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总是想着，等我真正退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到各处去走走玩玩，实际上我的闲暇时间很少，无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我忙，他生病后我不让他做饭，早上、中午两顿都是他去食堂打饭，晚上就熬点稀饭，他还承担了洗碗的家务。其实，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顾我，家务活都是他帮我在做。其实，他不太会做饭，但只要他做，我就说好吃。他爱包饺子、爱吃饺子，馅儿做得很不错。他喜欢吃鸡蛋羹，却总是蒸不好，我告诉他要怎么蒸，怎么控制火候。我蒸的鸡蛋羹他就说好吃，他满足的样子像个孩子。
2017年年初，他第二次生病，这次的病来得突然，来势凶猛，发展迅速。
春节没过完，我就送他去上海的医院检查，确诊老彭患的是胰腺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几乎绝望，浑身无力，实在难以接受，心里一直在想怎么办？我请求医院设法救救老彭。医生耐心地给我解释：“胰腺癌一旦被发现就已经是晚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美国的乔布斯也死于这种病。要么开刀，但我们把你当朋友，跟你说实话，他这样的年龄，如果开刀就是雪上加霜。”我把孩子们叫来一起商量，最后定下的治疗方案就是：减少痛苦，延长生命，不搞抢救。老彭不问他得的是什么病，跟大夫相处得还挺好。我没有勇气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也不让我说。医生亲自告诉老彭，说他得的是慢性胰腺炎，这个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着急。
在整整6个月的治疗过程里，我几乎天天往来于旅馆和老彭的病房，也经常与医生联系，商量如何治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还是想不通，他怎么会得这个病？像他这样好的人不应该遭此不幸，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让老彭得这个病？
我查了一些资料，所有的资料都显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有一次，我看到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文章，她是医生，见过无数病人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她说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长、病得晚、死得快”。她不主张无谓的抢救，认为这样非但不能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反而会给病人增加痛苦，主张要给临终病人一个体面、有尊严的死亡。
这样，我也慢慢地平静下来，面对现实，告诉自己要多陪陪他，在饮食上多想些办法，尽量给他弄些他爱吃的食物，多给他一些照顾，多给他一些宽慰，减少他的痛苦。
老彭很相信医生，从来不跟我打听病情，其实少知道点也有好处。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说，死并不可怕，每个人都会死，但最好是没有痛苦地死去。治疗过程中的前三到四个月，老彭的情况还比较稳定，心态比较乐观，饮食也还不错。他说治好了，要给大家发红包。我问他给不给我发红包，他说给我也发。
他很愿意跟人聊天，有时候和医生也能说上好一会儿，我就叫他少说几句，多歇息。那时候，他还会看看电视、听听歌，我也不太愿意跟他聊痛苦的事。有时候我让他吃一点酸奶，他说不吃，我说就吃一口吧，他又让我先吃，然后他吃了还说：“甜蜜蜜。”
医院食堂每周星期三供应一顿饺子。一到日子，他就说：“今天星期三，你们早点儿去买饺子。”他一定要让我们陪护的人在病房里吃，他看着我们吃。我说：“老彭，你看着我们吃馋不馋，要不你吃一个尝尝味道。”我心里知道，虽然我们努力帮助他减少痛苦，但毕竟这个病很折磨人，要想完全不痛苦不难受基本不可能。
到后来，我攙着他走路时都能感觉他浑身在发抖。他说自己又酸又胀又痛，还跟我说想要安乐死。这件事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争，我能做的就是请大夫想办法，缓解他的痛苦。
老彭特别坚强，痛到那种程度了，还坚持要自己上卫生间。他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什么姿势对他来说都很难受，但他从没有叫过一声。一看见医生来查房或看他，他还露出笑容，稍微好一点点就又充满求生的希望。我心里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地离我们远去，直到最后离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想各种办法，好好护理他，不让他受更多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