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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学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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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天然因果,即语言的束缚产生思想的束缚。文言是死的,致不能正确恰当地表明一种思想。他常茫然自失于暧昧模糊的通性里,培育长大于这种通性而根本缺乏逻辑理论的训练,中国文人常显出论辩的极端稚态来。思想与文学之悬殊,致掀起一种环境,那里思想与文学被视为彼此无关系的东西。
这使吾人想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要明了中国政治,你必须先明了中国文学。或许这里吾们应该避免用文学二字,而说“文章”以代之。这样狂热地崇拜文章,在国内已变成一种真实的精神病。这在现代宣言中表示得最明显,不论是学生团体、商业机关、政党,当草拟宣言或类此文件时,第一个想像,是怎样使它音节嘹亮可诵,怎样铺排得字面美观,而一个读报者的第一个想像,亦为此等宣言之美丽可诵与否。这样的宣言,差不多都是说不出一些事实而却篇篇说得很美丽。一个明显的谎语倘用了优美的形式说出来,也可以受到赞美。
这样,产生一种文章,当其译成英文,便觉得十分可笑。在一次最近的某一重要政党所发表的宣言中有云:“凡损害吾国主权,侵犯吾国疆土者,吾人将逐出之!凡危及世界和平者,吾人将制止之!吾人已下决心。……吾人决出全力以赴之。……吾人必须团结一致。……”一个现代的社会,殆将拒绝接受如此一篇宣言。他们需要当前外交内政环境的更准确恰当的分析,他们需要知道用以抗拒侵略并制止破坏国际和平之方法与手段的更详细的说明。此种文学的恶癖有时导致极端的无聊。有如一个宣传丝袜的广告,用五百字以上的论文的形式,开端写起“慨自东省失陷……”云云。
这并不就说中国人脑筋的简单,他们的文学充满了共通性,但却不是简单。非但不简单,此等庸俗的通性,不着边际,说来奇怪,会发展成很优美的辞令。中国人娴熟于此种文学训练,习知怎样探求言外之意,却不是异国人所能有的本领。由于外国人的不能探求言外之意,或为低劣翻译者之过失,疏漏了此言外之意,致令外国记者骂中国人又骂自己,为了弄清楚此等用字聪明而无损于人的宣言的头脑。
因为中国人曾经会发达一种文字矫饰的艺术——大致缘于文言的单音节的特性,前面已经说过——而吾们又极崇拜文字。吾们甚至赖文字而生活着,文字又可决定政治的立法的斗争之胜负。中国的内战常以通电的形式先开一场笔战。平民大众乃大可专心致志地诵读此等谩骂而斯文的互讦文电之往来,其内容或至为无耻的谎语。当读者辨味其文学体裁之孰为优美时,脑筋上固已体会出不祥之战云已弥漫于天际。这在中文中叫做“先礼让而后兵”。凡政党将发动革命,则指责中央政府为腐败卖国,而中央政府则比较圆滑地请求革命党“合作以维和平”,又说什么“为了国家之团结”,“因为吾人生当国难时期”等等云云。而同时双方军队愈开愈近的接触火线,而双方的壕沟也愈掘愈深。革命党方面抓握住喊得响亮的口实,在大众眼里获得了胜利了。死的语言乃变成欺人的语言,只要你用反面名字称呼它,甚么事情都是可以原谅的。
中国人善用文学的巧猾手腕,可举下述为例。当一省政府正欲着手鸦片公卖,它想出极端巧妙的四字句口号,叫做“寓禁于征”。现在吾们发现只有这条标语才能顺利推行这个政策,没有别的可生同等效力。当中国中央政府从南京迁都洛阳,发现另一口号,叫做“长期抗战”。四川省有几位军阀仁兄,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竟异想天开,发明“懒税”,此种捐税乃课于一般懒惰不肯种植鸦片的农民。后来四川省又发明了一种新税叫做“利益税”,这就是一种特税,加于许多捐税之上,而其原来的税额本已三十倍于正常田赋。这种捐税欲在人民与兵士之间产生一种好意,盖将此税支付给兵士,则欠饷的兵士不致再劳自己动手以谋经济出路了。这就是为什么吾们谈论间常笑外国人之头脑简单。
此等文学上的妖孽,只有在一个信仰伪妄的文学标准的民族才会发现,而实际上即为初级小学中用差误方法教授作文的结果。现代中国人,鉴于这种文学悲剧的演出,他们只有二个办法,而于此二者之间择一而从。第一,他们可以依从历来传统的文学观念而柔顺地把它当作美文学,美文学固无需乎与事实相连系——事实为著作所欲传达者——并需辨别言外之意而读之,否则他必须要求字面与思想的更密切的接近,和一个新的文学标准,须用一种语言更能表达一人的生活与思想者。换言之,他应把那些冗长宣言的流行视为源于文学的恶行,而非政治根性的恶行。但是他同时必须信仰除非这种的文学恶行根本肃清,则政治恶行亦将继续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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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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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为事实上之需要,卒于一九一七年发动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胡适与陈独秀所领导,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工具。在这一次运动之前,古时亦曾有过革命。唐朝韩愈的反抗五六世纪之骈体文,主张使用简明之体裁,导文学归于比较健全的标准而给予吾人稍为可读之散文。但韩愈的革命运动却是复古运动,是更遥远的返于周代的文学形式。这在观点上仍不脱为经典的,他仅想努力仿古。可是这件工作大不容易。自经韩愈倡导之后,文学时尚逡巡于模仿周文与秦汉文之间,及韩愈本人成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为后代竟相模仿。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学风尚乃成为模仿竞争。
直到十六世纪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物,他说:“现代的人,应该用现代语言写作。”这个主张,垂示给吾人一个健全的历史眼光。这位人物就是袁中郎和他两位兄弟。袁氏胆敢将通常社会惯用语,甚至土谚俗语写入他的文章。而有一时期,他的作风曾成为盛行的文学时,尚拥有相当信徒,自成一派,世称公安派(公安为袁中郎出身的地名)。他首先主张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缚。他又说,写文章的方法,只消信手写来。他又主张个性独立的文体,坚信文学只为性灵之表观,性灵不应加以压迫。
但日常语与俗谚的使用马上给正统派作者怒目而视,施以苛酷的批评。而结果,袁中郎所收的报酬是在文学史中一束轻视的头衔;如“轻佻琐细”、“粗俗不雅”、“非正统”。直至一九三四年,这位性灵文学的始创者始从几被全部埋没的厄运中翻转身来。但袁中郎亦未有胆略或见识以主张白话的应用。倒还是一般通俗小说的作者,他们盖已放弃了一切博取文名的野心,而他们为求大众的了解起见,不得不用白话来写,这一来奠下了用活的现代语的文学之基石。而当胡适博士提倡采用白话为文学工具的时候,他曾屡屡声述这种基本工作已经前人替他彻底准备,历一千年之久,凡欲用此新文学工具写作者,尽有现成的第一流模范作品放在面前。因是而三四年间,白话文运动收空前迅速之成效。
紧接文学革命之后,有两大重要变迁。第一为尚性灵的浅近文体的写作的培养,以周氏兄弟为代表,即周作人、周树人(鲁迅)。所堪注意者,为周作人氏受公安派之影响甚深。第二个变迁即所谓中文之欧化,包括造句和字汇。西洋名辞之介绍,实为自然的趋势,因为旧有名辞已不足以表现现代的概念。在一八九○年前后,为梁启超氏所始创,但一九一七年之后,此风益炽。鉴于一切时尚之醉心西洋事物,此文体之欧化,诚微不足道;但所介绍的文体既与中国固有语言如是格格不入,故亦不能持久。这情形在翻译外国著作时尤为恶劣,它们对于中国通常读者,其不合理与不可解,固为常事。
实在此等困难乃为翻译者之罪,其理无他,即为他们的对于外国语言的通晓练达之不够,使他们不得不一字一字地翻译,而缺乏全句概念之体会。试想那些把冗长英文关系句接连前行词翻成中文之畸形,此关系句(中文中无此结构)乃易成一长串的形容句,在说出所要形容的一词以前,可延长至数行之文句。某几种变迁显然是进步,如宽散句法之介绍是。又似把“假设”句段放于主句之后向为不可能者,观已可能的有这样写法的了,这使散文大为柔和而具伸缩性。
中国散文还有光明的未来,假以时日,它可以匹敌任何国家的文学,无论在其力的方面或美的方面。最好的现代英国散文乃以善描摹的具体文字,来自土著的英语,与来自拉丁派遗传的具有确切意义与文学意味的文字的健全融和著称的。一种书写的语言倘把下述种种辞句,如“新闻之嗅觉”、“知识之蛛网”、“语言之追逐”、“跨于胜利潮流之上”、“鲁意乔治(LioydGeorge)向保守党的卖弄风情”,当作好的标准英语,将仍保留为刚健的文学工具。一个不正确的文学标准,它将抽去这些字眼像“嗅”、“蛛网”、“追逐”、“潮流”等等,而代以像“玩味”、“累积”、“倾向”、“前进”等等字眼,则将立刻失去其刚健的活力。二种组织要素,具体字与抽象字,很丰富地含存于中国语言中。它的基本结构始终是具体的,像盎格鲁撒克逊文字,而古典文学的文学传统遗给我们一部字汇,意义很精细而又新颖,相等于英文中的罗马学语。特此两大元素经文学大匠之手加以融和,必且有最大的力与美的散文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