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夫妇的欧洲之行，是一连串洋溢着胜利的喜悦的旅程。当他在伦敦守护神像前公演的时候，牛津广场上挤满了人群，大家发狂似的想一睹托比和吉尔的风采。首都警察在阿盖尔街周围布满了警戒线。当群众无法控制时，又赶快调来了骑兵警察予以协助。时钟敲了八下，王族驾临，表演开始。
托比简直使人惊异不已。他的脸焕发出那种天真的光彩，他幽默地讽刺英国政府和它的那一帮固守陈规还洋洋自得的老古董人物。他说，英国呀，搞得还不如乌干达呢。要是换一个好一点的国家，那可就不会有这种事了。人们哈哈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托比・坦波尔完全是在说笑话，他没有一句话是当真的。托比热爱他们。
他们也爱托比。
巴黎的接待，气氛更是热烈。托比和吉尔前往总统府邸作客，并且乘坐豪华轿车周游全市。每天报纸头版都有他们的照片。在他们去剧院的途中，总统派警察维护治安。有一天托比演出结束后，当人们护送他和吉尔上汽车时，人群突然冲破了警戒线，数百名法国人，冲到他们面前，叫着：“托比，托比……我们要托比！”他们争着拿出笔和签名簿，挤上前去，想和伟大的托比和了不起的吉尔攀谈几句。警察无法阻止他们。人们把警察推到了一边，他们甚至把托比的衣裳撕破了，为了争得一点点的纪念。托比和吉尔几乎要被挤死了。但吉尔毫不畏惧。喧闹表明人们对托比的致意，也正是为了这些人，她才干出了这样的功绩――把托比带回来交给他们。
最后一站是莫斯科。
六月的莫斯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城市，黄色的花坛整齐地排列在宽敞街道的两旁，优美的小白桦和菩提树，长满了浓绿的枝叶，郁郁葱葱，像一片望不到头的海洋。居民和旅游者，三五成群地在阳光下漫步，这是旅游的季节。但是，除去官方访问外，凡来俄国旅游的人，都归国际旅行社接待。后者是一个国家的机构，负责安排交通、住宿和导游等事宜。但是，当托比和吉尔到达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时，一辆大轿车已停在那里等候他们，把他们送到通常用来接待卫星国要员的大都会饭店。大套房间里堆满了首都的伏特加和黑色鱼子酱。
党的高级官员尤里・罗曼诺维奇将军前来饭店，表示欢迎：“坦波尔先生，我们国家放映贵国的影片并不多，但是我们对您很熟悉，这里常常放映您的影片。俄国人民认为天才可以逾越一切界限。”
托比准备在莫斯科大戏院演出三场。开演的那天夜晚，吉尔也一起受到了欢呼。由于语言的障碍，托比在表演时主要采用哑剧的手法，观众赞叹不已。他用冒充的俄语乱说一通，庞大的戏院里充满了一片掌声和欢笑声，就像爱的祝福一样。
以后的两天里，罗曼诺维奇将军陪着托比和吉尔，到各处观光。他们到高尔基公园，乘坐巨型的阜氏大轮，参观有历史意义的圣瓦西里大教堂，他们到了莫斯科国家马戏场，并前往阿拉格维大饭店出席招待宴会，在宴会上他们吃上了金色鱼子酱，那是八种鱼子酱中最珍贵的一种，他们还吃了冷拼盘，照菜谱上的意思是“小吃”；还吃了肉馅饼，馅饼外面是酥皮的，里面是鲜美的肝或鱼肉的馅。作为饭店的甜点心，他们吃了带杏子酱的苹果奶油布丁，味道鲜美，令人难以置信。
继续观光。他们到普希金艺术博物馆、列宁墓和儿童世界――莫斯科吸引人的儿童商店。
他们还被带到一些对多数俄国人不开放的地方。格拉诺夫斯基大街，街上密集着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官员的轿车。街里有一处外观很普通的大门，门上标明“特别通行证办事处”。人家带他们走进去。从世界各地进口的高级食品，在这里应有尽有。这就是苏联当局，俄罗斯贵族和特权阶层购物的商店。
他们又到了一座豪华的别墅，在那里，有特权的人，可以在秘密放映室里观看外国电影。这是人民国家有趣的内幕。
托比举行最后一次演出的那天下午，坦波尔夫妇准备出去采购物品。托比说：“你一个人去好吗？宝贝儿？我以为我得睡一会儿。”
她打量他片刻。“你没有不舒服吧？”
“好极了，我就是有点累。你去把整个莫斯科都买回来吧。”
吉尔犹豫着。托比看来脸色苍白。这次旅游结束以后，她一定得注意让托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拍新电视片了。“好的，”她同意说，“睡一会吧。”
吉尔穿过门厅走向出口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约瑟芬。”就在她回头的时候，她已经知道是谁了。一瞬间，奇迹又重现了。
大卫・肯尼文向她走来，微笑着说：“看到你真高兴。”这时，她觉得她的心都停止跳动了。他是唯一能使我如此的人，吉尔心里想。
“你能同我喝一杯吗？”大卫问。
“好的。”她说。
饭店的酒吧间大而拥挤，但是，他们终于找了角落上的一张比较清静的桌子，可以好好坐下来谈谈心。
“你来莫斯科做什么？”吉尔问。
“政府邀请我来的。我们在设法谈成一笔石油的交易。”
一个很不耐烦的侍者，懒洋洋地走过来，收了他们要酒的订单。
“萨塞好吗？”
大卫向她看了一会，然后说：“我们几年前就离婚了。”他有意换个话题：“我注意着你的一切遭遇。我从小就是个托比迷。”不知为什么，这话听起来，似乎托比已老朽了。“我很高兴，他康复了。当我从报上看到他中风的消息时，我很挂念你。”他的眼睛里流露出那种吉尔依然记得的神情，一种恳求，一种需要。
“我想托比在好莱坞和伦敦都是了不起的。”大卫继续说着。
“你到那里了吗？”吉尔惊异地问道。
“是的，”然后，他迅速补充说，“我在那里有点公务。”
“你为什么不到后台来？”
他犹豫了：“我不想去打扰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看到我。”
酒来了，装在矮墩墩的厚玻璃杯里。
“好，为你和托比干杯！”大卫说。话语中带有那么一种情调，一种潜在的伤感，一种热切的渴望……
“你一直住在大都会饭店里吗？”
“不。事实上，我花了一段很糟糕的时间才……”他想改口已经来不及了。他苦笑了笑：“我知道你会在那儿。我本来五天前就该离开莫斯科的。我一直在等待，希望能碰到你。”
“为什么，大卫？”
他过了好一会才开口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告诉你，因为我认为你有权知道。”
于是他对她讲述了他同萨塞的婚姻，她怎样欺骗他，怎样企图自杀，讲那天晚上他为什么让吉尔在湖边空等。他满怀情意地倾诉了那满腹的积怨。吉尔感动万分。
“我一直爱你。”
她坐在那里听着。一种幸福的热潮像酒一样在她全身流淌。就像美梦真的要成为现实了。要知道，这也正是吉尔朝夕梦寐、期待已久、绾系心间的一切。吉尔端详着坐在她对面的男人，她记得，他曾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迫切地要求着她的身体，这时，她感到了一种内在的冲动。但是，托比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他是她身上的肉，而大卫……
这时她身旁传来一个声音，“坦波尔夫人！我们到处在找您！”这是罗曼诺维奇将军。
吉尔望望大卫：“明天早上给我打电话。”
托比在莫斯科大剧院最后一次演出，空前激动人心。观众向他抛鲜花、欢呼、跺脚，久久不肯离开。这是托比胜利的，恰如其分的顶点。演出结束后，预定举行一次大型宴会。但托比对吉尔说：“我累坏了，女神。你自己去赴宴不好吗？我要回饭店里躺一躺。”
吉尔独自一人去参加宴会。大卫仿佛时时刻刻都在她的身边。她同东道主交谈、跳舞，为他们对她的赞美而表示谢意，但她的头脑里始终萦绕着她同大卫那次会见的情景。“我当初实在结错了婚。萨塞已经和我离了婚。我从没有一天不爱你。”
深夜两点，吉尔由人护送到饭店门口。她走进去，发现托比躺在房间正中的地板上，不省人事，右手伸向电话机。
托比・坦波尔被紧急用救护车拉到斯维尔契科夫大街三号外事人员总医院。三位一流专家深夜赶来就诊，大家对吉尔深表同情。医院院长陪她到一个单间办公室，她在那里等侯消息。一切又仿佛再次重演，吉尔想。这一切，以前都发生过。但这一次却潜在着一种模糊的、虚幻的……
几个小时过去后，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矮矮胖胖的俄罗斯人摇摇摆摆地走了过来。他穿着剪裁得并不合体的服装，看起来像个失意的保安人员。“我是杜洛夫大夫，”他说，“我负责主治你丈夫的病。”
“我想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请坐，坦波尔夫人。”
吉尔本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站了起来。“告诉我！”
“您的丈夫患的是中风症，从医学上讲，是由脑血栓形成的。”
“严重吗？”
“是最最――怎么说呢――目前还很严重，很危险。如果您的丈夫抢救过来――当然，现在还很难说――他也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了。他心里是清楚的。但是，已完全瘫痪了。”
吉尔离开莫斯科之前，大卫打电话给她。
“我无法对你说，我是多么难过。”他说。
“我要守候在你的身边。什么时候你需要我，我就来，一定记住。”
归程是一场难堪的旧戏重演。飞机里放着医院的担架，急救车从机场径直开回家，然后是开设了一间病房。
不过，这次有点不同的是，吉尔一经允许探视托比，她就完全明白了，他的心脏仍在跳动，他的主要器官都还活着，从各方面说，他还是个活体，然而却又不是。应该说他只是一个有呼吸、有脉搏的尸体，一个氧气罩里的死人。身上插着的针管和针头像导管一样，输进各种液体，维系他存活下来的生命力。他的面孔已完全扭曲，鼻、眼歪斜得特别难看。嘴唇翻着，露出牙床。整张脸看上去总是在笑。“恐怕我不能使你抱多大希望。”俄国大夫是这样对她说的。
那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现在他们已回到贝莱尔市自己的家里。吉尔到家后，立即打电话给凯普兰大夫。凯普兰大夫又找来一些专家。这些专家又找来更多的专家。答案完全一样：一次严重的脑血管损伤――摧残中枢神经的重度中风。康复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昼夜都有护士轮番守护，还有理疗医师来替托比治病，但全都是摆摆样子而已。
接受这种全面治疗的对象，已完全奇形怪状了。托比的皮肤全部呈黄色；头发大片大片地脱落；瘫痪的肢体出现萎缩，皮肤完全松垮下来。脸上始终是那副无法自控的怪笑。他难看极了，简直是一具可怕的骷髅。
但他的眼睛还是活的，而且是何等活生生的啊。他的眼睛仍在发光。这是被残废身躯禁锢着的一种精神的力量，它清清楚楚地表达出他所遭受的挫折。只要吉尔走过他的房间，托比的眼睛就如饥如渴、发狂似的跟随着她，央求着她。为了什么？为了求她使他再能行走？再能说话？使他再度成为一个完人？
她常常低头盯着他，不声不响，她想：“我的一部分已经躺在那张床上了，正在受禁锢，受煎熬。”他们已经结成一体了。她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托比，挽救她自己。但是她知道这次她已无能为力了。这次实在不行了。
电话铃不断地响，那是其他一切电话的重复，一切表示同情的语言的重复。
但是有一个电话是不同的。大卫・肯尼文的电话：“我只想让你知道，凡是我能做到的――任何事情――我等着你的吩咐。”
吉尔想到他的模样，高大而健壮，风流倜傥；她再想想隔壁房间里，那个不成人样的怪物。“谢谢你，大卫，我衷心感谢。没有什么事。暂时没有。”
“我们在休斯敦有些大夫，”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夫。我可以派飞机把他们接来看他。”
吉尔感觉到自己的喉咙在发紧。哦，她多么想请大卫来看她，把她从这个地方带走！但是她不能。她已经同托比结合了，她知道自己永远不能离开他。
永远不能离开，只要他还活着。
凯普兰大夫已经替托比做了检查。吉尔正在书房里等着。他走进门时，她转身望着他。他笨拙地试图以幽默的语言说：“唔，吉尔，我这里可有个好消息，也有个坏消息。”
“先说说坏消息。”
“我恐怕托比的神经系统损伤得太厉害了，无法恢复，这已是毫无疑问了。这次绝没有再康复的可能。他永远也不会走路和说话了。”
她盯着他好大一会，然后说：“有什么好消息？”
凯普兰大夫微微一笑：“托比的心脏强壮得惊人。护理得当，他还能活上二十年。”
吉尔望着他，不能置信。二十年。那是个好消息。她想到自己被楼上那个可怕的怪物拴住，不禁陷入一场无法摆脱的恶梦里。她永远不能同托比离婚，只要他活着，她就不能。如果她现在遗忘了他，人人都会觉得她是在背叛，人人都会认为托比受了骗，甚至包括大卫・肯尼文。
大卫现在每天都来电话。他不断地夸她既忠诚，又无私，真是难能可贵，但是，他们两人都意识到：一种深沉的、潜在的爱流，正在他们彼此之间流淌。
无法说出口的是，等托比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