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去上海展销自己的产品，先约好“三报两台”（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电台、电视台）的几位总编、记者到南京西路的一家“YELLOW”咖啡馆“碰面”，确定好次日几个媒体同时做芦荟产品的报道，用的是一样的口吻：“你知道芦荟吗？”晚报开始连载我写的有关芦荟的一系列科普文章。
“正事”谈完以后，几位好友开始天南地北地聊起天来。聊到党的“富民政策”时，我谈了自己对“富裕”的解释是：金钱再多也不能叫做“富裕”，真正的富人是“三大富翁”——金钱、知识、精神三方面都富足：金钱够用，尤其是自己想做的实验、想干的事“不缺钱”；掌握知识越多越好，但要一专多能；健康长寿，亲朋友爱、兄弟和睦，充分享受天伦之乐。
谈到“健康长寿”，晚报的记者薛才说了一件刚刚看到的、有点“不可思议”的新闻：说是俄罗斯有个“长寿村”，村里人大多活到一百多岁，许多记者前去采访，发现当地人一日三顿最喜欢吃的是用文火炖了几个小时的猪肉。
众人都说这不可能，因为猪肉含较多的胆固醇，饱和脂肪酸也比较多，吃多了容易得心血管病，不可能长寿。我说：“我也许可以解释这个现象——胆固醇是一组化合物，对人体来说，它应该可以分成‘好的胆固醇’和‘坏的胆固醇’两类，人体如果缺少‘好的胆固醇’就容易得癌；‘坏的胆固醇’是造成心血管病的‘罪魁祸首’，但经过长时间蒸煮的话，有可能变成‘好的胆固醇’，这样，人不容易得癌，也不容易得心血管病，当然长寿了——我这仅仅是猜想，没有经过实验”。
碰巧的是几天以后，上海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学家——据说当年是蒋介石“钦点”他去英国留学的——自称是我的“芦荟粉丝”，因为要在台湾出版一套养生丛书，想把我的《神奇的植物——芦荟》也“放进从书里去”，请我“如有出差到上海时”同他见见面。我同薛才到他家里看到丛书里有一本他写的《胆固醇的功与过》，翻了一遍，又请教了老先生，证实了我的猜想。薛才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薛才有机会到全国各地采访各种名人，看透了社会的阴暗面，对官场的“厚黑学”更是深恶痛绝，久而久之竟产生“厌世”情绪，干脆皈依佛门，成了一名居士，经常同我谈论佛教经典，我从这些经典里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人生哲理。
“人民公社”从“横空出世”的那一刻就注定是短命的，虽然官方要人们跪倒在它和总路线、大跃进连在一起的“三面红旗”下面天天喊“万岁万万岁”，古镇人却用各种形式咒骂这个“新生事物”，比如1958年出的一种火柴商标是“人民公社”，盒子很大，一盒可以装五百支火柴，古镇的地方话“盒”叫“落”（衰了、糟了的意思），这里人就把这种火柴叫做“人民公社大落”。就像历史上的所有短命皇帝一样，“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都没有“万寿无疆”，只苟延残喘了二十几年就在人们的咒骂声中呜呼哀哉。
古镇去掉“人民公社”的帽子，恢复镇制，新来的镇长看到我的化工厂生意好，就宣布要把古镇建设成“日用化工镇”，如同附近的“鞋帽镇”、“服装镇”一样，号召“全镇人民”都来办化工，派张继带着几十个干部到江苏、浙江“参观、学习”。回来后，张继对全厂的管理人员说：“我以为化工技术有多难呢，这一趟出去看看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杭州一个化工研究所找到一个老乡，他让我抄了几百个配方。我现在办几百个化工厂都行。”
果然，古镇在几天之内办起了几十家“化工厂”，投资一个比一个大，规模都远远超过我的“小厂”，全都来我的工厂“挖”“技术员”，连烧锅炉的、扫地板的也要。市里正式提出要把古镇建设成全省最大的“化工镇”。
可惜，轰轰烈烈地干了几个月后，这些工厂一瓶产品都没有卖出去，最后全部倒闭。张继厚着脸皮对我说：“我是应命而去办厂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不计前嫌，仍旧请他当“厂长”。
“省企业家文艺家联合会”在省会“隆重”召开了，“选”我当副会长，会长让我发言“给大家鼓鼓劲”，我说了一件事：“三十几年前，美国企业家联谊会在纽约召开，一个记者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长篇报道，后来，这个记者跟踪采访这些企业家，十年后发现只剩下两三个还在“惨淡经营”，其余的或病死，或跳楼，或中风，或失踪，或进监狱，这个记者大发感慨，说“企业家”这个“职业”“根本就不是人干的”。
会长抢过麦克风，说“不要谈这种晦气话了，我们是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代表的是正确的方向，不会有问题的。”，
我不依不饶：“正因为处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风险更大，压力也更大。我只是希望‘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好汉！”
省驻京办主任陈进舜告诉我一个“最新内部消息”——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准备腾出一些地方对外营业。我赶到北京，联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百货大楼等大型百货商店的经理，邀请他们和一些媒体的记者到人民大会堂北角一个餐厅“座谈”，推广我的芦荟产品，经理们大多还不曾进入过人民大会堂，将信将疑地来了，听了我的介绍以后，都表示愿意尽力把芦荟产品推广进入首都的每一个家庭中去，第一次“产品推广会”借着“人民大会堂的首次对外开放”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
《人民日报》记者颜芳曾经采访过几十个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写了几百篇“深度报道”，这一次也赶来“采访”我，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没想到在听我讲话的时候竟然被我的经历“感动得几乎忘了自己的职责”，回报社后用全部感情倾入到她写的报告文学《芦荟的知音》里面，文章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后，引起轰动效应，在全国各地又掀起一波更大的“芦荟热”。
颜芳与我同龄，看过的国内“大事件”（各次运动）都是一样的，但我们俩的经历却大不相同——她生于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从小到大顺顺当当，不知人间疾苦，虽然也上山下乡到江西插队落户当过农民，但很快就被“提拔”到县里当广播员，仍旧天真率性，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直到结婚以后，丈夫一次无缘无故的“吃醋”发展至吵架、离婚，她仍然我行我素，大大咧咧地跟各种人交往，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时候简直就像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女孩子”。我的经历对她触动非常大，她开始从各方面了解我，甚至到我的公司里“打工”几个月试图求证“一个人在长期的逆境中究竟还有多少能量可以释放出来”。但我却告诉她“这样的经历‘其实很平凡’，全国多的是”，同那些“干大事业”的人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颜同我议论过“婚姻和爱情”的话题，她认为“婚姻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宁可不要”（她用实践证明了这句话）。我却认为：“婚姻与爱情是两码事，婚姻是一个合同，一种义务，代表一种诚信，所以婚姻是自私的；而爱可以有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亲戚朋友之间的爱，甚至可以有‘博爱’，全人类的爱。”
我觉得男女之间可以有“红颜知己”，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个“红颜知己”，但不必有多个“情侣”。颜芳不喜欢我说的“博爱”，她说：“爱情是自私的，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个人。”
争论归争论，我们两个人还是互相把对方看做“知音”。双方不管碰上什么不愉快的事，或者遇事不顺，都愿意向对方“发泄”一番，即使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第四十章 红颜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