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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伯父


更新日期:2014-12-30 + 放大字体 | - 减小字体 本书总阅读量:

听父亲说,我伯父早期也被人叫做“林大炮”,他喜欢演讲,即使只有一个人听,他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半天。但这门“大炮”是专门打贪官污吏的——他从小立下宏愿,要为平民百姓、尤其是穷苦人做好事,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县农会主席。他走遍全县大大小小几十个乡镇,只要有穷人被欺负的事他都要管,几乎是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有一年年底,省税务局新上任的局长听说我们这个小镇商业发达,生意“好做”,于是暗中派人来镇上搞突然袭击,把所有商家的账本全部收走,然后按照腊月的生意账推算全年的营业额,计算每家应交的税收,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这小镇每年的生意都集中在年底做,腊月的营业额几乎是全年的一半。如果按此强行收税的话,镇上所有的商家都得倾家荡产。伯父单枪匹马到省城找省政府各有关部门,硬是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得到了省长“复查”的批文,等于彻底否定了税务局长的无理做法。
伯父也赢得了全省商人们的拥护。省商会刚好那一年竞选会长,人们一致认为商会会长非他莫属。要知道,商会是最有“油水”的民间社团组织,有钱有势。而伯父却认为自己比较熟悉农民的呼声,仍然参加竞选省农会会长并顺利当选。这农会平时连活动经费都捉襟见肘,会长相当于乞丐一个,只能到处讨钱,人们都笑他“傻瓜”,而他却乐当傻瓜。
伯父自己掏腰包,加上四处募捐办了一份“农民日报”,大力宣扬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念,写文章设想、探讨如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让所有的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一时议论纷纷,引起全国性的一场大讨论。但伯父也很清楚,在那个时候要进行“土地改革”还不可能,只能循序进行,先实行“减租减息”,减少贫雇农的负担。伯父的许多想法后来在台湾的“和平土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那一年,中央派了一个姓胡的军官来厦门当“接收大员”,这“胡司令”利用职权大发其财,把日伪时代的“公产”和汉奸们的私产大多纳入自己的腰包里。日本人原来在禾山一带向农民强行征用了一大片土地准备建设机场,胡司令把这土地纳入自己的私人财产,更可恶的是向原土地的所有者收取比别人还多了几成的地租!
禾山的农民们联名告到省农会,省里的知名人士都劝伯父不要管这事,说“这胡司令后台硬得很,而且鲁莽,杀人不眨眼”。伯父不理会这些好言相劝,动身到厦门,立即召开中外记者信息发布会,公开了“禾山土地本来就是现在这些佃农们拥有的”所有证据。胡司令当天灰溜溜地跑了。
伯父后来还特地带着我的父母亲到厦门禾山,指着一块地说:“这是禾山的农民想报答我准备送给我们的,你们看我们是不是要了,全家搬来厦门居住?”
其实伯父是说着玩的,他哪会收农民们看做命根子的土地呢?
省城有一家“土特产进出口公司”垄断了全省所有茶叶、香菇、木耳、竹笋、各种中药材的买卖,低价收购高价卖出,日进斗金,谁都不敢“染指”这些生意,据说真正的大老板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农民们苦不堪言到省农会申诉。伯父经过长期细致的调查,掌握了这个公司垄断经营和不少非法买卖的事实,把这些真相在省农会创办的报纸上连续登出,终于扳倒了这只省里最大的“老虎”。同一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却败在这“老虎”身上。
古镇有一年发生了一件“海洋大案”——这是这里的人们对人命案的说法,据说是有人光天化日在大街上开枪打死人,杀人者趁着混乱逃之夭夭,长时间未能破案。警察局把镇上几个小混混抓去严刑拷打,结果招出是镇上最有钱的吕贤君指使他们杀人的,于是警察局就把吕贤君抓走了,有可能判死刑。
吕太太找到我伯父希望能解救,伯父到看守所询问那几个小混混,说是在大刑下他们只能转祸于别人,随便招一个平民百姓都有可能被冤枉致死,招个“大富大贵”的人有后台也许能保住性命。伯父找了几个朋友,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吕贤君很快就被无罪释放回家了。
像这样的冤假错案伯父一生中不知纠正了多少!
父亲如数家珍般地讲了伯父在大陆时许多这样为平民百姓做的好事:“其实我知道的并不多,因为你伯父做了好事从来不想宣扬。”
伯父也因此被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全省就他一个人当选,后来又成为“终生立法委员”。
父亲又谈了一件他一辈子忘不掉的往事——那是伯父在中华民国立法院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回古镇老家,朋友们都来我们家“接风”,其中包括几位军人,师长旅长团长都有,突然有人进来对伯父说:“你弟弟今天早上到樵塘村照相,不知为什么被几个农民毒打了,现在身受重伤被抬到医院,正在抢救,还没有脱险。”
伯父唯一的弟弟就是我爸爸,樵塘离小镇只有三公里。伯父立即赶到医院看望父亲,经过调查、询问,才知道打人者把我爸爸错看成另外一个人了,是误打。同行的几个军人气的咬牙切齿,叫嚷着:“我们去樵塘抓他几个来,看看他们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
伯父先是安排医生小心照料父亲,直到脱离危险,然后独自一个人到樵塘,毒打我父亲的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伯父对他们的家人说:“既然是打错了人,认错了就是,请他们回家安心种田吧。”
伯父到了台湾以后,仍然保持着他那不畏强权、为民除害、在官场里铿铿直言的性格,台湾人称他为“黑脸包”——铁面无私的包青天。
他在立委会长期分管华侨事务,被称为“华侨挚友”;曾经当过中华民国驻菲律宾大使,为所有在南洋群岛的华侨们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华侨回到大陆时都还在念叨着他的事迹;当教育部长时,率先采用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可免费接受国民教育至国中(相当于初中)毕业,小学生均免试就近入学,让穷苦人有机会成为读书人;还利用立委委员的身份促使整个台湾地区明确规定:学生之学习权、受教育权、身体自主权及人格发展权,应予保障,并使学生不受任何体罚,造成身心之侵害。
伯父一生嫉恶如仇,与所有贪官污吏不相往来,“不拈锅”,是后来的连战、马英九等年轻的国民党人学习的榜样。在他逝世时,严家淦总统为他立碑为志,上书四个大字“谠论流徽”。台湾有部很有名的电视连续剧就是以他的事迹为主线展开的。
伯父一辈子甘心过清贫日子,可谓“两袖清风”,亲友们都别想“拈”他的“光”,在大陆古镇、福州、南京和在台湾的台北当官的时候竟然长期租房子居住——按我妈妈开玩笑的说法,他“害”得我们一辈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直到七十年代初蒋介石动了恻隐之心,在台北阳明山给每一个跟着他“浪迹天涯”的“终生立委”盖了一栋别墅,伯父一家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住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可是到了两岸可以正常往来时,伯母来到古镇,看到他的两个儿子都还不能“安居乐业”,回去就把阳明山的别墅卖了,卖房的钱平均分给住在台北、芝加哥和古镇的六个孩子,带着在大陆的两个孩子应得的钱来厦门买了两个套房给鄂、源兄弟俩,总算完成伯父生前一个未了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