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和“大人物A”、也就是我们的“老板”，如此这般地见面了(5)

　　我现在重新回想一下，才觉得最令别人容易感受的“老板”的魅力就是他的声音和那声音的抑扬顿挫。虽是老人，他的声音却铿锵有力。不是有的教师为了给学生示范外语发音而夸张地发音吗？“老板”被别人冠以这个学生的绰号似的尊称，倒也有恰当的一面呢，他说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当过一回语言教师呢。那是日本战败的前不久，他在上海，一边教中国青年们一边从事情报工作。当时正值壮年的“老板”是侵略军附属机关的职员，他的任务就是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但是，那些中国青年明知他的内情，却好像并不在意。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对“老板”不但不隐蔽复杂的内情，甚至还想让“老板”知道而又希望他佯装不知。“老板”似乎对那些人的内情也压上了盖子，防止从他这里泄露出去。如果有人声严色厉地说，我是延安的人，你能怎样？双方就不免争执起来了吗。对重庆那边的人也是如此。当时，驻在当地的军首脑们几乎都已排定了战败后的日程了。对方的新闻、杂志记者、教师、诗人、作家等等明知要被当作情报，也到“老板”的私塾里去，为的是得到一根隐身草啊。而且，这个塾里备有世界各国的期刊，他们来此也能接触那些情报。“老板”的个人目的不在于束缚敌方的人，而是让他们自由活动，以便从中摸索战败以后的前途。他的确在这方面十分成功，为战后的“大人物A”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那与现在的“老板”给对立的革命党派资助的做法，也是一脉相承的啊。

　　如果说起相貌，“老板”的脑袋可真够大。如果他的头像没表现出脑袋之大，就不能显出他的魅力。我想起了在我会见“老板”以前，看到疑案记事上的头像时的厌恶来，那简直是一副凶相，虽然也给人以幼稚和俏皮的印象，但是反而加强了凶恶。老板在那些照片中都扎着头巾或者戴贝雷帽，那大概是为了遮掩被暴力团打的伤痕。据说那次枪击事件是商社的下层勾结暴力团，对“老板”把在整个韩国和台湾都享有特权的A系列商社转移为B商社的报复。而他的照片，仿佛就把那样黑洞洞的传闻变成了漫画似的。

　　但是，实际的“老板”从额头到下颚的每一部分的尺寸都与刚才说的凶相完全相反，而且，和他硕大的身材很相称。例如他的眼睛，有人说是左右两眼发出不同的光芒，也就是所谓的罪犯体质类型的眼睛；但是，真正的他的眼睛并不是那样啊。因为像鬣蜥眼似的布满皱褶的左眼已经失明，眼睑里边黑乎乎的，所以，即使另五只眼睛因为疑惑或者愤怒而目光闪烁时，它也常常留下深深的阴影。好像那一双眼睛能够轻易地测量出对方的肉体和精神的总量，却不能表示出它的答案。

　　说到这里，难道我还不是敬畏“老板”的吗？如果你忠实地记录了我的语言，那么，已经写下的语言本身不就证明这一点吗？

　　我在那天深夜，一边等候森和那个女学生，一边用电饭锅烧饭，我炒了咸牛肉和洋葱，但是，当我独自吃起来时，才注意到那咸牛肉罐头也是“老板”新年礼物当中的一份，是今天袭击时，正在吃午饭的笨蛋秘书发给我的。哈哈。每一个提供简报的人，他都一律发给了。由此可见，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到处都有“老板”的影子啊，所以，在“老板”遭到袭击的那天晚上，他的事怎么也不肯离开我的头脑，也是很自然的啊！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转换”了的精神生活本身不也不知不觉地受到“老板”的影响了吗？我只吃下所做的夜宵的三分之一，因为在这当儿，我的胃翻腾得厉害呀。我一想到在老板的影响的无意的波及之下，我成了受他支配的人，不由得联想起在巴黎公寓的亭子间里踩着高高的床铺上吊自杀的朋友来，他的尸体像幻影似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也不能理解老板的整体构想，把老板当作国际关系的外行而藐视，却又自相矛盾地对他的存在的本身怀着畏惧和敬爱之心，再加上对经济上的耽心，才努力向老板讨好，搜集情报，归纳起来递交的吗？后来，他逐渐深入了，深入到连我也不懂的老板的全部构思的深度里。就是这个他，直到古巴危机时他才想到了老板的真正的意图，醒悟了他一直协助老板干了哪些事，而且是无可挽回的了。那是对和他一同在普林斯顿进修国际政治的法国人妻子也不能挑明的事呀。他首先想到必须和老板结束这种关系了。他开始对提供情报——更确切地说是提供简报——怠工了。老板来到巴黎时，他俩当面对质。但是，这次对质在第三者看来只是一方蒙受训斥，精疲力竭的他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寻找合适的地方，便在床边吊死了。那间公寓是他的全部财产，被遗留下的夫人，不得不继续睡在那张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