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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前，我背着一串晒得快要冒出油的红辣椒挤在溪河集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我绝对想不到，这个刚刚恢复集市交易的塞外小镇，竟然拥有600年的贸易史。而眼前我所能做的，是要在鸡蛋筐与黄瓜摊之间，寻个落脚之地，以便妥善安置我背来的那串不安分的红辣椒。 我终于卸下辣椒，小心谨慎地把它和农货放在一起。辣椒红得刺眼，我的脸有点发烧，我不敢看身边的农民，更不敢看街上的行人。远处如果有熟悉的小伙伴的身影，我赶紧转过身，把自己藏起来，或者佯装成路人。 那时候，经商是令人耻辱的事情，严重点儿说，是投机倒把。好在辣椒是自己地里产的，晒了一个冬天，吃不了，换些油盐钱，我爸说了，不犯法，也不丢人。 偏偏这辣椒极贵，3元一斤，我问旁边的大叔，就是这个价。接连来了两个主顾，第一个是供销社饭店的，询了价格，嫌贵，扭扭头走了；第二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小眼睛，长瓜脸，抹了头油的头发上落了一层灰。他说两块五卖了吧，我都要。我想着买卖就是有争有讲，哪能一口价咬死，就回价说给两块九吧。两块五我都要了，小孩！卖了赶紧回家，你妈该着急了。他提着我的辣椒串在阳光下照，好像这辣椒长了雀斑似的。他还揪下一块放嘴里嚼，辣得直吐舌头。再有别人问价，他直接就给回了，他说这辣椒是我的。 我是搭邻居家毛驴车来的，快要散集了，车上人都已经坐齐，驴也伸脖叫着提出抗议，我只好把辣椒卖给他。 这人带着秤，买下辣椒后转身就喊了起来：“辣椒！新鲜的干辣椒！3元一斤，童叟无欺！”原来是个二道贩子，我有一种上当的感觉。 第二次赶集，我背去一丝袋子豆角。这一次我不再羞涩，我觉得与广大农民站成一排，接受收豆角的小贩讨价还价是一件很光荣、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只是，这回不能便宜这些二道贩子了， 5分一斤，少一个子儿也不卖。而且，我吆喝得也挺欢：5分一斤，新下架的豆角，快来买啊！ 时值盛夏，卖豆角的人很多，吃豆角的人很少。也不是少，家家都有，都拿集上来卖。好在有人来收购，是个五大三粗的妇人，她给3分钱一斤，说已经装满半个三轮车。有上次的教训，我一直站在太阳底下坚守。任由妇人三番五次游说，就是不降价。哼！少5分钱，门都没有！这次我是自己骑自行车来的，我怕啥？卖不了我再驮回去！ 临近中午，别人都缴械投降，主动把豆角给那个妇人送去了，唯独我的原封未动。散集之后，我跟豆角一起打蔫了，我把这袋豆角又驮到家里。 妈妈问，怎么弄回来了？我说上次辣椒降价便宜了小贩，这次豆角我没让价，下个集我再去看看。妈妈脸色很难看，干辣椒放一年也不坏，新豆角现在就蔫了，还能等到下个集吗？ 我这才意识到犯了错误，豆角与辣椒没有可比性，它不具备保值条件。这袋豆角被妈妈一刀刀切了晾成了豆角丝。 两次赶集经历给我稚嫩的人生上了一堂经济启蒙课。如今，我虽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几经沉浮，毕竟脱离了“泥腿子”。面对城市林立的店铺和如蚁的人流，谁能否认，我身上那份数风流人物的矫情与自负，不是以35年前这两次不成功的交易作为积淀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