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词之一，这里的“气”指的是浩然之气、凛然之气，孟子善养此气，我跟着他学，养了很多年，后来就有朋友说我是“小鸡生鹅蛋——愣装大眼儿”，可见这气不是谁都能养出来的。“节”字很好理解，贞节、节操都是它，甚至还包括关节。中国人喜欢关节，这大概可以算是个奇闻，不过我自有依据，古人有一首赞美竹子的诗：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也虚心。这“节”毫无疑问是关节，从那以后竹子就被拟人化，称作“竹君子”，跟松树和蜡梅一道，成了道德高尚的标志，道君皇帝赵佶还专门为它题辞曰“节节化人”。这个“化”是教化的化，竹子这东西有用处我承认，但非说它能教我作人，我就不大爱听。用帕斯卡的话说，我虽然是一根苇草，但却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比竹子高明得多。
对气节最通俗的解释就是“要脸不要命”，文绉绉的说就是“用生命捍卫尊严”，古时有个廉者宁死不吃嗟来之食，近代有位朱自清先生饿死不吃救济粮，这都是有气节的表现。维护尊严是个好事，但过分强调这尊严，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认为就有点离谱，“节”不知道值多少钱，但生命却是万金不换。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人家说一句“喂，来吃”，怎么就能让廉先生失了节？美国的救济粮和朱先生的尊严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生存权是全部的人权，那么廉先生和朱先生显然是在藐视它，这样的人，不给他人权我看也是活该。
中国古代官员有一个基本信条：文死谏，武死战，这也是气节，叫作“以生命捍卫国家利益”。宝二爷不喜欢这两死，说那是“须眉浊物”们讪上卖直、沽名钓誉的投机行为，真不愧是宝二爷。当官本来是件好事，但有了这个信条，那些官就怎么看都是一脸死相。“武死战”好理解，作为一名战士，本来就应该奋勇作战，但是否一定要付出死亡的代价，我认为值得商榷。有个朋友的父亲抗美援朝时当过飞行员，他说美国兵最怕死，一见人开着飞机要撞他，他就急忙跳伞，说的时候一脸鄙视。按我的想法，跳伞情有可原，开着飞机撞人倒是有点说不过去，你自己不怕死不要紧，那飞机可是国家的，好几百万一架呢。
汉朝有个洛阳令叫董宣，这个官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湖阳公主家奴杀人，被他抓住，当着公主的面砍了头，结果被告了一状，汉武帝还算明白事理，没打没杀，只让他向公主赔个不是，董某人甚有气节，说什么都不肯道歉，两手撑地，谁按都不低头，搞得汉武帝也没办法，最后说你这个硬脖子，给我滚吧。（“强项令去！”）从那以后敢于死谏的官员就都被称为硬脖子。
脖子硬，风险就大，从古至今，因为批龙鳞被金瓜砸破脑袋的，不知道有多少，圣堂之上血际斑斑。如果是为坚持真理，这脑袋砸的还算有价值，比干摘心，王累伏剑，屈原投江，布鲁诺上火刑台，都能名传千古。奇怪的是很多人为了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动不动就要死谏，清朝的吴可读在同治墓前自杀，为的不过同治选谁当继承人的问题，在我们的时代，这就象是员工因为新来了个总经理而上吊；明朝嘉靖皇帝爱喝露水，海瑞为了劝他改掉这毛病，连棺材都准备好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唐朝的韦处厚，连皇帝举行个宴会他都要死谏，幸亏没有真死，要是死了，你说他这脑袋算个什么玩艺。
亚当斯密说人是经济的动物，意思是人类在行为之前，总要盘算成本和收益，想来这些硬脖子们心里也计算过：死谏死谏，只要不遇上楚怀王，也不一定就死，这事风险虽大，收益可也不小，上书北阙，拂袖南山，定能天下扬名。如果没有这种计算，我想只有白痴才肯主动去挨金瓜，想死办法多了，上吊投井吃耗子药，没必要非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
这么说来，气节这东西就很值得怀疑，看起来有点象风险投资。鸦片战争后有一个著名的“气节年代”，满朝清流都在捍卫民族尊严，认为不能跟洋鬼子交易，天朝泱泱，岂容丑类，唯一一个能作事的李鸿章还被说成是汉奸。一百多年过去了，李二先生的汉奸帽一直未摘，我们却想方设法要勾引鬼子们来天朝投资，而那最初的气节，已然草凋花谢，渺渺无踪。
对气节最极端的解释就是“舍生取义”，它有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岳飞。众所周知，他死前曾经有跑路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最后和儿子女婿一起被扒了皮，对这点我一直不能理解。电影《色戒》里有一段话，是批评释迦牟尼的，说你抛妻弃子去修行，说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但你连自己妻儿的幸福都不顾，我怎么相信你？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拿来问岳飞：你说你要拯救敌占区的人民，但为什么连自己儿子和女婿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同例还可以参照电影《爱国者》，那里面的梅尔吉布逊很爱国，但显然更爱自己的儿子，儿子第一，自己第二，国家第三，这看起来很自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尊敬这洋鬼子的自私，以及他的没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