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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四章


更新日期:2021-05-05 + 放大字体 | - 减小字体 本书总阅读量:

  秦稚芬一夜不曾睡。虽然城门一开,便另外派人到锡拉胡同,打听得张荫桓安然无事,但午夜时分,王五来访,谈到他在东兴楼所听来的,关于张荫桓得罪了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的故事,大为担忧,就辗转反侧,通宵不能安枕了。

  天色微明,便已起身。时候太早,还不便去看张荫桓,就去了,张荫桓上朝未归,亦见不着面,一直捱到钟打七点,到底耐不住了,关照套车进城。

  到得锡拉胡同,张荫桓亦是刚从西苑值班朝贺了慈禧太后回府。一见秦稚芬,很诧异地问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秦稚芬老实答说:“听了些新鲜话,很不放心,特为来看看。”

  “大概没事了!你不必替我担心。我还没有吃早饭,正好陪我。回头咱们一面吃,一面谈,我也听听,是什么新鲜话。”

  于是秦稚芬夹杂在丫头之间,服侍张荫桓换了衣服,正要坐上餐桌,听差神色张皇地报:“步军统领衙门有人来了!”

  秦稚芬一听色变,而张荫桓却很沉着,按着他的手说了句:“别怕!不会有事。”

  及至便衣出见,崇礼派来的一名翼尉,很客气地说:“请张大人到敝处接旨!”

  听说接旨,张荫桓知道大事不妙,只是不愿让家人受惊,所以平静地答说:“好!等我吃完饭就走。”

  回到餐桌上,神色如常,只是秦稚芬却不敢再说那些徒乱人意的故事了。张荫桓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话,静静地吃完,换上公服,预备到步军统领衙门去接旨。

  须臾饭罢,张荫桓不进内室,就在小客厅中换了公服,一如平时上衙门那样,从容走出大厅。那翼尉是老公事,看他这副神态,知道他掉以轻心,自觉有进一忠言的必要。

  “大人,”他说,“如果大人有话交代夫人,不要紧,卑职还可以等。”

  张荫桓一颗心往下沉!这是暗示他应与妻子诀别,有那样严重吗?刹那间想起自己在洋务上替朝廷解决了许多的难题,以及慈禧太后屡次的温语褒奖,谁知一翻了脸是如此严酷寡情!他平日负才使气惯了的,此时习性难改,傲然答道:

  “不必!”

  说着,首先出门上车。翼尉紧接在后,与从人一起上马,前后夹护,一直到了步军统领衙门,将他带入一间空屋子,那翼尉道声:“请坐!”随即走了。

  张荫桓原以为崇礼马上就会来宣旨,谁知直坐到午时,始终不曾有人来理他。听差当然是被隔离了,只能问看管的番役,却又不得要领。守到黄昏,饿得头昏眼花,而且不知道这晚上睡在那里,忍无可忍之下,大发脾气,于是有个小官出面,准张家的听差送来饮食被褥。只是主仆不准交谈,所以张荫桓对这天山雨欲来,狂飚已作的朝局,毫无所知。

  这天朝局的进一步变化,是从一桩喜事开始。王公大臣,一律蟒袍——俗称“花衣”,是国家有大喜庆时必穿的吉服慈禧太后复出训政,当然算是喜事,所以王公大臣“花衣”朝贺。

  朝贺皇太后,是由皇帝领头,天颜惨淡,手颤目呆,与那班别有异心的亲贵如端王载漪,顽固不化的老臣如徐桐,以及“后党”如刚毅之流的喜逐颜开,恰成对比。

  瞻拜玉座,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传旨:“御前大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暂留,听候召见。”

  等到慈禧太后用过早膳,再次“叫起”,由御前大臣首位的庆王领班,进入勤政殿时,皇帝已经鹄立在堆满了文件的御案之前了。

  “皇帝!”

  “儿子在!”皇帝急忙转过身来,伛偻着腰,斜对着上方。

  慈禧太后却又不理皇帝了,指着御案上的文件,面对群臣,大声说道:“这是从皇帝书桌里和康有为住的地方找出来的东西!我要大家来看看,皇帝几次跟我说,要变法图强。想国家强,谁不愿意。不过,变法可不是随便的。本朝最重家法,祖宗的成宪,那里可以不守。我当时跟皇帝说,‘只要你不改服饰,不剪辫子就可以了!’这话的意思,谁都明白,是劝皇帝别闹得太过分!那知道皇帝竟听不懂,或者听是听懂了,为了跟我呕气,索性大大地胡闹!”

  “儿子,”皇帝结结巴巴地分辩,“绝不敢!”

  “哼!”慈禧太后冷笑一声,仍然俯视群臣,对皇帝连正眼都不看一看,“四月初十以前,皇帝还不敢太胡闹,因为恭亲王还在,敢在皇帝面前说话。皇帝,你自己说,你六叔咽气的时候,跟你怎么说来着的?”

  皇帝御名载湉,生父醇王奕譞行七,而恭王行六,本应称“六伯”,但因皇帝已入继文宗为子,所以改称“六叔”。当恭王病危时,皇帝奉太后亲临视疾,已入弥留的恭王突然张眼对皇帝说道:“听说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请皇上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这是指康有为而言。在此以前,皇帝曾打算召见康有为,面询变法之道,恭王不肯承旨。他的理由是:定例,皇帝不得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而康有为是工部主事,官只六品,结果是命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代询。此时又作最后的谏劝,皇帝含泪颔首,表示接纳。而亦因此,为慈禧太后所恶,逐出军机,闲废十年而复起的恭王,身后恤典优隆,赐亲贵最高的谥号为“忠”,辍朝五日,素服十五日,入祀贤良祠,配享太庙。

  现在慈禧太后提到这段往事,要皇帝亲口复述,等于要皇帝向群臣自责,已纳忠谏而又背弃。无信不立,皇帝何能自承失信,可是在慈禧太后严厉的眼光之下,无可奈何,只好嗫嚅着说了恭王的遗言。

  “你呢?你许了你六叔没有?愿意听他‘人之将死’的那句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慈禧太后不必再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这半句成语,便肯定了法不可变,康有为不可用!皇帝已无法逃避责任,唯有自承:“儿子糊涂!”

  “你们听见了吧!”慈禧太后大声说道:“恭亲王一死,小人就都猖狂了!隔不了几天,御史杨深秀上折子要‘定国是’,又要废八股,又说什么请皇帝‘御门’,跟大家立誓,非变法不可。以后又有徐致靖上折,也是要定国是。这都是罪魁祸首,最叫人想不到的是,变法的上谕,居然是翁同龢拟的。三朝老臣,两朝师傅,官做到协办,国家那点对不起他?他要带着皇帝胡闹,毁祖宗的成宪!真忘恩负义到了极点!”

  慈禧太后提到翁同龢,大为激动,戴满了戒指的右手,连连击桌,一下比一下响,震得皇帝一阵一阵地哆嗦,而臣下亦悸怖于女主的雷霆之怒,相顾失色。特别是与翁同龢有深切关系的人,更是将颗心提到了喉头,深怕慈禧太后还饶不过已被逐回乡的“翁师傅”。

  “当然,罪大恶极,说什么也不能饶的是康有为!”慈禧太后环视而问:“如今怎么样了?”

  这是询问捉拿康有为的结果。照廷对的惯例,应该由领班的庆王回奏,如果庆王不明究竟,即应指定适当的人发言。谁知庆王还不曾开口,军机大臣刚毅已越次奏对,“回皇太后的话,康有为确已坐上英国轮船,逃到上海去了!”他说,“奴才愚见,应该责成总署跟英国公使馆严加交涉,转知该国轮船,不论在何处泊岸,立即将康有为捆交当地地方官,才是正办。”

  难题到了庆王头上。他久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道类此情形除非曾经订立引渡的条约,否则就是一件决不可能的事。但如照实回奏必定会遭责难,且先敷衍了眼前再说。

  因此,他不待慈禧太后作何表示,抢先说道:“据报,康有为坐的是重庆轮,这条轮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奴才回头就跟英国公使去交涉。”

  慈禧点点头,方欲有言。也是御前大臣,紧跪在庆王身后的端王载漪大声说道:“奏上老佛爷,康有为迟不走,早不走,就在袁世凯回天津那天,从京里逃走。那有这么巧的事?依奴才看,一定有奸细给他通风报信。这件事不能不查。”

  “你们要知道,是谁给康有为通风报信的吗?我给你们看两样东西。”慈禧太后检了两通文件对跪得最近御案的庆王说:“你念给大家听!”

  这两通文件,一件是杨锐的复奏。在七月二十八,皇帝赐杨锐一道密诏:“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慈禧太后命庆王念杨锐的复奏,就因为其中引叙了密诏全文,可以让大家知道,在皇帝的心目中,眼前的大臣,无非“老谬昏庸”,当“尽行罢黜”。至于杨锐的复奏,语气很平和,劝皇帝对变法宜乎渐进,只是提到曾与康有为商议,便似坐实了他是康党。庆王知道他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本性不主激进,亦非康党,很想保全,所以含含糊糊地念完,随即再念第二件。

  第二件是从康有为寓所中搜查到的一封信。“四京卿”之一的林旭,在八月初二带出一件赐康有为朱笔密谕,催康有为尽速离京,到上海去办官报。一开头便说:“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林旭的这封信,便是为康有为解释,皇帝的“不得已之苦衷”,是慈禧太后对康有为深恶痛绝,如再迁延不去,恐有生命之危。

  大家都明白了,慈禧太后的意思是,端王所指的“通风报信”的“奸细”,就是皇帝。果然,只见她厉声向皇帝问道:

  “你说,你是不是包庇康有为?”

  “儿子不敢!”震栗失次的皇帝惟有推诿,“那是,那是杨锐的主意,要康有为赶快出京。”

  “给袁世凯的那道朱谕呢?”慈禧太后问,“莫非也是别人的主意?”

  最使得皇帝惶恐窘迫,无词以解,无地自容的,就是这件事。派兵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皇帝而有此十恶不赦的大罪,何以君临天下?所以此时面色如死,垂首不语。

  慈禧太后久想收权,但总是找不出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借口,谁知竟有这样梦想不到的意外机缘,转祸为福,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看皇帝哑口无言,越发逼得凶了。

  “你们问皇帝,他叫袁世凯干的是什么丧尽天良、鬼神不容的事?”

  这等于以臣下审问皇帝。再狂悖的人,亦知不可,唯有志在当太上皇帝的端王,有落井下石的念头,嘴唇翕动想开口时,却晚了一步。

  “你说啊!”慈禧太后冷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你可要放明白一点儿,你是皇帝,可也是我的儿子!寻常百姓家,儿子忤逆不孝,亲友邻居都可以出首告官,或打或骂。你是皇上,没有人能管你,可别忘了还有我!”慈禧太后看了一下,大声问道:“谁是‘宗令’?”

  专管皇族玉牒、爵禄等等事务的衙门,叫做“宗人府”,堂官称为“宗令”,下有左右两“宗正”。宗令向例派行辈高的亲王充任,此时的宗令是礼亲王世铎。慈禧太后当然知道,明知故问,无非为了炫耀权威而已。

  世铎一无所能,最大的长处是恭顺,听得这一问,未答先碰一个响头,然后高声说道:“奴才,在!”

  “传家法!”

  此言一出,无不大惊!慈禧太后竟要杖责皇帝,这是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想到过的奇事怪事。于是东面一行居首的庆王奕劻,西面一行居首的文华殿大学士,不约而同地伏地碰头。其余的王公大臣,亦无不如此,一时只听得砖地上“冬、冬”地响。皇帝不由得亦跪倒了。

  这是为皇帝求情的表示,慈禧太后不能不买群臣的面子。

  不过虽不再传家法,却仍旧要逼着皇帝开口。

  “总有人替你出主意的吧?”慈禧太后再次警告,“你就护着人家不肯说,我也会知道。到那时候,我可再不能姑息了!

  岂止罚她,连她娘家人亦该罚!”

  皇帝蓦地里警悟,原来慈禧太后疑心到珍妃了!情急之下,脱口说道:“是康有为、谭嗣同有那么个想法。不过,本意也只是兵谏,决不敢惊犯慈驾。不然,儿子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

  “你们听听!皇帝多孝顺啊!”

  慈禧太后的本意,是要皇帝自己承认,曾有犯上的密谋,既不足以为君,亦不足以为子。这一来,不但可为她的训政找出一个不得不然的理由,而且亦为进一步废立作个伏笔。至此目的已达,她就振振有词了。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皇帝这样子胡闹,非断送了大清朝的天下不可!除非我咽了气,想管也不能管,不然,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不闻不问?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吗?”慈禧太后拿块手绢擦一擦眼睛,又捂着鼻子擤了两下,接下去又说:“皇帝四岁抱进宫,身子不好,是我一手抚养,白天睡在我床上,晚上由嬷嬷带着,睡在我外屋,一夜几次起来看他。皇帝胆子小,怕打雷,一听雷声就会吓得大哭,要我抱着哄个半天,才会安静下来。这样子辛辛苦苦抚养他成人,你们看,他如今是怎么对待我?这不叫天下做父母的寒心吗?本朝以仁孝治天下,我把皇帝教养成这个样子,实在痛心,实在惭愧!真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见文宗?”

  说到这里,慈禧太后已有些语不成声的模样。皇帝则伏地呜咽,不知是愧悔,还是委屈?殿前群臣,亦无不垂泪,可是谁也没有出声。有些人不便劝,有些人不敢劝,而有些人是不愿劝。

  “这几个月真是国家的大不幸。”慈禧太后收泪说道:“从四月里以来,乱糟糟地一片,如今非切切实实整顿不可!你们把这几个月的新政谕旨,大小臣工的奏折,按日子先后,开个单子送来我看。”

  “是!”庆王与礼王同声答应。

  “康有为一党,决不轻饶!你们要赶快办!此外还有什么在眼前必得处置的紧要事件,军机处随时写奏片送进来!”

  “是!”这次是礼王与刚毅同声答应。

  略等一会,别无他语,便由庆王领头“跪安”退出,回衙门的回衙门,回府的回府,各随自便。唯有皇帝身不由主,仍旧被送回三面环水、一径难通的瀛台。

  ※※※

  军机大臣回到直庐,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拿办康有为的党羽。可是,谁是康有为的党羽呢?

  军机大臣一共六位,只有刚毅主张大大地开一张康党的名单。领枢的礼王并无定见;王文韶心里明白,不应多所株连,可是不愿开口;廖寿恒因为常在皇帝与康有为之间传旨,不无新党之嫌,不敢开口;敢开口的只有裕禄与钱应溥。

  “子良,”裕禄很婉传地说,“政局总以安静为主,倘或搞得人心惶惶,未必就是皇太后的本意。依我的意见,康党有明确形迹可指者,不过四京卿而已!”

  “寿山,”刚毅喊着裕禄的别号问道:“照你这一说,连张樵野都是冤枉的,应该请旨,马上放掉他?”

  “张樵野自当别论。”

  “中党,”钱应溥赶紧接上去说,“就开五个人的名字吧!

  看上头的意思再说。”

  刚毅看礼王、王文韶、廖寿恒尽皆沉默,颇有孤掌难鸣之感,事出无奈,只好点头同意:“好吧!看上头的意思,等驳下来再说。”

  奏片写就,正要呈进,寝宫内发出来一道奏折。礼王未看正文,先看折尾,上面是慈禧太后的朱笔亲批:“速议奏!”急急看罢正文,礼王伸了伸舌头,大声说道:“好大胆子!

  真有不要脑袋的人!”

  这一声惊动了一屋子的人,刚毅问道:“谁不要脑袋?”

  “还有谁?杨漪村。”

  听得这话,廖寿恒首先一惊。杨漪村就是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而廖寿恒是那一科会试的总裁,师生之谊,自感关切,急急问道:“杨漪村又妄言了?”

  “哼!”正在看折子的刚毅冷笑,“岂止妄言而已!”

  原来一士谔谔,举朝只有杨深秀一个人上疏诘问皇帝何以被废?引经据典,历数国有女主,必非社稷之福,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

  传观了这个奏折,无不摇头叹息,刚毅向裕禄说道:“你看,你要安静,偏有人要闹事!寿山,你怎么说?”

  “太不智了!”

  “仲山!”刚毅又问廖寿恒,“你看,贵门生该得何罪?”

  廖寿恒是刑部尚书,身分尴尬,更难回护,只能这样答说:“这要公议。”

  “眼前呢?是不是拿交贵部?”

  这样咄咄逼人,廖寿恒感到事态严重,若无明确表示,不但于杨深秀无补,恐怕自己的前程亦会不保。看这样子,就想回护门生,亦必不能如愿,那就不如放聪明些。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答说:“当然。不过逮问言官,必得请旨。”

  “当然要请旨!”刚毅环视问道:“诸公之意如何?”

  大家都不作声,但礼王不能不说话:“请旨吧!”

  “好!”刚毅喊道:“请郭老爷来!”

  “郭老爷”是指郭曾炘,福州人,汉军机章京头班的“达拉密”。应召而至,照刚毅的意思,写了个奏片:“立即拿交刑部治罪。”

  “杨漪村上这个折子,自己也知道会有怎么个结果?”刚毅掉了一句文:“求仁得仁,夫复何憾?”

  刚毅肚子里的墨水有限,偶尔想到这八个字,自以为是隽语,十分得意。而在旁人听来,有点说风凉话的味道。谁也不搭他的腔,郭曾炘也面无笑容地,持着奏片,掉头就走。

  “春榆,春榆!”刚毅将别号春榆的郭曾炘召回厅堂,眼看着同僚说道:“各位看,杨漪村会不会自裁?”

  此言一出,四座愕然。可是细想一想,刚毅这一问,倒不是匪夷所思。杨深秀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当然了解到后果的严重,多半已存着必死之心,步光绪初年吴可读的前尘,来个尸谏,亦未见得不可能。

  “子良这句话却非过虑。”裕禄说道:“得要想个法子保全。”

  “保全”二字,刚毅觉得不中听,微微冷笑着说:“我在秋曹多年,什么样的案子都经过,此辈的用心,真正叫洞若观火。就象杨某人这折子一上,如果没事,白得个敢言的名声,自然不会死,倘或拿问,知道事情弄糟了,索性一死,至少还落个尸谏的名声。他这件案子,情节甚重,上头是一定要严究的,不能预为之计。事情明摆在那里,一定拿问,既然如此,何不先行看管?”

  刚毅的想法和说法都很苛刻。只是“看管”亦为“保全”,清朝还没有杀过言官的例子,这个好歹先留下他一条命来的打算,总是不错的。因此,都同意了刚毅的办法,通知步军统领衙门,先行逮捕杨深秀。

  ※※※

  “好兄弟,”王五脸色凝重地说,“你不能不走了!恐怕你还不知道,杨都老爷,跟张侍郎一样,也让九门提督抓走了。”

  “那位杨都老爷?”

  “山西人……。”

  “喔,杨漪村。”谭嗣同有些困惑,“怎么不抓我,抓他呢?”

  “嗐!兄弟,”王五大不以为然,“莫非你有那个瘾,非坐牢才痛快?我想过了,你说怕连累老太爷,这话不错,不过,这到底不过一句话,是不是真的会连累老太爷,也很难说。万一连累着了,那时你再投案,为父赎罪,是个孝子,朝廷没有不放老太爷出来的道理。既然这样,何必自己多事?”

  “话不是这么说。从来办大事,总要有人不怕死,才能感动得了别人,接踵而起……。”说到这里,谭嗣同停了下来,自觉辞不达意,很难跟王五说得明白。

  王五其实明白,“兄弟,”他说,“我也知道你有番大道理,不过,我实在不能眼看着你让人抓走。你不要教皇上吗?人、钱,我都有,就没有人出主意。兄弟,非你不可!”

  这是有意拿大帽子套他,谭嗣同明知其意,不便说破,只这样答道:“五哥责以大义,我不敢不听。不过,今晚上总不行了,这里也不是细谈之地。这样,明天上午,我们仍旧在大酒缸见面。”

  王五无奈,只得应承,作了第二天一早相会的坚约,方始告辞。

  那知,次日清晨,谭嗣同刚刚起床,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带同大兴、宛平两县的捕役,已经到门。同案被捕的,除了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外,还有一个曾经保荐康有为的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连张荫桓与杨深秀,一共七个人,都移解刑部,在看管所暂住,每人一间屋子,不准见面,更不准私下交谈。

  上谕一发,凡是新党,或者前一阵子赶时髦,上书言事,荐举新政人才,以及论改革官制、废科举、筹设文武学堂及派员游学、筹办新军及团练、兴农工商务、设银行改币制、开矿筑路、设报馆及译书局等等新政的大小官儿,人人自危。自觉必不可免而能够筹得出川资的,纷纷作出京走避之计,以致前门车站,突然比平时热闹得多了。

  当然,弹冠相庆的人更多。本来一个月前,有道上谕,京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属于“大九卿”的衙门,都已裁并,冗员变成灾官,不下万人之多,群情惶惶,莫可终日。一看太后复掌大权,继以逮问新党,可知一切“光复”,照样又有官做。不过,有些衙门,一闻裁撤的诏令,来个卷堂大散,不但印信档案无存,连公署的门窗板壁亦都拆得光光,毛虽可附,皮已不存,也是件愁人的事。

  当然,真正兴奋得睡不着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其中之一就是杨崇伊。从他窥探意旨,与荣禄定计,在八月初三上了请太后训政的折子以后,成了京官中的头号要员。关闭九城、停开火车的那天,前门车站开出一列专车,只挂一个车厢,里面坐的就是杨崇伊,直放天津,与荣禄相会,承命回京,另有献议。

  原来荣禄虽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在京里却是相当孤立的。有些人是不愿他往上爬,怕他一冒上来,相形见绌,就会失势,有些人是觉得他平时过于跋扈,应该加以裁抑,还有些对慈禧太后固然严惮,而对皇帝却也存着一片深藏未露的惓惓忠爱之忱,看荣禄唯知有母,不知有子,内心愤慨,当然也不会替他说好话。因此,荣禄得找个人替他开路,才能内召大用。

  杨崇伊的第二个折子,便是替荣禄开路,建议“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来京干什么呢?不能明言让荣禄入军机,即使能说,荣禄也不愿意他说,因为大学士在军机上行走是真宰相,耻于为从五品的监察御史所荐。

  因此,杨崇伊找了个借口,说康有为在逃、梁启超亦未拿获,康广仁、谭嗣同虽被捕而未处决,深恐康党勾结洋人,以兵舰巨炮相威胁,应该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进京,保护皇太后及皇帝。

  但北洋为海内第一重镇,不可一日无人,荣禄进京保护圣躬,总得有人替他才行。杨崇伊这三年来苦心孤诣,想在朝中掀起一场大波澜,目的就是为了此刻可以举荐一个代荣禄而镇守北洋的人,此人非别,正是目前寄居贤良寺,侘傺无聊,郁郁寡欢的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原来杨崇伊与李鸿章是至亲。李鸿章长子叫李经方,虽为胞侄入继,却如己出,视为克家令子,而李经方就是杨崇伊的儿女亲家。李大小姐闺名国香,嫁的是杨崇伊的长子杨圻。

  杨圻字云史,是个少年名士。他之得为相府娇客。也许是看中了他的人才,但亦可能由于杨崇伊是江苏常熟人,他的同乡前辈翁同龢,以帝师之尊,颇得重用,李鸿章想以此渊源,对一向与他不大和睦的翁同龢,取得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如果他真有这样的企图,那可是彻头彻尾落空了!

  杨李两家这门亲事,结在光绪十八年。那时的李鸿章,勋名功业,看来如日方中,其实是“夕阳无限好”。两年以后的甲午之战,北洋海军,一举成空。事先翁同龢及他的门下如汪鸣銮、文道希,以及珍妃的长兄志锐等等,全力主战,事后则翁党纷纷纠参李鸿章,先剥他的黄马褂,拔他的三眼花翎,最后夺了他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马关议和回国,朝命入阁办事,其间虽有贺俄皇加冕的海天万里之行,订下自以为“可保数十年无事”的中俄密约,但始终未获重用,既不能入军机,亦不能掌兵权,甚至连个总理事务大臣的兼职亦竟保不住。

  李鸿章失势,杨崇伊便无指望,因而恨极了翁同龢一党。他看得很清楚,慈禧太后还是眷顾老臣的,只为皇帝听信翁同龢,才压得他的那位“老姻长”不能出头,所以死心塌地做了“后党”,处心积虑想剪除皇帝的羽翼。首攻珍妃的老师文道希,恰恰符合了慈禧太后不喜珍妃的心意。这次首先发难,奏请训政,更是大功一件,自觉为“老姻长”效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背后对人称李鸿章为“老姻长”,见了面,杨崇伊仍然用“官称”,恭恭敬敬叫一声:“中堂!”接着将奏稿双手捧上:

  “晚生拟了一个折子,请中堂过目。”

  “姻兄,不敢当!”李鸿章也很客气地,用双手相接。

  展稿细读,看完前面请召荣禄一段,李鸿章想了一下才往下读:“至北洋紧要,不可一日无人,司道代拆代行,设有要事,尤恐缓不济急。可否请旨饬大学士李鸿章即日前往,暂行署理,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乎呼应较灵。”

  看到这里,他停下来说:“多感盛情。不过,恐怕没有什么用处。”

  杨崇伊一听这话,大为泄气,“中堂!”他说,“今日北洋,岂是袁慰庭所能主持的?何况中堂朝廷柱石,久蒙慈眷,际此危疑震撼之时,当然要借重老成。”

  “你说我‘朝廷柱石’,这话倒不错,无非供人垫脚而已。”

  李鸿章说,“今天的邸抄,姻兄看了没有?”

  “还没有!”

  “你看了就知道了!”

  取来当天的宫门抄,李鸿章指出荣禄的一个奏折,是为“督练新建陆军直隶臬司袁世凯”规仿西制所设的“同文、炮队、步队、马队四项武备学堂”的官兵报奖,以炮队学堂监督段祺瑞为首,一共保了十六员。奉朱批:“着照所请。”

  “姻兄,袁慰庭要大用了,荣仲华如果进京,想来必是臬司代拆代行。是吗?”

  “是!荣仲华当面告诉我,一奉旨意,预备让袁慰庭护印。不过,”杨崇伊特别提高了声音,“他也说过,实在以中堂回北洋为宜。不过,他自觉身分差中堂一大截,不便冒昧举荐,所以关照我上折。”

  “喔,”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他真是这么说的?”

  “我不敢骗中堂。”

  李鸿章闭着眼想了好半天,然后“咕噜,咕噜”抽水烟。

  显然的,他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同意杨崇伊作此尝试?

  “上了也好!”他终于开口了,“做个伏笔。”

  “是!”口中这样答应,疑问却摆在脸上。

  “回北洋,只怕我今生休想了!”李鸿章说,“多少人想夺我的兵权,尤其是荣仲华这样厉害的脚色,岂肯轻易放手?”

  “不然!”杨崇伊说,“他跟我表示过了,还是想入军机。”

  “入军机亦未必不能掌兵权。这也不去说它了!姻兄,”李鸿章忽然问道,“你觉得我回北洋有意思吗?”

  “北洋到底是北洋……。”

  李鸿章摇摇手,不让他再说下去:“老夫耄矣!那里还能做重振雄风的春梦?看机会,象从前左文襄那样,能择一处善地容我养老,此愿已足!”

  听得这一说,杨崇伊才知道李鸿章志在两江或者两广。这两处“善地”都是膏腴之区,以李鸿章的资格,不难到手。所谓“上了也好”,正就是表示,纵或不能重镇北洋,不得已而求其次,亦比在京“入阁办事”来得强。

  李鸿章确是这样的想法。但开府北洋,威风八面,究竟不能忘情,所以等杨崇伊一告辞,立即关照:“拿我的名片,去请总理衙门的陈老爷来!”

  这位“陈老爷”是贵州人,名叫陈夔龙,字筱石,光绪十二年的进士,大卷子上错了一个字,名列三甲,分发到兵部当司官,兼充总理衙门章京,忠厚练达,一貌堂堂,颇得李鸿章的赏识。

  不过,这天他要找陈夔龙,另有缘故。因为陈夔龙官只五品,却能上交名公巨卿。他前后三娶,元配是以前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侄女;现在这位续弦的太太,是已故军机大臣许庚身的堂妹,与现任军机大臣廖寿恒两度联襟,目前就住在东华门外廖府。所以李鸿章找他,能够打听到军机处的消息。

  其次,荣禄当兵部尚书时,在司官中最看重陈夔龙,不论查案,或是视察,每次出京,必以陈夔龙为随员。同时,袁世凯倚为左右手的幕僚徐世昌,是陈夔龙的同年。所以对于天津的消息,他是相当灵通的。

  更其重要的是,陈夔龙在总理衙门,深得庆王奕劻的信任,专管与北洋往来的密电。李鸿章知道,荣禄有何密奏,慈禧太后有何密谕,都由庆王转承,亦必都由陈夔龙经手译递。

  所以,要打听眼前的一切最高机密,更非找陈夔龙不可。

  ※※※

  “筱石,”李鸿章开门见山地问,“北洋有什么电报?”

  “很多!”陈夔龙问,“不知道中堂问的那一方面?”

  “听说荣仲华又要进京了?”

  “是!是奉太后的密谕,带印进京。大概明后天可到。”

  “带印进京?”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北洋不派人护理了?”

  “不!电谕上说明白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都由袁慰庭护理。”

  李鸿章认为袁世凯将要“大用”的看法证实了,反倒有爽然若失之感。惘惘之情,现于形色,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听庆王说,上头对袁慰庭还不大放心,是荣中堂力保的。不过,荣中堂对他亦未见得放心,无非骤当大变,力求安定而已。”陈夔龙忧形于色地说,“宫闱多故,剧变方殷,有些传闻,真为臣子所不忍闻。”

  “喔!”李鸿章很注意地问:“有些什么传闻?”

  “说皇上曾一度离开瀛台,结果被拦了回去。”

  “真是闻所未闻!”李鸿章不断摇首叹息,“大局决裂到如此地步,着实可忧。只怕内乱引起外患,我看各国公使快要插手干预了。”

  “英国公使原在北戴河避暑,已经赶回来了,听说就在这一两天之内,怕要写信给中堂。”

  “写信给我?”李鸿章问,“所为何来?”

  “听说张樵公逮问,英国公使颇为关心,或许会写信给中堂,试图营救?”

  “营救?”李鸿章是觉得很好笑的神气,“今日之下,我李某算老几?别说泥菩萨过江,没有力量救他,就有……。”

  他突然发觉自己失言,虽缩住了口,但亦跟说出口来一样,倒不如索性说明了它。

  “筱石,有件事不知道你有所闻否?我这趟出总署,就是张樵野捣的鬼。这十几年以来,我对他处处提携,而他总觉得有我在,他就出不了头,所以早就存着排挤我的心。谁知道他也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人心如此之坏,难怪大局会糟到今天这个样子!”

  陈夔龙对张樵野——张荫桓虽无好感,但亦并无恶感。李鸿章“早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有足够的资格批评张荫桓,但自己是个司官,不便对上官任意指摘,因而保持沉默。李鸿章亦就很知趣地不再往下说了。

  “中堂还有什么吩咐?”

  “不敢当!”李鸿章想了一下说,“我如今闭门思过,除非特召进宫,平时步门不出,外面的消息都隔膜了,既不敢打听,亦没有人见顾。老骥伏枥,待死而已!”

  “中堂千万不必灰心!”陈夔龙就知道他还有千里之志,很恳切地安慰他说,“谋国还赖老成。慈圣训政,一定要借重中堂的。如果有什么消息,自当随时来禀告。”

  “承情之至!足下不忘故人,感何可言?长日多暇,欢迎你常来谈谈。”

  “是!”陈夔龙起身告辞,请安起来,又低声问道:“荣中堂一到,大概总要见面的,中堂可有什么话,要我带去?”

  “话很多,不过,都不要紧。”李鸿章沉吟了一下说,“只请你带一句话,我很想出京走走!”

  “是!一见了荣中堂我就说。”

  ※※※

  也不过天色方曙,庆王就派了侍卫来请陈夔龙,说在府中立等见面。

  匆匆赶来,只见庆王公服未卸,是刚刚朝罢回府的模样。陈夔龙刚行过礼,看见门上又领进一个人来,是他的同僚,工部郎中兼充总理衙门章京的铁良。

  “有件案子,非请两位帮忙不可!”庆王说道,“为张樵野他们拿问,崇受之上了一个折子……”

  原来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崇礼,经办大捕新党一案,深感责任太重,不胜负荷,所以依照“重大案件奏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的成例,上折请求援例办理。奉到的懿旨是:“着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克期具奏。”

  “御前的班次,向来在内阁、军机之前,所以大家公推我主持。这一案非比寻常,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请两位辛苦吧!”

  “是!”陈夔龙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王爷,原奏请派大学士、军机,何以旨意改派御前?此中或有深意,不知王爷想过没有?”

  “如果是派大学士,当然由李少荃主持,慈圣的意思是不愿他为难。”庆王接着又说:“同案的几个人,情形不同,听说杨锐、刘光第都是有学问的人,品行亦很好,如果一案罗织,有欠公道,应该分别办理。两位到了部里,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

  陈夔龙心想,不派大学士决非体谅李鸿章,不愿使他为难,多半是怕李鸿章会有所偏袒。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惩办这一案,主课重刑。而听庆王的口风,杨锐、刘光第可从宽减,其余只怕不是大辟便是充军的罪名了。

  于是辞出庆王府,转到总理衙门,先备咨文,知照刑部,叙明会审缘由。其时宫门抄已经送到,其中便有崇礼所上奏折的原文,而上谕指明受审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共七人。至于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最后特别宣示:此外官绅中有被康有为“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总理衙门的官儿,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党之嫌,如今连受康有为“诱惑”的人都可不受株连,新党耳目更不在话下。因而看完这道上谕,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心情却又沉重了。皇帝自道,“从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大家都明白,这是废立的先声。京中早有许多流言,说“迟早必换皇上”,这道上谕,已见端倪。但是“皇上”是那么容易换的吗?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担心,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正在相与咨嗟之际,听见马蹄得得,夹杂着轻快的轮声,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马车,当然是有洋人来了。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李鸿章被逐,张荫桓被捕,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很难得来,在衙门里的,只有一个曾为翁同龢所排挤,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凡是与洋人会谈,必由章京作笔录,章京以国别分股。法国股的章京,一共九个人,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大同乡,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

  翻译姓吴,是吕班带来的。宾主四人,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相对坐定,略作寒暄,谈入正题,吴翻译先有所透露,吕班此来,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

  一听这话,徐用仪先吃一惊,知道遇到难题了!向汪大燮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穷于应付时,须作支援。

  等吕班发过言,吴翻译照实译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谕,颇为诧异,亦很关心。上谕中说,四月里以来,就有不适,何以三四个月之中,未见谈起?”

  “多谢贵公使关心。”徐用仪慢条斯理地答说:“圣躬违和已久,常有传说,贵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悬揣。”

  吴翻译听他这样回答,脸有难色。显然的,对于皇帝有病的传言,受雇于法国公使馆的中国人,如吴翻译等等,一定不曾告诉吕班。倘或据实转译徐用仪的回答,或许他就会受到责备,所以显得为难。

  不过,他还是跟吕班长长地说了一大篇,辅以手势,似乎在解释什么?吕班听完,点点头问道:“皇帝生的是什么病?”

  这不便瞎说,亦不能用打听确实了再来奉告之类的话搪塞,徐用仪只好含含糊糊地答说:“皇上是积劳之故,精神不振,胃纳不佳,夜眠不安。”

  “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症象,到底是什么病?”

  这样逼着问,颇使徐用仪受窘,汪大燮便疾书一个

  “肝”字,将纸片移到徐用仪面前。

  “大致是肝病。”徐用仪问吴翻译,“吕公使要打听得这么清楚,是为什么?”

  “我想他总有道理。”吴翻译问道:“徐大人这话,要不要译给他听?”

  “不必!且听他说。”

  吕班说的是:“肝脏有病的人,容易动怒。皇帝生这种病,在他左右的人,常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实在是件很不幸的事。”

  “是的。不过皇上赋性仁慈,倒未听到有什么处罚左右的情形。”

  “那很好!”吕班停了一下说,“上谕中要求大家保荐医师。敝国有几位在华传教的神甫,精通医道,我想举荐两位,为皇帝诊治,以敦两国交谊。”

  徐用仪听完译语,吃惊不小,急急答说:“多谢贵公使关爱,本大臣先代表敝国致谢。不过,荐医一事,本大臣必须请旨办理。此时不能作任何切实的答复,请原谅。”

  吕班对于他的回答,并无不满的表示,只问:“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答复?”

  “大概要两三天。”徐用仪说,“此事自须慎重,要问问御医,也还要垂询大臣。两三天是最快的了。”

  “那么,我准定三天以后,来听回音。”

  说完,吕班随即告辞。徐用仪送客出门,刚回来还未坐定,又有通报: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来访。

  这次是由英国股的章京,江苏太仓籍的唐文治作笔录。见了面,窘纳乐首先向徐用仪道贺,接着便取出一封信来,随带的郑翻译说:“窦公使这封信是给李中堂的,请总理衙门转交。”

  “既是致李中堂的信,何以不直接送到贤良寺去?”

  “窦公使的意思是,李中堂虽已退出总理衙门,但英国仍愿以李中堂为交涉的对手,当他仍旧在总理衙门。”

  “噢!”徐用仪颇为不快,但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说:

  “好吧!我派人转送就是。”

  等郑翻译转告以后,会谈本该结束了,谁知窦纳乐还有一番话:“信中表达了英国的一种意愿,希望李相能设法营救张大臣。”

  张大臣当然是指张荫桓。徐用仪心中冷笑,张荫桓虽得李鸿章的提拔,但交谊不终,李鸿章未见得肯营救张荫桓。而况,李鸿章正在倒霉的时候,这几天方兴未艾的一场大波澜,他能避免卷入漩涡,已是万幸,何敢多事,自讨没趣?窦纳乐其人骄狂可恶,让他撞木钟去!

  因此,他冷冷地答说:“知道了!我会转告李中堂。”

  “不光是转告李相,还希望贵大臣转告执政者,保全张大臣,对于促进中英邦交,很有帮助。”

  这又是使徐用仪无奈之事,唯有这样答复:“我会转陈庆王。”

  等窦纳乐一告辞,徐用仪立即吩咐套车,带着汪大燮、唐文治所作的两份笔录,直趋庆王府。

  “王爷,”徐用仪说,“下诏求医那道上谕真不该下的!惹得洋人插手干预,麻烦很大。请王爷看这份笔录。”庆王一面看,一面皱眉,看完说道:“人家也是一片好意,似乎未便峻拒。这件事,你有什么好主意?”

  “现在都得看慈圣的意思,谁也不敢胡乱出主意。我看,王爷不妨跟王、廖、裕三公谈一谈。”

  “我也是这样想,且等明天跟他们谈了再说。”

  ※※※

  王文韶、廖寿恒、裕禄都以军机大臣而兼总理大臣,所以庆王要找他们谈公事,最简捷的办法是亲到军机处。

  军机处本是禁地,但贵为亲王,自成例外。庆王排闼直入,而且在上位落坐,开门见山的道明来意。

  三位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军机大臣还未答话,不在其位的刚毅却谋其政,“这不是狗拿耗子吗?”他大不以为然地,“岂有此理!”

  说法国公使荐医为多管闲事,已失臣道,外使荐医为皇帝诊疾,用“狗拿耗子”的俗语来譬喻,更觉不伦。庆王心中不悦,便即正色答道:“这也不能说是人家爱管闲事。平常人家,亲友交好,荐医也是常有的事,何况一国之君,更何况下诏求医,是自己请人家来管闲事。子良,你没有办过洋务,不知道其中的甘苦委曲!”

  “我是说,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预。”刚毅犹自强辩,“再说,外国医生也不配替皇上看病。”

  庆王懒得再理他,看着年纪最长的王文韶问:“夔石,你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当然要奏请懿旨。想来慈圣不会答应。”

  “那是可想而知的。咱们得找个理由,怎么谢绝人家?”

  王文韶想了一会,慢条斯理地答说:“有个说法。从前曾袭侯得病,请西医诊脉,结果不治而死。俞曲园太史的挽联中有句话:‘信知西药不宜中。’中西体质互异,曾侯之薨,实非西医的过失。今以万乘之尊,不敢轻试西医。法使的盛意,只有心领而已。”

  这个说法比较婉转得体,都表赞同,庆王决定照此回奏。另有英国公使要救张荫桓一事,因为有刚毅在座,他不愿谈论,而况上谕中已指明张荫桓并非康党,只交刑部暂行看管,谅无死罪,亦可不谈。

  这样想停当了,便关照侍卫“递牌子”,等候召见。这一等等了半个钟头,犹无消息,不免奇怪,“此刻是谁的起?”他问,“这半天,还不下来!”

  “是荣仲华的起。”刚毅酸溜溜地说,“当今一等一的大红人,又是‘独对’,只顾了他自己讲得痛快,也不想想我们都在这儿等着!”

  单独召见,称为“独对”,是军机大臣最犯忌的事,因为不知道“独对”些什么?“上头”忽然问到,会无从置答。而历来召见的惯例,军机总是在最后,为的先前召见的臣工,有何陈奏,好跟军机商量。因此,荣禄进见的时候太久,军机大臣便只能枯等了。

  在荣禄与刚毅之间,庆王自然倾向前者,所以忍不住替荣禄不平,“你也别那么说!这一次的剧变,亏得荣仲华因应得宜。”他停了一下又说,“而况,今天的独对,是太后宣召,并非仲华自己请起,太后有话要问,他不能不答。怎么怪得到他身上呢?”

  刚毅碰了个钉子,只能退到一旁生闷气。他的气量最狭,暗中咬牙,非跟荣禄作对不可。因此,等叫了庆王的起,军机大臣由于礼王病假,由他带班进见时,凡遇荣禄的建议,他必持反对的论调。

  这天名为“训政”,其实是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因为皇帝根本不在座。是何缘故,太后既未宣示,臣下亦不敢问,只是行礼以后,静候垂询。

  “这两天外面的情形怎么样?”

  “欢声雷动!”代为领班的刚毅,毫不思索地回答。“都说慈圣训政,拨云雾而见青天了。”

  “有人说,人心很不安。可有这话?”

  如果有这话,当然是荣禄所奏,刚毅便即答道:“奴才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心不安?害怕的只不过是新党。至于百姓,那个不额手相庆?不过,奴才说的是京里的情形,地方上或者因为该管督抚,处置不善,难免人心浮动。奴才请旨,是不是该寄信各省,责成疆臣,加意防范。倘有造谣生事,扰乱地方情事,唯该督抚是问。”

  “倒也不必这么张皇。”慈禧太后又问道:“你们看裁撤的六个衙门,应该不应该恢复?”

  “皇太后圣明。”刚毅碰个头说,“奴才替那六个衙门的大小官员,叩谢慈恩。”

  “其实……”慈禧太后踌躇了一会,慨然说道:“嗐!那个衙门该留,那个衙门该裁,也不去说它了!反正要恢复都恢复。写旨来看!”

  于是,刚毅侧转脸去,向廖寿恒看了一眼。廖寿恒便磕个头,伛偻着身子退出殿去,找个可以安放笔墨的地方,亲自撰拟上谕。

  “此外应兴应革的大事还多,不过得慢慢儿来。”慈禧太后视线越过刚毅,落在他身后诸人脸上,“裕禄,你们几个看,如今必得马上要改的,有那些事?”

  “朝廷广开言路,原是好事。不过,国家大政,也不是人人都能议论的。不该奏事的人,都凑热闹上折子,有些是老生常谈,有些是隔靴搔痒,还有不知所云的,真正是徒乱人意,一无用处。奴才愚见,以为应请明降谕旨,凡不应奏事人员,不准擅递封奏,以符定制。”

  “这是应该的!”慈禧太后问道:“王文韶,你经得事多,看这几个月的所谓‘新政’,老百姓最痛恨的是那几件事?”

  王文韶双耳有些重听,除了听见慈禧太后喊自己的名字,以及看出意在询问之外,“上头”说些什么,一无所知。遇到这样的情形,他有个应付的办法,便是守着道光以来那班“太平宰相”一脉相传的心诀:“多磕头,少说话。”

  此时磕头,表示没有意见。慈禧太后便又指名问钱应溥,他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朝局务求安定;一件是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一律改为学堂一事,地方奉行不善,形成骚扰,请降旨禁止。

  慈禧太后对于安定朝局这一点,不曾有何表示,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则深以为然。接下来再问兴革事项,刚毅可就又忍不住要发言了。

  他亦是陈奏了两件事:一件是原有诏旨,自下科起始,乡会试废止八股,一律改试策论。刚毅建议,一仍其旧,恢复八股文。

  “八股文的卷子,我也看过,竟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慈禧太后一面说,一面摆头,“两把儿头”上的明黄流苏,晃荡得很厉害,“倒是策论,问什么答什么,谁有见识,谁没有见识,还看得出一个好坏。”

  这是不主张恢复八股,刚毅应一声:“是!”

  “其实新政也不一定样样都坏,从同治以来,不也办了许多新政?皇帝当初跟我说,要办新政。我说,谁不愿意国富民强?只要真的对国家有益处,我没有不赞成的。刚才荣禄也说,新党要办,新政不一定都得废了!离经叛道,坏祖宗成法的,自然要废,有些有道理的,又何必废它?”

  一听慈禧太后支持荣禄的见解,刚毅大不服气,本来预备顺从的,顿时非争不可了。

  “回皇太后的话,开科取士,用八股文就是祖宗的成法,所以称为‘制艺’。”他提高了声音说,“如今的新政,跟皇太后当年垂帘所行的新政不同。如今的新政,全是康有为想出来的花样。若说康有为要严办,康有为想出来的新政不必废,那,自己可就站不住脚了。”

  这话形同顶撞,尤其是搬出“祖宗成法”这顶大帽子,针锋相对,更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嘴。训政之初,必须枢臣效命,她只好让步:“说得也有点道理。那就恢复吧!”

  “喳!”刚毅答得很响亮,接下来又陈奏第二件事:“文科既然恢复旧章,武科亦应同样办理。仍旧考试马步箭刀弓石等等技艺,不必考试什么洋枪洋炮……。”

  “这件事,我可不能答应!”慈禧太后截断他的话说,“弓箭不管用了!这些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慢慢儿再说吧。”

  这碰了很大的一个钉子。刚毅不敢再说,心里当然更不舒服,因为武科改制这一项新政,为荣禄所全力赞同。而慈禧太后所说的,“军务上头的事你不懂”,明是指他不如荣禄。

  这是刚毅觉得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慈禧太后亦觉得话不投机,十分无趣,兼以年高神倦,便结束了这一天的“常朝”。

  等军机处将承旨所拟的上谕,用黄匣盛放,进呈御览,认可退回之时,黄匣中另附了一张慈禧太后的朱谕:“着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遗缺着裕禄去!”

  荣禄是大学士,而刚毅是协办大学士,尽管入军机在后,但后来居上,刚毅更觉不快,然而无可奈何。

  ※※※

  第二天是预定的会审康党之期。陈夔龙坐车到刑部,走到半路,为总理衙门派来的苏拉追了上来,叫住车子,气喘吁吁地说:“陈老爷,刑部派人来通知,你老不必去了,用不着会审了!”

  原来有个陈夔龙的同乡前辈黄桂鋆,现任福建道御史,是守旧派的健将,前一天上折密奏,以为已捕康党,“宣早决断”,为的是“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所以应该“速行处治,以绝后患”。又有一个说法,黄桂鋆是旧党而非后党,爱君之心,并不后人,深恐这桩钦案,一经会审,有人会任意攀扯,添过于上,使得已被幽禁的皇帝,处境更为窘迫,论他的本心,无可厚非。

  不论如何,这个建议在慈禧太后看,是快刀斩乱麻的好主意,尤其是在庆王陈奏,法使荐医以及英使要求保全张荫桓以后,如果牵延不决,使得洋人有插手干预的机会,必定大损朝廷的威信。因而在这天召见军机时,下了一道上谕:“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

  当陈夔龙回车不久,监斩大臣刚毅由刑部两尚书崇礼与廖寿恒陪着,一起到部。大堂升座,立即召请主办司官与提牢厅主事,宣明事由,吩咐提案内“官犯”到场。

  提牢厅的主事叫乔树枬,四川华阳人,对这“六君子”,除却康广仁,无不钦佩。康广仁不敢叫人恭维,是因为他的修养比同案诸人差得太远,从被捕收禁那天起,就在狱中大吵大闹,不时以头撞壁,且哭且喊:“老天爷啊!那有哥哥做的事,要弟弟顶罪的道理?冤枉啊!”

  因此,乔树枬奉了堂谕,便关照“司狱”与禁子:“除了那位康老爷一定会闹,万不得已只好上绑以外,其余的五位老爷,你们要格外有礼貌。也不必说那些照例的话,只说‘过堂’就是了。”

  所谓照例的话,大致是反话:明明哀吊之不遑,偏偏说一声:“恭喜你老升天!”司狱受命,便从第一间开始,逐屋通知,请到院子里去,预备过堂。

  第一间住的是谭嗣同,刚接得林旭的一首诗:“青蒲饮泣知何用?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是用的后汉何进的典故。“千里草”与“本初”切董、袁二字,意思是兵谏之举,应该谋之于董福祥,信任袁世凯,未免失之于轻率。

  谭嗣同受了责备,自然感慨,不过他是豪放乐观的性情,到此地步,犹不改常态。亦用《后汉书》上的典故,就狱壁上题了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司狱等他写完,方始开口:“谭老爷,今天过堂!”

  “一直到今天才过堂?”谭嗣同望一望院子里,“就我一个人?”

  “不!一共六位。谭老爷回头就知道了!”

  不多片刻,人已到齐,最后来到院子里的是康广仁,他一反常态,不但不哭不闹,而且隐然有喜色。这因为司狱为了求一时的安静,跟他撒了个谎,说过堂即可定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只是一年半载的监禁。康广仁信以为真,宽心大放,所以有此反常的神情。

  “各位,”司狱一面向所有在场的番役,投以警戒的眼色,一面指着门说:“请这面走!”

  刑部大狱称为“诏狱”,俗名“天牢”,是前明锦衣卫的镇抚司,共分南北两座。两百多年来,建制如旧,不论南镇抚司,还是北镇抚司,都有东西两道角门。司狱这时指的是西角门,他人不以为意,刘光第却脸色一变,随即站住了脚。

  原来诏狱中多年的例规,如果释放或只是过堂,都出东角门,唯有已经大辟定谳的犯人才出西角门。刘光第刑部司官出身,知道这个规矩,既惊且诧,大声问道:“怎么出西角门?”

  司狱知道自己疏忽了,赶紧指着东角门说:“是,是,该走这里!”

  于是,谭嗣同领头,昂然出了东角门。林旭走在后面,特意放慢两步,等刘光第走到身旁,他相傍而行,低声问道:

  “怎么回事?”

  “迹象不妙!恐怕毕命就在今朝。”

  听得这话,林旭双腿一软,几乎竭蹶,但毕竟腰一挺,很象样子地走了出去。

  到得大堂,却须等待,因为军机大臣王文韶特地赶到刑部,说有一件极紧要的事,非即时跟刚毅商量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