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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青藏高原的近代和当代是灿烂的巫术年代的回光返照。根据遗存至今的羌人傩舞的演示，在那个透明而空灵的巫术年代，应该有一头野牦牛漫步在高原之野，它是大地和生灵的象征，是一个主宰着草原和农田的神。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凶猛地冲向了海底沙砾沉淀而成的高大石壁，硕大的头颅顿时迸裂，鲜血哗哗流淌。石壁轰然崩塌了，沙石砾块瞬间掩埋了那个胸腹大起大伏的黑色雄健的躯体。多少世纪过去了，跋涉者发现了它，迷醉于历史的思想者掘起了它，喟然一声惊叹：“哦，化石。”
这样的化石出现在那些被称作荒原的地方，在喜马拉雅山脉，在唐古拉高野，在柴达木盆地，在一切有人类痕迹的荒旷之地。牦牛，不管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都是人类的伴生物，都是遥远的巫术年代留给今天的图腾。在牛图腾的关照之下，荒原上，原初意识林支撑起了残缺不全的人类理性大厦。在它的四周，草潮无际，悲怆苍茫，被战刀刈折了的最后一颗人头又被马蹄扬起的风尘卷走了，恐怖啊。倏然之间，掠过那个伟大的地理发现时代。古人猿的那一泡滂沱大尿，一眨眼功夫，便被文明人命名成了青海湖。
在那个早晨，在那次血淋淋的分娩中，野牦牛的妻子，那个光艳照人的鹿目女，用白色絮棉的长袖轻拂出了青藏高原的黎明，人类和新生代第四纪和蛋清一样凝固的世纪初一起从迷雾中淡出。而孪生的黄昏和黄风，以不可遏制的情态气势，将鹿目女凌空托起。这是一次只为了和太阳拥抱的升高，这样的升高让鹿目女看清了青藏高原——大地温床的模样。终于可以繁衍了，鹿目女，在雄性的怀抱里，在一切雄性的怀抱里，荡笑出一个个永恒的瞬间，继而喘息，一气呵成，喜马拉雅高赋，珠穆朗玛文章。
诞生了，又一次诞生了，青藏高原那崛起的屋脊和人群。他们是野牦牛的儿女，是阳光照耀和河水滋润的生命。忧伤的太阳神热望着她们的兄弟姐妹，在脸颊上涂抹着世界屋脊的印记，紫晕深深。
走向老时代的末尾，走向新时代的开端，人心全是信息城。荒原之上，鹿目女的眼睛就像一对小太阳，以颤动弯曲的波光，扫视着信息城带来的变化，就像一只白唇鹿望着叉叉猎枪黑洞洞的枪管。
又是一次真正的创世——用一个个彩色的实体填补着一个个无色的空间：高楼大厦、飞机电话、资源优势、吸引投资、高精技术、国际竞争、贸易大战、反对垄断、工业社会、商业繁荣、电子家庭、全球意识、开发西部、环境保护、财富梦想、反恐联盟、选择缪斯、迎接挑战，古丝绸之路变成了美女钢铁之路，唐蕃古道早已是卫星辐射之道。两大都市——拉萨和西宁正在成为钢筋水泥统治下的中国西陲大都市，连昆仑山脚下的格尔木，连藏北高原上的那曲，以及藏东的昌都和藏南的日喀则，都已经穿起了城市文明的外衣，尽管古铜色的***上依然散发着原始阳光照射下的草原气息。人们用难以名状的惊讶、窃喜、怀疑和害怕，跳进沐浴节的暖流里，搏击着被曙色染红的陌生浪花，不由自主地走向了黎明后的嬗变。
这样的嬗变是心理的也是人格的，是传统的集体贫贱主义到现代的个人富裕主义的转换，是边疆政策中“只有封闭和落后才会平安”到“只有开放和进步才会稳定”的转换。过去那种只要“不出乱子”（这在西部历来是上一级领导对下一级领导首要的也是唯一的要求）就是好领导的看法，那种只要不繁荣不发达就不会出乱子的看法，现在是断断乎行不通了。因为事实早已经证明，越是不发展经济的地方越容易出乱子。而发展经济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使生活从单一而贫乏的政治内容走向多元而丰富的物质追求，就在于随着物质追求的有可能实现和生活水准的有可能提高，使人们更有兴趣关注自身的发展而不是盯着别人的一举一动。过去是穷则思变，不是往好处变，而是往乱处也就是往更坏处变，虽说“不出乱子”是唯一的强调，但在老百姓的潜意识里，期待往往是相反的，因为如果不出点乱子，他们乏味的生活该如何打发呢？这就是近代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在边远地区往往比中心地带闹得更凶猛更残忍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内地和边疆在经济生活上过于强烈的反差，往往会使边疆人的心理失去平衡，而失衡的心理往往又是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基础。
与穷则思变相对的，是富则思定，只要有了财富的积累和财富的有希望积累，只要有了对私有财产的无尽渴求和守住财产的冲动，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出乱子，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政策千万不要变。”
这样一来，人们的视野骤然开阔而目的却变得越来越现实和功利，“不出乱子”就不仅仅是一种施政纲领，更是老百姓的自觉要求。
经济意义上的开发西部，获得的结果却远远超出了发展经济的范畴。尤其是当今世界，当反对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统一已然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裂而日益成为所有正义国家正派政府的共同行动的时候，我们对新一轮的创世活动就不能不重新认识并给予一定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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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准备毕竟不足，对一些人来说姗姗来迟缓缓摇摆的嬗变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有着难以接受的迅速和剧烈。两种观点和两种感情针锋相对：难道青藏高原的原始古朴就要消失在开发建设的五光十色中？难道虚静的原野、寂旷的山脉、纯洁的圣地就要消失在泛滥的物欲、世俗的潮流、嘈杂的市声里？一个理性的民族，必须把保护自己和发展自己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的特色也就一定不能有效地实现发展自己的目标，谁也没有权利借口开发建设而让原有的青藏特色消失殆尽。回答这样的诘问是艰难的，因为民风的本色、宗教的传统和自然的高旷，永远是世界注目于青藏高原的三个巨大理由。于是绕开正面回答，以诘问对付诘问的方式便出现在我们的报章杂志和电视节目里：难道越古老越神秘越原始越传统就越有价值？难道因了我们的欣赏牧民就应该永远去住四面透风的帐房去过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生活而拒绝搬进定居点的雕房或高楼大厦？难道为了满足外界的好奇就必须让青藏本土的居民永远都是钻进羊皮筏子渡河，背着木桶运水，赶着牦牛去五百里以外换盐易粮？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任何形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以牺牲本民族的固有习俗为抵偿的，谁也没有权利借口保护青藏特色而让民众永远生活在颤动的温饱线之下。人类理性的体现只应该是走向现代而决不应该是回归原始。回答这样的诘问同样也是艰难的，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类理性法庭，并没有公认的审判一切非理性言行的客观准则。我们的出发点充满了主体精神的膨胀和武断，我们给自己的言说披上了历史主义+蒙昧主义和理想主义+功利主义的外衣，使它们在受到时间的审判之前，始终都有一种合法的自然也是合乎逻辑的表现形式。然而，言辞的暗淡并不妨碍心灵的灿烂。我们假设理性法庭是存在的，假设它已经给我们至少给我们的心灵提供了一种可能：一切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否则就将是一种永远都面临惩罚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