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有这些传说，十三个姓王的村子成了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一个“特区”，这里本来就是侨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关系”，经济条件较好，外地带有各种手艺、技术的人们纷纷来这里开办小作坊、小店面谋生，各显神通，比其它地方热闹多了。这些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平均智商比一般人高了许多，喜欢谈政治，谈时事，但又都明哲保身，不介入与自己无关的任何活动。
我喜欢下中国象棋，原来到处找不到“高手”，在这里却如鱼得水，经常有“棋逢对手”下得天昏地暗的机会。我的棋友有木匠、铁匠、石匠、理发匠、牙科医生、药店老板、中学校长、建筑师、会计师，还有东兴村的一个老保长，可以算“三教九流”都有了。棋友们互相之间有一种无缘无故的“信任感”，可以讲自己的过去，也可以尽情暴露喜乐哀愁，可以分享各地听到的传言、小道消息，如同现在“微信”里的“朋友圈”一样。
老木匠王元木是个多面手，不但木工活做得好，还会摆弄各种乐器，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组织了一个小乐队，加上几个会唱“南音”的青年，俨然一支南音小分队。附近人家有什么婚丧喜庆活动，他们都会主动去凑热闹——这里有一个风俗习惯：新娘子一定要学会唱几首南音歌曲，否则不能出嫁：闹洞房时会出丑。我觉得很有趣，跟他们玩过几回，竟然也学会了“因送哥嫂”、“为伊割”、“山险峻”、“三千两金”等几首南曲，而且还看懂了古代的曲谱。
王元木给我讲他小时候学做生意的故事：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一个人傻傻的就去布行找老板说：“我要做卖布生意。”老板跟他非亲非故，也不熟，却当场就赊给他一担不同的布料让他挑到乡下走街串巷叫卖，卖完了他把钱如数交给老板。老板很高兴，后来他要多少布老板都给，甚至鼓励他自己开一个小布店，他也成了一个小老板。解放以后“公私合营”把他赶走，他只好去学当木匠了。
小铁匠郑斌也经常同我们对弈，但他喜欢悔棋，每走错一步他就赖着对方要“悔”，有人不喜欢他这种“棋风”，我却不计较，随他悔多少次都可以，但我自己从来不悔棋。
老保长王家楫的故事最有趣，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讲那过去的事情，有一次我对他开玩笑说“民国时代当官的现在都被枪毙了，你怎么还能独善其身？”
家楫说：“我的官太小，还轮不到被枪毙。保长被枪毙的当然也不少，都是因为‘抓壮丁’有民怨才会死。”
我说：“那你怎么‘抓壮丁’呢？”
“我那‘保长’是被迫当的，每一次抓壮丁我都拖着不办，直到上头来要人我就把自己送上去当壮丁，保长人家当然不要，年纪也大了些，放回来后我就跟大家商量，全村集资买个乞丐、流浪者或者小混混交上去抵账。”
难怪电影里面“国军”都那么差劲！但王家枚的故事却让我对“国军”又有新的看法了。
王家枚曾经当过国军连长、也当过共军连长，我问他是怎么当上连长的，他讲了一个故事：“衡阳保卫战还没有打响的时候，我当排长，有一天全排人员在湘江中的一个沙滩上训练，傍晚就在我们集队准备回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士兵指着不远处一头小黑山羊说可能是老百姓放羊回家时丢失的——要知道在湖南黑山羊可是宝物，老百姓公认最补的补品！我不吭声，当晚连长、我还有几个班长每人都享受到到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第二天早上营部来人说是有老百姓举报丢了羊，团长发火了，正在查。我们都紧张地聚集在连长办公室楼下听候连长发落。连长叫人去街上买了酒和肉，自己一个人在楼上‘享用’，过了一会儿，从楼上传出一声巨响，原来是连长吃饱喝完后用驳壳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就这样升上了连长。”
他还讲了当日本战俘的故事：“衡阳保卫战打了几天我就被日本人抓去了，关在衡阳城里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一天晚上日本人突然像疯了一样把我们叫起来逼着跑步出城，我以为这一下完了，恐怕是要把我们全毙了。到了城外几公里处，突然听到后面衡阳城里炮声隆隆，一会儿整个衡阳城成了一片火海——我说这日本人还有点人性，否则我们就全部被自己人炸死了。”
至于他后来又怎么当上共军的连长，他倒是轻描淡写：“国共内战时，我被俘了，上了几堂课，我就变成解放军的连长了。”
口腔科医生刘青松在这里开了一间牙科诊所，生意不错，收入可观。他订了一份《参考消息》，喜欢就《参考消息》的内容与人谈论政治、时事，忧国忧民，棋艺也高，有空就跟我杀一盘。过路人常来围观，有时候诊所被棋迷们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俩无声无息地下棋，外面却经常为“应该走哪一步”吵得天翻地覆。
不下棋的时候，刘就跟我谈论“国家大事”，他有许多小道消息也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真的假的都有，我只是听众，当“收音机”，即使有的消息我不相信也不同他争论，由他说去，也不传播。
后来我才知道，刘的生意还包括金银饰品买卖，因为给人补金牙要用到18K金，他暗中收购一些金戒指、金项链加点银、铜在一块耐火砖上也炼成合金。他有一块“试金石”，拿着金器在上面一刮、点上“酸水”就能估计金的“成色”，但不太有把握。有时请我帮他用“化学法”鉴定。虽然有风险——那时候民间是不允许做贵金属买卖的，但我还是乐意做这个事，因为可以学到不少化学化工知识。当然，主要还是帮刘赚了不少钱。
化工厂的管理人员都是兼职的——厂长由大队民兵营长兼任，会计、出纳也都由大队的会计、出纳兼着，保管员是大队的文书。工人是从各生产队抽调来的，不发工资，由大队划工分给生产队，因此要搞“平均主义”，每个生产队来两个女青年，外加一个力气和食量都大得象薛仁贵的高个子男人，专门负责搬运等重活。十个女青年给破庙带来了勃勃生气，天天欢歌笑语，象幼儿园一样。我每天给他们上一小时的“课”，然后干活。其中一个被人形容长得象观音一样漂亮的女青年引起我的注意——她叫文秀，名如其人，又文静又秀气，第一次见到我时脸红到脖子根。与她同一个生产队的小丽性格刚好跟她相反，又活泼又调皮、泼辣，不拘言笑，象个男孩子。
“工厂”白天热热闹闹的，晚上有时则静得象深山古刹，我喜欢这种安宁，这个时候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看书、做实验——现在回忆起来，这一段时光是我一生“收获”最大、也最难得的“大学”阶段。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系统地自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等等大学教材，做的实验记录有的直到现在还很有“参考价值”。
侯、陈、大林都是供销人员，每个月回破庙聚会一两次，三个人走南闯北，聚会成了“讲故事大会”——侯喜欢讲有关时世、政治的小道新闻；陈最爱讲小偷、乞丐的故事；而大林的阅历较广，从民间口头的“言情小说”到“大人物”的现代“官场现行记”应有尽有。我每次都“洗耳恭听”，默记在心。有时候想象着，这些故事以后要是有时间整理一下就可以把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加长到《五言六拍》，或者帮蒲松龄续写《聊斋志异》也够格了。
不过，我最不喜欢他们讲灵异故事，虽然我早已“拜门捷列夫和侯德榜为师”，对物质的认识直到分子原子质子电子甚至“夸克”，但当他们一个个又出门只剩下自己“独守空庙”时，免不了还是有些恐怖，尤其是听了村民们讲以前庙里发生过的鬼怪事情以后——奇怪的是我在古镇影剧院的时候并没有这种感觉。
一天晚上侯在睡觉前“似乎”看到一只巨大的蜈蚣，几个人找遍宿舍各个角落也没个踪影，刚睡下侯说他又有“感觉”了，起来再忙半天还是没有，再睡下它又“来了”……整个晚上被蜈蚣搅得天昏地暗。天亮时侯说：“我揣摩是吴真人不喜欢我们住在这里，派蜈蚣来骚扰”。
吴真人就是这庙里供奉的“菩萨”，北宋名医吴夲，这里人们尊称他为“镇公”、“大道公”。我说：“镇公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做好事，我们办化工厂也是做好事，即使我们触犯了他老人家，他应该也会原谅我们的”。
侯出差走了，我白天与工人们嘻嘻哈哈忘了此事，下班以后，一个人又当起“庙祝”，想到昨晚的事，有些害怕。草草吃了晚饭后，坐在庙前的石凳上看书，看累了站起来走动走动，赫然看到一条一米多长的蝮蛇慢悠悠地从果园里“溜”过来，竟钻进庙门下面的一个小洞里不出来了！很可能蝮蛇的窝就在我每天睡觉的床底下！
“昨天侯看到的蜈蚣和我今天看到的蛇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这个怪异的想法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文秀和小丽及时到来。我对她们讲了蜈蚣和蝮蛇的事，文秀显得比我还着急，小丽说：“我回去叫我哥哥来陪你。”说完就走了。留下我和文秀两人，不敢进屋里，只好面对面隔着石桌坐在石凳上闲聊，刚好被过路的几个农民看到，认定我们俩是在“谈恋爱”，回去就传开了。
第二天大队文书也是工厂的保管员王民杰直截了当对我说：“文秀是我堂妹，我们这地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敢与她比美，你们两个刚好郎才女貌天生一对，非常般配，我来当媒人，等着吃你们的猪脚吧。”——这里的风俗当媒人要吃猪脚，以示对介绍人来回跑路辛苦的一点犒劳。
我说：“我喜欢文秀，她也喜欢我，但我得征求父母的意见，她的父母也不知道愿意不愿意呢？”
王民杰说：“我婶婶肯定同意，这事包在我身上。”
从此以后，文秀见到我时脸更红了。
一个人生活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我对吃的不讲究，一日三餐都是随便煮个稀饭配点咸萝卜就行了。最怕的是洗衣服，当时没有洗衣粉，我用自己熬制的肥皂洗，弄得到处是水，刚换下的衣服又湿透。文秀多长了个心眼，总是算好我什么时候换衣服，抢着拿去洗了，让我深为感动。
有一天傍晚，小丽和文秀又来了，带着一包东西。一见面小丽就说：“文秀给我哥哥做了一套衣服，我哥这两天出差，你的身材同他差不多，替他试穿一下吧”。
我知道文秀的妈妈是有名的裁缝，还不知道文秀也会做衣，就拿着衣服进屋试穿。走出来的时候小丽叫起来：“太合身了，文秀你怎么给他量的？”
我说：“没有给你哥哥量过身吗？”
小丽说：“哪里是给我哥做的，她就是给你做的！”
文秀白了小丽一眼，脸红得象熟透了的柿子。
我长期以来都是到百货商店随便买衣服穿，这一次才尝到“量身定做”的滋味。也不知文秀是怎样偷偷地“量”出来的。
第二十九章 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