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下社会人们常说要避免零和游戏，提倡“双赢”，但这种政治文化仍然影响深远。不少中国公司在合并、收购时，在过渡时期都解决不好权力移交的问题，最终往往以一派清洗另一派而告终。
邹谠曾告诫说：“……领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期待，总是企望在一场最后的对抗中，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我以为只有两方相持不下的长期僵局才能改变这种思想，并了解到在健全的制度下的政治斗争没有全胜者，没有全败者，有的只是在一个不变的基本制度下无限地反对你赢我输和我赢你输。”[8]
只有在这样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框架下，各方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保障，妥协才是对彼此都有利的最小代价。这未必能消除冲突，但至少可以让人意识到：冲突不止代价巨大，而且并非不可避免，仅是未必可取的最后选择。
注：
[1]《三国志·魏书》卷一裴松之注引《魏书》：“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馀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曹操也是第一个为《孙子兵法》正式作注的人。
[2]吕思勉《三国史话》：“两方的兵力，约系一与五之比。”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一版，p.96。金文京的估算略有不同，认为曹军约40万（北方南下30万+荆州新得10万），实际前线参战仅20万；孙权军10万兵力，周瑜率其中精兵5万（直接参战3万），而认为刘备此时只有两千左右的兵力。见《讲谈社·中国的历史4：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金文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第一版p.85。张磊夫《国之枭雄：曹操传》中的估算与吕思勉相似：“虽然曹操宣称自己有八十万大军，我们应该更现实地接受周瑜呈现给孙权的数字：15或16万曹操自己的军队，7-8万来自荆州的军队，总计大概25万，是8年前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宣称兵力的2倍多。……刘备、刘琮各只有1万人，孙权的将领周瑜和程普率领着3万人。”见该书中译本p.229-230。
[3]《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谈到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去世之际的局势：“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甚至直到二十多年后，东吴内部仍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
[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五建安十三年条：“曹操遗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段话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中改为：“孤近承帝命，奉词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小说中增加的语句弱化了曹操对孙权的威慑，反倒好像是为了与他结盟来共同针对刘备似的，这显然是太抬高刘备了，完全不符合史实，刘备远未强大到能同时威胁曹孙两家。
[5]《三国志·吴书九·鲁肃传》裴松之注引魏书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荆州，孙权大惧，鲁肃实欲劝权拒曹公，乃激说权曰：‘彼曹公者，实严敌也，新并袁绍，兵马甚精，乘战胜之威，伐丧乱之国，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将军家诣鄴；不然，将危。’权大怒，欲斩肃。”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孙盛有所怀疑，但怀疑的是鲁肃为何此时才使激将法，孙权对曹军压境“大惧”又不肯降的心态应是准确的。
[6]参见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p.1016-1017：“一般说来，研究结束战争的方式，并继续探求如何将其付诸实现，是战争指导中最关键的因素，而把战争引向终局是再难不过的问题，特别是像在这次战争中，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立国能在交战国双方中间担负起调停作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寻求和平的时机和方法一旦失误，就将走向屈服，也就是无条件投降。”
[7]吴芳思《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中译本p.89-91
[8]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p.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