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是的，她很有个性。”
“你觉得她是那个对的人吗？”
我抿了一口饮料。两指深的杜松子酒，一片柠檬，外加大量的奎宁水。“谁知道呢？”我说，“我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再没有一点概念了。”
“他喜欢她。我确信他喜欢她。有一晚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看新闻，他提起她两次。以前他从没这样过。”
“是吗？别抱太大希望。”
“你非得这样吗？”
斯蒂文从炉火边侧过身来打量着我，也许看到了我眼睛周围长出的新皱纹，由于焦虑紧闭成了一条细线的嘴角。他看着那个小小的黄金十字架，现在总是挂在我的脖子上。我不喜欢他这么看我，我总觉得他在拿我跟别的人比较。
“我只是面对现实罢了。”
“听起来……听起来你好像期待那件事发生。”
“我了解我儿子。”
“我们的儿子。”
“是的，我们的儿子。”更多的是我的儿子，我想着：你从未真正关心过他，对他没有什么感情。你是他极力想要打动的那个缺席的人物。
“他会改变主意的，”斯蒂文说，“道路还很漫长。”
我们站在那儿。我喝了一大口饮料，冰冷的水对抗着炉火散发出的一点温暖。
“我一直在想……”我盯着壁炉，说道，“我总觉得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我丈夫仍然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但是我不想与他对视，怕他会伸出手碰我。我可不想到那一步。
他啜了一口饮料。“亲爱的，你只能做你能做的事情。”
“我清楚，但是这还不够，不是吗？”
他转头面对炉火，徒然地拨动着一根木头。我转过身，悄悄离开了房间。
就像他知道的那样。
起初威尔告诉我他的想法时，他对我说了两次，第一次我没有完全听清。意识到他在计划的事情时，我相当镇定，我告诉他他的想法太离谱了，然后我走出了房间。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优势，我可以随时撇开一个坐轮椅的人。配楼离主楼只有两步远，但是没有内森的帮助，他就不能跨越过来。我关掉配楼的门，在自己的门厅站立，耳中仍然回荡着我儿子平静的话语。
半个小时我一动不动。
他不愿意放弃，威尔总是有着最后的决定权。每次我去看他，他都会重复他的要求。末了，我几乎每天都要设法说服我自己去找他。我不想这么活着，妈妈，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康复无望，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结束它是个合情合理的要求。我听见了他说的话，可想而知，他在那些商务会议中是什么样子，那让他富裕而自大的职业。毕竟他是一个总让别人听命的人。他不能忍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操纵他的未来，从某种角度，我又成为母亲。
他想尽办法让我同意。并非我的宗教信仰禁止这样做——虽然威尔出于自身的绝望而会下地狱非常可怕。（我相信上帝，一个慈爱的神，会理解我们的苦难，饶恕我们的罪过）
只有你成为一个母亲，才会理解母亲的难处，在你面前的大男人——这个笨拙、没有刮脸、发臭、固执己见的孩子，不再是那个握着停车罚单，穿着没有擦亮的皮鞋，有着复杂感情生活的人。他曾经成为的各种人被揉捏成了一个。
我看着威尔，看见了我怀中抱过的那个婴儿，纯净得让我痴迷，不敢相信我创造了一个人。我看见了那个蹒跚学步的儿童，伸手来牵我的手，被别的孩子欺侮后气得流泪的男生。我看见了脆弱、爱和过去。那是他要我毁灭的东西——那个小孩子和那个大男人——所有的爱，所有的过去。
1月22日那天，我在法院忙得无法脱身，要完成对商店窃贼、未投保驾驶员以及他们伤心垂泪而愤怒的旧搭档的无情检录。斯蒂文走进配楼，发现我们的儿子几乎失去知觉，头垂在扶手边，轮椅上有一摊黑而黏的血。他找到了一根生锈的铁钉，从大厅后面仓促完成的木制品上突出来的铁钉，几乎有半英寸长。他把手腕压在上面，来回翻转，直到他的肉被撕裂成碎片。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想象让他这么进行下去的决心，尽管疼痛肯定会让他半昏迷。医生说再有二十分钟他就死了。
这不是寻求帮助的恳求，他们极其谨慎地说。
在医院里他们告诉我威尔被救活后，我来到我的花园，愤怒不已。我咒骂上帝，咒骂自然，咒骂给我们家带来如此灾难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肯定是疯了。那个寒冷的傍晚，我站在花园里，把大瓶的白兰地扔出了二十英尺，砸碎了街边酒吧的窗户。我大喊大叫，声音穿透了空气，从城堡的墙壁反射回来，在远方回响。我怒不可遏，你瞧，周围的一切都可以动，可以弯，可以生长，可以繁殖，我的儿子——我的心肝，我魅力超凡、英俊潇洒的孩子却不能动，萎靡不振，浑身是血，受尽苦难！大自然的美丽让人可憎。我叫着、喊着、咒骂着我不知道我会的话语——直到斯蒂文出现，他的手放在我的肩头，在一旁等待，直到他确定我又恢复沉默。
要知道，他并不理解。他至今仍不明白，威尔会再一次自杀的。我们会永远战战兢兢地活着，等待下一次，看他会怎样折磨自己。我们不得不通过他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潜在的毒药，锋利的物体，他为结束那个该死的摩托车手引发的一切而想出来的点子。考虑到他可能再次行动，我们不得不退缩。他占了上风——他没什么可想，你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