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起身，两只手在拧着一撮麦杆儿，那是绑麦子的索子。她的口气是真诚的，固执的，爱护他的。他听了有点难受。是的，她比他年龄小，然而仍叫他歇着。她的口气中包含着一层明显的意思：她是农民，应该而且能够干完这一切；他是……应该歇下来的人！她叫他赵鹏，这是在他对她实行“突然袭击”时叫出第一声之后至今没有改过的称呼，尚没有像乡村里夫妻间习惯于称对方为“娃他大”或“娃他妈”。
“我想跟你……在一摆儿割麦！”他笑着说，“咱俩……难得夫妻相随哪！”
她的鼻子皱了一下，动心地笑了：“你说啥呀？”
“我想跟你在一摆儿割麦。”他说。
“啊……你再说一遍！”
“我想跟你在一摆儿割麦。”
“再说一遍……”
“我想跟你在一摆儿……”
她扔下手里正在挽着的麦索子，三五步奔过来，抱住他的脖子，用她粘着粉灰的脸，和他的脸紧紧地挤挨在一起，颤抖着声音说：“赵鹏，你说说心里话，二十年里，你真的没有后悔过吗？不嫌弃我是个农民吗？”
“后悔也没用！”他幸福地笑笑，依然用他惯长的诙谐的口气说，“谁让我当初像日本法西斯一样，疯狂地偷袭珍珠港呢？”
他们相依相偎着，坐在热烘烘的麦茬地里。他捉住她的手，看看手心，又看看手背，那曾经是细长的柔软的姑娘家的手指，现在又黑又粗，茧甲摞着茧甲，食指上被镰刀划破一条口子，淌过血，已经被黄土淤塞了，连一块包扎的布条儿也没有。他叹口气说：“淑琴，你真是受了苦了！”
“农村妇女，哪个能不劳动呢？”她淡淡地笑笑，似乎没有苦痛，不在意地说。
“好了，再苦这一个夏收吧！完结了——”他搂着她的肩膀，“你在家里受了二十年苦，现在总算熬到头了。收完麦，咱们马上搬家，进城。”
“我进不进城倒是意思不大咧！主要是娃娃。”淑琴说，“我已经四十岁了，到死进不了城，也没啥，反正你也不会离婚了，我高兴的是娃娃们再不推车挑担了……”
“不！我主要考虑的是你！”赵鹏说，“你搬到城里，在厂里随便找点工作干着，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比在乡下要方便多了！”
他在年初被正式批准为工程师的职称。三月里，省人事局下了一份文件，给取得工程师和相当于工程师职称的科技人员，解决后顾之忧。他正当其时，没有费多少周折，就转办完毕户口手续，把一家三口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迁转进城市了。只待夏收一毕，把去年秋天分给他家的五亩七分四厘川地和坡地如数交回生产队，从此将用粮本在粮店买粮了。
“最后一次收获！”
他给她说：“最后一次收获。我们从此将变成城市居民了！所以我说，我想跟你在一摆溜儿割麦，兴许我们再也不会提镰刀了呢！”
“最后一次……收获……”她喃喃地说着，站起来，拢拢头发，走到自己的麦摆上，回过头来，“赵鹏，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想跟你在一摆溜儿割麦。”他大声说，挥一下镰刀，“这是最后的一次收获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