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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叛逆者之歌

时间:2014-03-05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图宾根 点击:

 
     马修·麦康纳和杰瑞德·莱托的表演(和外型)显然成为《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里最直观的看点,这两位帅哥联袂奉献了可能是美国电影史上最纠结、最缠绵、最惺惺相惜又最深恶痛绝的一对男同性恋形象——别误会,我说“一对”并不是说他俩塑造的角色真的有什么*爱关系,而是,他们真的在电影中让人看到了某种触动人心的超友谊情愫,即使对大多数异性恋来说,这种情愫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俩人实际上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在为生命权而共同抗争)。

     放在当下美国的语境里,尊重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的权利已成“政治正确”的不二之选,即使你心里不愿意,在诸如电影之类的大众传媒里也得假模假式的容忍一番,不是吗?不过,当《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以一个恐同者做主角时,反而可以“政治正确”的大放一番厥词:马修·麦康纳用一口浓重的得州口音肆无忌惮的辱骂着莱托这个男同性恋——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不少同性恋人士而言,莱托的表演其实不无扭曲,事实上,在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中,一直很注意不去刻意展现夸张的异装癖等形象,因为这类形象本身就包含着对同性恋的片面认知和歧视,也是一种妖魔化的理解。

     当然,电影是电影,并不是社会学调查报告,即使是改编自真实事件,也必须用宽容的心态来重审电影作品在艺术上的合理性。主人公伍德罗夫是一个罹患***的恐同者,这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戏剧矛盾,而且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底层“恶棍”,职业是得州油井的电工,酗酒、嗑药、嫖妓,生活中黄赌毒一样也没有少,甚至开赌局时还黑其他赌徒的钱,谈不上大奸大恶,但绝对跟“高尚”无关,为了更好的表现出这个形象对同性恋-***认知的心路历程,用一个他几乎在生理上就讨厌的异装癖同性恋与之搭档,当然最容易出戏(现实中伍德罗夫是否真有这么个好友我并未考证)。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影片其实从道德、法律的冲突着手,为我们出示了一个法理困境:为了保护公民的健康,美国人制定了法律,必须使用经由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但对***人而言,他们根本无法熬过漫长的药品临床实验期,于是他们展开了自救行动,组团走私药品而且私自用药。对伍德罗夫这么个得州“恶棍”而言,就算染上了***,他也不会坐以待毙,而且向来不太遵纪守法的他雷厉风行,在达拉斯成立了这么一个“买家俱乐部”,组织了一大帮***人购买未经FDA批准的药物,为此,伍德罗夫成了私药贩子,满世界走私***药物,而且涉嫌非法行医——但是,他确实延长了不少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

     单就法律适用而言,伍德罗夫的行为当然是违法的,但最后反而是他把FDA告上了法庭。当然,法官对伍德罗夫的遭遇和抗争给予了充分的同情,但整个医疗卫生法律制度不能因此而崩溃,所以伍德罗夫败诉了,但获得了给自己用药的权利——当他回到办公室时,所有人列队为他鼓掌,对于一个努力抗争的***人来说,他当然值得这个荣誉。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遵循了好莱坞一贯的(片面)民粹主义姿态,大制药公司和一个道貌岸然的医生成了反派形象(他们也是真正的大奸大恶之徒,从而反衬出伍德罗夫的道德良善),片中并没有清晰的爱情线索,烂赌滥嫖的伍德罗夫甚至没来得及谈一场恋爱——那个由同情开始,最后加入他的“买家俱乐部”的年轻女医生便担负起片中“拯救天使”的角色。

     撒迪厄斯·拉塞尔曾在《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一书中明确指出:美国历史向前的驱动力,也来源于受人敬重者与叛逆者之间的对决,亦即有德之人与无德之人的对决,“好”公民与“坏”公民的对决,“在美国历史上,这两种人之间的斗争,决定着个人自由的广度”,正是在叛逆者的推动下,不少过去属于非法的享乐和自由,现在变成了美国公民“在生活中所珍视或者希望拥有的享乐和自由”。诚哉斯言,《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正是一曲献给这类叛逆者的银幕赞歌,所谓民主,并不是高高在上、知书达理、优雅无私的,在本质上,正是因为承认普遍的自私自利和欲望驱动,所以才需要民主,需要法治,不是吗?法律,正是在讨价还价中被砥砺、打磨,在众多利益冲突中折冲捭阖出来的。伍德罗夫这样的叛逆者,正是促进美国法律体系更加符合“美国梦”的重要因子——虽然他的动机一开始谈不上高尚,手段也不无促狭。

     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觉得伍德罗夫有点恐同,而且他还是不喜欢异装癖。同时,FDA依然是世界上最权威的医疗审核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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