、后来升为大总管的阮进寿,在溥仪"大婚"时曾勒索"内务府",据溥仪自述:

  我事先规定了婚费数目不得超过三十六万元,内务府按照这个数目在分配了实用额之后,可以分赠太监的,数目不多,因此在大总管这里没通过。事情僵住了。堂郎中钟凯为此亲自到阮进寿住的地方,左一个"阮老爷"右一个"阮老爷",央求了半天,阮进寿也没答应,最后还是按阮进寿开价办事,才算过了关。

  按:溥仪所说的这段话,需要说明或补充者有三:第一,大婚只用三十六万元,是因为溥仪毕竟只是"关起门来做皇帝"。同、光两朝大婚,正式预算及各省督抚报效,总数在四五百万两银子左右。第二,内务府大臣皆为兼领,不常到衙门;事务工作,有"堂郎中"为其首脑。"堂"有堂官的意味在内。第三,清朝官场称谓,官至三品始可称"大人",阮进寿既为大总管,自是三品都领侍,郎中五品,称之为大人,亦不为谄谀;但对太监的尊称,只有"公公",并无大人,而又有些太监不喜"公公"的称呼,所以称之为"老爷"。

  太监的另一项经常收入为犒赏。内廷行走人员,逢年过节,或者奉召参加庆典,如"入座听戏"等等,对太监皆须有所馈赠;倘遇颁赏,则视"恩典"大小而定红包大小,宁丰勿薄,尤其是出自特恩,打发更须注意,倘不满其意,回宫复命时,加上一两句闲话,便成有力的谗言,恩遇方隆,旋即失宠,便是因小失大了。

  还有一种犒赏,实在是花钱消灾。对大臣、言官的处分中,有一种叫做"传旨申饬",派出来的太监都是利嘴,倘或好好招待,红包丰厚,则念一遍传旨申饬的上谕,便即了事;如果不懂这个诀窍,一无表示,"申饬"便变成痛诟,狗血喷头,祖宗十八代都可以骂到。

  太监弄钱的花样很多,但不管什么花样,性质上总脱不了"敲诈勒索"四字,举几个例子如下:

  一、左宗棠内召入军机,自兰州入觐——召见时免冠磕头,大帽子置于正前方,如果曾赏戴花翎,则帽子倒置,即以翎尾对御案——奏对既毕,"跪安"退出时,左宗棠忘了取回帽子,太监将帽子送回贤良寺行馆,索酬两万银子,否则泄其事于言官,纠弹失机,何等没趣?左宗棠无奈,只好接受其勒索。

  二、慈禧万寿,某疆臣进献珍玩,外加红木底座玻璃罩;凡此进贡,照例应有丰厚的"门包"。但此疆臣所派的差官不甚内行,打点得不够,太监便使坏了:等贡品抬入宫内,差官退入殿外,复又被唤了进去,指出玻璃上有裂痕,随时会破,不便进呈。差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太监便以同情的态度表示,可以为他换一个玻璃罩,但须两千银子。此差官迫不得已,打电报回去汇了银子来了结此事。其实所谓裂痕,只是太监在玻璃罩里面粘了一根头发而已。

  三、世续的父亲崇纶,久任禁军统领,在庚子以前是慈禧面前的红人之一。他在兼内务府大臣时,得罪了一名有头脸的太监,一次奉召进宫,经过一处殿廷时,屋子里泼出一盆洗脸水,淋得他袍褂尽湿;那太监赶紧出来请罪。崇纶懂得他们的花样,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只问:"太后在等着,一身皆湿,如何入见?"太监拿出一套袍褂来,又诉苦说好话。崇纶花了好大一笔钱,才能换上干净袍褂去见慈禧。

  类此故事,不胜枚举。若问:如果不受勒索,又将如何?则有张荫桓的故事,可以说明一切。甲午以前,张荫桓奉派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加冕庆贺专使,归途道经巴黎,购得祖母绿及红宝石戒指各一枚,进献两宫;前者的价值远过于后,特以孝敬慈禧。哪知李莲英那里没有打点到,为他一句话说得慈禧对张荫桓痛恨不已,与他后来之得杀身之祸不无关系。

  据说李莲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难为他记得那么清楚!莫非咱们真的就不配使红的?"慈禧当时色变——原来她自以为一生的恨事,是未能正位中宫。当两宫垂帘听政时,公评是东宫有德,西宫有才;军机奏请裁断时,慈禧所作的决定明明是铁定不移的事,但还得问一声慈安才能算数。这一点对慈禧是极大的刺激,因而任何有嫡庶之分的事物,皆为绝大的忌讳。

  其实,满洲旧俗对嫡庶之分并不视为如何严重之事,因为基本上的身份都是差不多的。选秀女时,何人"指婚"皇子,何人成为王府的"格格",全凭运气。清宫后妃,姐妹甚多,妹妹身份高于姐姐,亦是常事。甚至如穆宗皇后阿特鲁氏的姑姑,亦即崇绮的幼妹,选为妃嫔,对胞侄女须行朝中宫之礼,此在汉人为不可思议之事,而清宫无足为奇。

  但因清朝末年,汉化的程度已很深,所以慈禧的嫡庶观念是汉人的,不是旗人的。汉人的嫡庶,不仅有身份的差异,更有出身的贵贱。慈安的父亲做过广西右江道,而慈禧的父亲惠徵是安徽池太广道,出身完全相同;论才识,则慈安不及;且又生子,得使帝系血胤不绝,从哪方面来说,皇后应该是她而非慈安,却偏偏倒了过来,此所以慈禧引为莫大的屈辱、无可弥补的恨事。

  李莲英用这个忌讳来中伤张荫桓,是极狠的一着。因为张荫桓一直同情德宗,且与翁同龢接近,是公认的"帝党"。甲午以后,李鸿章失势,翁同龢与张荫桓如水乳交融,财政、洋务两大要政为翁、张紧紧抓在手里,朝野侧目,而张荫桓的"帝党"色彩亦更浓厚,"后党"视之如眼中钉。偏偏张荫桓毫不在乎;戊戌政变以前,德国太子亨利亲王访华,一切接待、觐见的仪节,由张荫桓一手包办,几乎连翁同龢都无置喙的余地。其中如德宗降御座与亨利握手、便殿赐坐等,已为保守分子视作大逆不道;及至国宴用他私人的厨子制西餐,这简直要掘内务府的根了!于是通过李莲英的关系谗于慈禧,说张荫桓"教坏了皇上"。慈禧以今视昔,认为当初进献首饰,不用民间唯正室方可着红裙的红色,而用象征妾侍的绿色,是有意轻视。于是在戊戌政变中,将张荫桓亦列为祸首。

  关于太监的生理问题,国医陈存仁博士是专家,不但研究有素,而且搜集的资料、图片相当丰富。陈博士谈太监的文章,曾连载于《大成》杂志,读者有兴趣不妨参阅。在这里,我要谈一谈太监由不正常的生理而引起的不正常心理。

  太监的不正常心理,大致由三种情感所构成:第一种是自卑感,形成的原因,由身体上的缺陷而来,不难理解;第二种是不足之心,因为"人之大欲"永远无法满足,所以恒在忽忽若有所失的心理状态之中,对于物质上的贪得无厌,以及精神上的幸灾乐祸、夸大,等等,都是此不足之心的反映;第三种只能用一个"阴"字来概括,阴柔、阴损、阴险皆是,这由生理上的女性荷尔蒙加上太监身份的卑微而形成。

  太监之"阴",如李莲英之中伤张荫桓,即为一例。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太监用到这个"阴"字诀,极其可怕,溥仪就常吃太监的暗亏,我不妨把它指出来,他在自传中说:

  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饼,被一个领班太监知道了,他怕我被春饼撑着,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叫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蹴了我一阵。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饼撑着,都亏那个治疗方法。

  这是出于愚昧还是故意,不容易下断语;但下面这个例子,明明是有意"整人":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的哩。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疗:"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无论怎么叫骂、踢门、央求、哭喊,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败了火",才把我释放出来。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残酷的惩罚,但在为了"败火",当作一种治疗方法来看,太监可以施之于"万岁爷",请看"阴"得可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