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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破旧立新”


更新日期:2014-12-25 + 放大字体 | - 减小字体 本书总阅读量:

“革命”总是不彻底的——有一个“满清的遗老遗少”还留着半个世纪多的长辫子,人站着辫子垂到地上还可以饶两圈,红卫兵硬要把它剪掉,他是宁肯掉脑袋也不掉辫子,被拉出来游了几次街,辫子竟然还是保下来;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家庭妇女在街上摆了一桌酒菜然后点上三支香、烧着“金纸”拜“天公”,路人劝她不要这样“明目张胆”,“被红卫兵看到了会游街戴高帽的”。
她的回答也有趣:“我这么虔诚,上天会保佑我的”。
还有一件事直到今日还被镇上的人们津津乐道:有一个当年的“武装部长”、民兵营长在受命砸一尊泥菩萨之前,嘴上念念有词:“佛祖佛祖你不要怪我,是头头们叫我砸的,你如果要惩罚就惩罚他们吧”。
几年以后此人还是疯了,人们都说是“报应”,“菩萨找他算帐”。
    读书人诚惶诚恐地把所有“封资修”的书本(几乎所有的旧书,包括大学教材和参考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以外)交出来烧毁或冒着生命危险藏在不易找到的地方。红卫兵随时都有可能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家,街道上天天有人因为“私藏”什么东西而被游街示众。有个大学生写的日记被抄录成“大字报”贴在“专栏”上供大家“批判”,我一字不漏地看完,非常欣赏这位大学生的文采,“相见恨晚”。
    我们家本来也有几件比较高级的家具,小时候我就非常欣赏,但被我的奶奶在“大跃进”年代捐出来“大炼钢铁”烧掉了,只剩下一个衣橱,外表雕刻得很精美,两扇橱门分别刻着“藏珍”、“蕴玉”,我用墨汁把这四个字涂黑,两边的雕刻部分贴上一幅对联:“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个唯一的“传家宝”总算逃过一劫。但弘一法师亲笔书写的几张字条——那可是我的伯父因为与法师挚交才“有缘”得到、我的爸爸视为命根子的无价之宝——却还是被红卫兵抄走了,不知被烧了还是流落在哪里。
    父亲有一位好朋友陈旻,听说抗战时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解放前当过云南省或者昆明市的邮电局局长,这一次被整得很惨,红卫兵因为他是福州人——与邓拓同乡,加上吴晗又是他的老师,就认定他是“三家村”的一分子,批斗时把他的一条腿都打断了。有一次陈旻对我的爸爸说:“腿被打断我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闻一多先生亲手给我刻的印章被‘抄’走我最痛心”!听他们的讲话后我才知道,闻一多就是因为不给当时的昆明市警察局长刻一个印章而被暗杀的!
    陈旻的家庭很不幸,老婆出生于云南一个少数民族——彝族或傣族?——家庭,人虽然长得标致,脑筋却不会“急转弯”。有人怂恿她揭发自己丈夫的“罪恶”,全家人就能“过关”,她竟然真的去“自首”,讲了一些丈夫在家里说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害得丈夫被斗得差点没命。“运动”结束以后,她不能原谅自己,只要一看到丈夫就神经错乱、呼天喊地,直到老公“走”了,她的病才不治而愈,这都是后话。
    吕培明的妈妈学习裁缝,用报纸练习裁剪,不小心把报纸上的毛泽东像剪破了,闯下大祸,被剪了阴阳头、戴高帽游街,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还用红墨水划了一个勾(判死刑的意思),斗得死去活来。
有一位邻居因为年仅八岁的儿子撕了一张“毛语录”擦屁股,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镇上有个油贩子偷偷地做食油买卖,被红卫兵抓到,戴上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投机倒把分子、贩油犯×××”游街,红卫兵叫他敲着锣吆喝“我是投机倒把分子”,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就要站在凳子上猛敲几下锣,然后讲述他如何贩油、如何“挖社会正义墙脚”的“罪行”。一个外地的油贩子跟着走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红卫兵离开、围观的人也不感兴趣跟了才凑上来:“你家里还有多少花生油?”当场成交了一笔大买卖。以至于这位油贩子后来还在“想念”“运动”、游街给他带来的好处:“我不用做广告就财源滚滚!”他真的挺喜欢戴高帽游街呢!
有一天我看到红卫兵们“抓到”一个“特务”正在游街,听周围的人们介绍“抓特务”的过程:原来是几个小孩看到山上有人吃树叶、喝脏水,到镇上一说,红卫兵们便认定这个“怪人”就是“特务”无疑。游街的当天晚上,“特务”饿死在街上。第二天红卫兵们又叫来医院里的医生解剖了这个“特务”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嚼碎的树叶、草根,跟抗战英雄杨靖宇将军一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标语高高地飘扬在全镇最高的建筑物上面,像我们这种“混蛋儿”都只能龟缩在家里面不敢出来“乱说乱动”,以免引火烧身。但随后的一场演出却又唱出“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大家又无可适从了。
不久传来中央“某位领导同志”的讲话,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镇上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又蠢蠢欲动加入各种红卫兵组织。我仍然乐当被“滚蛋”的“逍遥派”,不为所动。只是看到有些同学“大串联”回来、吹嘘外面如何如何又让我心里痒痒的,但周恩来的一席讲话(大意是“大串联暂停、明年四五月再举行”)就让我“吃了定心丸”了。
为了布置“红海洋”,红纸、红布供不应求,黄昆用红色染料染纸卖得很红火,我爸爸为布店把白布染成红布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俩都真心实意地希望文化大革命“深入、持久地”一直开展下去。
很快地,草绿色的布匹(用来制作红卫兵服装)也告罄,我帮父亲试用黄、绿、棕三色染料配出草绿色,连附近几个市镇的百货商店都用车拉着白布到我们家排队等染了。但好景不长,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染料买不到了。我到学校找余老师,他对染料也不熟悉,就介绍我到省会找另一位在大学里教有机化学的老师,借来一本《染料化学》,我硬着头皮“啃”了几个日夜,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于是就用米糠、稻草、造纸厂排出的废碱液加上硫磺等化工原料试验,竟然制造出父亲日思夜想的草绿色染料出来!
    染料解决了,其它化工原料还是经常买不到。我不得不自学起《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制碱工学》、《生物化学》等大学里化学专业的所有教材,这些教科书是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借的,“参考书”则是到各地的旧书摊甚至废品收购站里找出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的——一本几分钱,最“贵”的一毛钱——有的书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找出来“参考”。
我试着用草木灰、石灰、碳酸氢铵(化肥)、食盐、硫磺等容易拿到的材料制造纯碱、小苏打、大苏打、烧碱、硫化碱、液体肥皂、“太古油”等等染化助剂,全部获得成功。也曾想过偷偷地卖一些赚钱,但父亲“胆小”不敢卖,少量制造都只是自用而已。
有了这些成功的实验以后,我甚至设想将来要是写一本小化工科普书——《新编鲁滨逊漂流记》描写一对情侣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利用化学知识求得温饱的故事,肯定会有销路的。
有一天夜里我和父亲一起在做硫化碱实验的时候,由于需要高温反应,虽然已经做了一些防范措施,但还是发生了爆炸,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都吓懵了,气浪把“实验室”冲得一塌糊涂,灯也灭了,室内一片黑暗,我叫着“爸爸”,爸爸也应了一声——没事,等到点灯看详细了,所有实验器材都碎了,而我和爸爸只是负了轻伤。
邻居们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轻描淡写地对他们说:“刚才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热水瓶。”他们信以为真都回去了。
像这样的爆炸后来又发生了一次,所幸没有伤到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做实验更加小心,也就没有再出什么事故了。
    看电影是年轻人当时唯一真正的“文娱活动”和“夜生活”内容。离镇上不远有两个部队营房,每个星期天都在露天放映电影,老百姓也可以站在旁边观看。“运动”一开始就放映“批判片”——据说都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同志‘亲自’点名批判”的(单单这样的传说就让军民们兴奋不已了),有《早春二月》、《清宫秘史》、《武训传》、《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林家铺子》等等,同学们消息都挺灵,每次有“毒草片”放映都会来邀我同行。有一次看《武训传》等到半夜后才开始,天亮看完回家,让家里人着急得到处找。还有一次跑了几公里又等了几个小时才放映,片名打出后才知道是《雷锋的故事》。
镇上的影剧院放映的影片越来越少,《草原英雄小姐妹》我总共看过几十遍,后来去看的目的是欣赏那几首儿歌,还有电影“正片”放映前加映的《新闻简报》。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的时候,后面突然一个农民叫起来:“糟糕糟糕,中央出奸臣了!”大家都回过头去,听他继续在讲:“毛主席身边那个长着奸臣脸!”一下子整个影剧院大乱起来,几十个年轻人围过来把他扭送去派出所,后来听说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罪名当然是“现行反革命”,直到“林彪事件”过后差不多一年才释放出来。(林彪死了、甚至几个月后全国的报纸都已经公开了这个“天大的新闻”,而“反林彪”的人还不能放,理由是“谁也不可能比毛主席聪明”,这种荒唐事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