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公所要求所有的狗都必须登记，在脖子上带上由警察发给的木牌以做标记。如果登记的狗丢掉了，警察可以帮助找回，否则它的主人就不能认领。如果狗咬伤了过路的行人，它的主人必须交付一元的罚款。
警察竭力规范的不仅是人们的公众行为，还包括作为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信仰及相关活动。在过去，地方政府总是试图限制大众宗教，一旦人们对某种信仰显示出特别热衷的迹象，他们就马上介入，开始进行管控。
从晚清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官方正统思想与精英的需要不谋而合，这样，社会改良者就与国家政权联合起来，努力改变普通民众的宗教信仰。官方正统思想认为，民众的宗教信仰是“迷信”、“落后”的，因此必须被改造和限制，以此防止人们受所谓异端思想的“危害”。
警察进一步对所有宗教和其相关仪式进行限制。例如，在阴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的寿辰那天，警察禁止人们进入药王庙为药王庆贺，也不允许人们在药王庙附近街道烧香磕头。
药王庙全国都有药王庙全国都有
1914年夏天的旱灾期间，地方政府在大街小巷贴满告示，禁止任何祈雨仪式。1917年，虽然警察没有禁止祈雨仪式，但是禁止在典礼中扮演鬼神。
清末民初，警察还禁止卜卦、算命，比如“观仙”、“走阴”、“画蛋”等等活动， 但是一般民众仍然相信占卦算命。人们拒绝放弃“迷信”，使改良者非常失望，因此寻求更严格的规章。
而从事算命行业的人也力图确立其存在的合法性，如1920年代后期，占星者和算命先生打算组织一个“学会”来保护他们的生计，但地方当局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声称算命和占卜没有学术价值，并且指出他们是在愚弄民众，玷污风俗和文化，损害社会。 因此在改良时代，必须“废除迷信”。
1927年，城市当局禁止所有巫医、算命先生、僧侣和道人从事该类活动，第二年，各种供奉神灵的仪式也为中央政府的法令所禁止。
大众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当局的法规和禁令也难以完全改变人们的信仰。很多证据表明，警察控制民间宗教的效果并不明显。例如虽然警察禁止药王的寿辰典礼，当地居民——尤其是妇女——仍然去药王庙烧香，当局不让进庙，许多信徒便在街上建立祭坛。
这个时候，政府采取了许多激进的措施，甚至禁止人们庆祝端午节，不许举办龙舟赛，禁止租船办划船庆祝活动，人们仍然会聚集在望江楼——传统的端午节聚会地——进行有关活动。
阴历四月八日的“放生会”，人们通过装饰花船和“放归”生物来庆祝，按照佛教的风俗把鸟、鱼、龟、蛇等动物放生，意在积德。每年放生会期间，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河两岸观看动物放生。
望江楼畔的放生会，长卷风情画《老成都》局部望江楼畔的放生会，长卷风情画《老成都》局部
然而这项活动被精英们指责为“陋习”，而且他们还担心“男女混杂，良莠不齐，往往滋生事端，传为笑柄”。因此认为这些老传统必须抛弃，“值此改良时代，陋习岂可相沿，愿我同胞，各宜自爱”。
虽然放生风俗屡遭禁止，但是民众仍然将其保留了下来。最后，警察屈从了民众的述求，于1918年同意了将下莲池作为“放生池”，成都市民终于有了合法进行这项活动的地方。
社会变革可以改变人的精神生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其《文化的阐释》中所言，它削弱社会结构间的传统关系，并且打断“宗教信仰最原始的同一性和早期的实用特征”。
20世纪早期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可以为这一论点提供新的证据。在成都，警察的介入加速了这一过程。尽管如此，这仍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民众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显示了强大的持续性。怎样对待传统的宗教及其各种仪式和活动，是精英们争论的问题之一。
虽然当时存在一种强烈的批判所有宗教的倾向，但仍然有一些精英改良者还是努力把宗教和迷信区分开来。而且，政府政策也很不一致，时而严厉，时而宽松。
1919年，四川省当局批准中华佛教总会四川分部的请求，发布通告承诺保护寺庙和尼姑庵的财产。这个通告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下发布，产生了较大影响。通告谴责了“各属绅首每籍公益为名”，砍伐寺庙树木，还“勒派捐金”的行为。
从晚清以来，由于各项改革措施并举，地方财政困难，加之当时的反传统的西化潮流影响，寺庙财产已成为地方改良计划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财源，由此造成了地方宗教机构巨大的财产损失。而在当时，大多数改良精英及其支持者都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途径，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现。
因此，张榜公告保护这些财产，似乎反映出激进主义者反宗教政策在某种程度的一种倒退。但这种保护政策的实施仍然缺乏持续性。因此，总的来讲，大众宗教虽然在民国年间顽强地生存，但也遭到极大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