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12章 向往“新人”）(7)

　　我在伯克利的大学生协会书店找到了肖勒姆写的这本大部头，然后——这本书由原文译成了英文，作为BOLINGEN系列丛书之一出版已经十年了——一直在看。开始时，书中萨巴泰·兹维的合作者加沙的那桑③迷惑了我。后来，执拗地批评兹维的萨斯朴塔斯拉比成为我关注的焦点。

　　可是，至今最长久迷住我的是在兹维背叛宗教后，仍继续留在欧洲各地、小亚细亚、非洲的他的信徒们。现在日本出现了救世主式领导者，如果他完全背叛他的宗教，那么以后信徒们将会怎样生存？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值“奥姆真理教事件”发生。我开始考虑上述问题时，脑海中小说的结构便逐渐清晰起来。

　　(八)

　　我没有更多时间继续谈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只是想强调一下，在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写到曾经一度弃教、后来又建立了教会的领袖——对他来说，曾因激进派的恐怖行为失去了他的战友：起预言家加沙的那桑作用的男人——从新约的《以弗所书》中摘出“新人”这个词，把它作为今后活动的中心。

　　太平洋战争败北后，有一批希望创新日本文化、通过文化使日本重生并为此奋斗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我只是小弟弟辈或是小孩子辈的。我希望继续保护这些遗产——无论是那些社会科学家们所构思的战后民主主义体制也好，还是那些作家们革新了文体与主题的日本战后文学也罢。为此，我一直在努力工作。

　　现在，我已经接近在古巴的昏暗的海上与大鱼斗争的老渔夫的年龄了。我已说过，我被海明威作品中召唤“孩子”的那个老人的话迷住了。长篇小说《空翻》肯定是我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小说之一，在这部长篇中谈到的对“新人”的期待也源于和老人同样的希望。这虽然是个人感情，但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一百三十年以及战后的五十年的经验表明，在日本的社会和文学方面，为了设法对抗负面遗产的复活，保卫不多的正面遗产，只有寄希望于新的一代。现在我之所以从心里这样认为，不仅仅是出自个人的感情，而是来源于更普通的危机意识。

　　我就谈到这里。

　　(庄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