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太太抚着他的肩膀说了许多安慰他的话，他这才好了。
到了晚上，他回到小陈那里把行李搬到旅馆去了。到了旅馆里，太太打开行李一看，说：
“呀，保罗，你是在哪里住着来的，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马伯乐是一阵心酸，又差一点没有流下眼泪来。
这一夜马伯乐都是郁郁不乐的。
马伯乐盖上了太太新从家里带来的又松又软的被子。虽然住的是三等旅馆，但比起小陈那里不知要好了多少倍，是铁架的床，床上挂着帐子，床板是棕绷的，带着弹性，比起小陈那个洋灰地来，不知要软了多少倍。枕头也是太太新从家里带来的，又白又干净。
马伯乐把头往枕头上一放就长叹了一口气，好像那枕头给了他无限的伤心似的。他的手在被边上摸着，那洁白的被边是非常干爽的，似乎还带清香的气息。
太太告诉他关于家里的很多事情。马伯乐听了都是哼哼哈哈地答应着。他的眼睛随时都充满着眼泪，好像在深思着似的。一会他的眼睛去看着床架，一会把眼睛直直地看着帐子顶。他的手也似乎无处可放的样子，不是摸着被边，就是拉着床架，再不然就是用指甲磕着床架咚咚地响。
太太问他要茶吗？
他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太太把茶拿给他，他接到手里。他拿到手上一些工夫没有放到嘴上去吃。他好像在想什么而想忘了。他与太太的相见，好像是破镜重圆似的，他是快乐的，他是悲哀的，他是感激的，他是痛苦的，他是寂寂寞寞的，他是又充实又空虚的。他的眼睛里边含满了眼泪，只要他自己稍一不加制止，那眼泪就要流下来的。
太太问他：
“你来上海的时候究竟带着多少钱的？”
马伯乐摇一摇头。
太太又说：
“父亲说你带着两百多块？”
马伯乐又摇一摇头，微微地笑了一笑。
太太又说：
“若知道你真的没有带着多少钱，就是父亲不给，我若想一想办法也总可以给你寄一些的。”
马伯乐又笑了笑，他的眼睛是亮晶晶的，含满了眼泪。
太太连忙问他：
“那么你到底是带着多少？”
“没带多少，我到了上海就剩了三十元。”
太太一听，连忙说：
“怪不得的，你一封信一封电报地催。那三十元，过了三个月，可难为你怎么过来的？”
马伯乐微微地笑了一笑，眼泪就从那笑着的眼睛里滚下来了。他连忙抓住了太太的手，而后把脸轻轻地压到枕头上去。那枕头上有一种芳香的气味，使他起了一种生疏的感觉，好像他离开了家已经几年了。人间的无限虐待，无限痛苦，好像他都已经尝遍了。
第二天早晨，马伯乐第一步先去的地方就是梵王渡，就是西站。到内地去的唯一的火车站。（上海通内地的火车，在抗战之后的两个月就只有西站了。因为南站、北站都已经沦为敌手了。）
马伯乐在卖票处问了票价，并问了五岁的孩子还是半票，还是不起票。
他打算先到南京，而后再从南京转汉口。汉口有他父亲的朋友在那里。不过这心事还没有和太太谈过，因为太太刚刚来到，好好让她在旅馆里休息两天，休息好了再谈也不晚。所以他还没有和太太说起。若是一谈，太太是没有不同意的。
马伯乐觉着太太这次地来，对待他比在家时好得多了，很温和的，而且也体贴得多。太太变得年青了，太太好像又回到了刚结婚的时候似的，是很温顺的，很有耐性的了，若一向太太提起去汉口，太太是不会不同意的。所以马伯乐先到车站上去打听一番。马伯乐想：
“万事要有个准备。”
他都打听好了，正在车站上徘徊着，打算仔细地看一看，将来上火车的时候，省得临时生疏。他要先把方向看清楚了，省得临时东撞西撞。
正在这时候，天空里就来了日本飞机。大家嚷着说日本飞机是来炸车站的。于是人们便往四下里跑。
马伯乐一听是真正的飞机的声音，他向着英租界的方向就 跑。他还没能跑开几步，飞机就来在头顶上了，人们都立刻蹲下了。是三架侦察机一齐过去了，并没有扔炸弹。
但是站在远处往站台上看，那车站那里真像是蚂蚁翻锅了，吵吵嚷嚷地一群一堆地，人山人海地在那里吵叫着。
马伯乐一直看到那些人们又都上了火车，一直看到车开。
他想不久他也将如此的，也将被这样拥挤的火车载到他没有去过的生疏的地方去的。在那里将要开始新的生活，将要顺应着新的环境。新的就是不可知的，新的就是把握不准的，新的就是困难的。
马伯乐看着那火车冒着烟走了，走得很慢，吭吭地响。似乎那车子载得过于满了，好像要拉不动的样子。说不定要把那些逃难的人们拉到半路，拉到旷野荒郊上就把他们丢到那里了，就丢到那里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