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可怜的爸爸

在我的同学中，吕培明、蔡维涟、谢如明、戴金水、陈柏霖、任书则、黄家喆跟我的命运差不多——吕培明的爸爸吕贤君是小镇最大的资本家，蔡维涟的爸爸蔡德胜解放前是镇长，“镇反”的时候，吕贤君和蔡德胜一起逃到厦门，想乘船去香港，却都不够钱买船票，吕培明的妈妈把首饰当掉连夜送钱去厦门，蔡维涟的妈妈却舍不得当首饰，第二天土改队追到厦门，吕贤君已经上船安全离开，而蔡德胜被抓回小镇枪毙。小镇上的人们都夸奖吕培明的妈妈有见识，骂蔡德胜的妈妈“小气鬼”，害了丈夫一命。
谢如明的哥哥谢庆全参加“反共救国军”，被抓到与蔡德胜还有戴金水的哥哥戴金木同一天被“镇压”。留下一件血衣，上面有谢庆全用鲜血写的“儿身虽死精神恒在”——这是我在谢汝明家里时，谢妈妈拿给我看到的。
戴金木死的时候才十四岁，是我们邻居杨二贵店里的小伙计，被杀的那天早晨他还去我们那条巷子里的水井打水挑水，见到我妈妈叫的很甜：“阿婶，你也这么早啊！”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们老家的土改队长找到他，问他有没有见到他的叔叔戴连兴，说戴连兴“参匪”，金木说“我没有看见过。”于是土改队长就把他抓去“陪斩”，因为每天要“公审”几个人是“不能随意改变”的。
在“公审大会”上，当十几个判处死刑的名单念完的时候，他问：“我呢？”
土改队长回头一看还有一个孩子，就对他说：“你也得死！”
金木听了当场昏死过去，瘫倒在地上。
“估计死的时候我哥哥应该没有痛苦”——戴金水如是说。
陈柏霖的爸爸陈元泰以前是省参议员，为古镇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镇上健在的人们至今都还在怀念他。1951年他在香港看到报纸上登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果”，对友人说：“现在不打仗了，像我这样的建设人才应该回去报效国家，肯定有我的用武之地。”回到古镇的第二天就被抓走，不久也被当做“历史反革命分子”枪毙了。
任书则的爸爸任浩1952年当民兵队长，有一天晚上土改队抓来水美镇镇长李真元准备第二天要枪毙，这李真元是任浩的好朋友，任浩连夜偷偷地把李真元放走，第二天被土改队发现，当天就被“公审”枪毙了。
蔡维涟、谢如明、戴金水、陈柏霖、任书则家都是“镇压家属”，比我们家还惨。
黄家喆的爸爸原来是古镇小学校长，只因为他在公演戏剧《白毛女》时说了一句“戏剧是艺术，戏里面的故事和情节不一定完全真实”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跟我爸爸同一个命运。
陈琳会念我们民办小学的原因，据说是他爸爸“犯了错误”，从县里一个科级干部下放到小镇来“劳动锻炼”的。
陈琳比我大两岁，是我的邻居，我们从小就很要好，虽不能叫“青梅竹马”，却也“两小无猜”，有一年的六一节我们俩又一起到镇“供销社”募捐，有一位“领导”看着我们说了一句：“好一对金童玉女啊”，这话很快传遍全镇。从此以后，陈琳除了每年的六一节同我一起去街上“讨钱”以外，再也不敢跟我来往了。但我们两人在学校里都有了“诨号”——一个叫“金童”，一个叫“玉女”。
古镇的小孩子们喜欢玩一种游戏叫做“救国”，也叫“偷军旗”，玩的时候所有的孩子分成两队，以街道中间一条水泥缝为“国界”，各自在“后方”插一支旗子，旗子被对方偷过“国界”就算输了。一开始双方在“国界”两边拉拉扯扯，被强拉过去就算是成了“俘虏”，会被“关”在一个用粉笔画的小圈子里，“自己人”来救时，只要有身体接触就算“被救”，马上恢复“战斗力”。我看出这种游戏的破绽，经常主动被抓去当“俘虏”，眼睛紧盯着对方的“军旗”，一“被救”立即“偷”了旗子就跑，这方法经常奏效。
有一次游戏双方刚好一队全部是民办小学学生，一队全部是中心小学学生，我又故伎重演，主动被抓当了“俘虏”，被同学“救”时“偷”了对方旗子就往回跑，双方在“国界”线上打起了“全武行”，中心小学队竟然高声喊叫：“国民党反攻大陆了！”引得围观的中心小学学生也都纷纷加入参加混战。民办小学的学生们看到了也都自动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虽然中心小学人数比民办小学多了几倍，但我们的人同仇敌忾，都被对方的那句口号激怒了，憋着一口气痛打对方，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这一场“战斗”下来，民办小学胜了——我们以三个轻伤的代价换取了对方十几个重伤，可谓“赫赫战果”。虽然后来双方的头头都被家长和老师狠狠地批了一顿，但从此以后中心小学的学生遇到民办小学的学生都主动“退避三舍”了。
我哥哥也是中心小学学生，他胆子比较小，那天看我们打群架时不敢加入，后来被中心小学的学生们看作是“胆小鬼”，经常欺负他。不过只要我听说谁欺负了他，那作恶者几天内就会被民办小学的学生在某个巷子里痛打一顿。慢慢地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哥哥了。
奶奶的梳妆台上有一件“宝贝”——一个精致的小小的有机玻璃盒子，里面有一个漂亮而密封着的玻璃瓶，瓶子里的液体漂浮着一小段像是肠子一样的东西。我常常看到奶奶对着这“宝贝”发呆，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奶奶，瓶子里装的是什么？”
没想到奶奶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了下来。我不敢再问，到了晚上偷偷地问我妈妈，才知道那是我远在台湾的伯父身上的一块肉——阑尾！   
原来我伯父有一次去日本，无缘无故地把这个器官切下来寄给我奶奶——当然免不了挨了奶奶的一顿臭骂：那也是奶奶身上的肉啊！
妈妈还告诉我：伯父去台湾的前一天来同全家人道别，跪在奶奶面前说：“妈，儿子不孝，不能守在家里伺奉你老人家了，这一次可能离别会久一些。”
奶奶问“要去多久？”
伯父说：“快则两三年，慢则四五年。”
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我不知道伯父为什么要去台湾，也不知道为什么回不来，但却从心底里盼望着他和伯母、堂兄弟们回来团圆——这可能是常听到奶奶念叨的结果。我伯父在大陆时已有4个儿子，老三“源”送给我大姑母抚养，老大“雄”和刚出生不久的老四“夔”带去台湾，老二“鄂”留在大陆与奶奶“作伴”。到了台湾以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取名“团”、“圆”。夔和团去美国留学，都成了数学家。
今天的人们讲到当年的“大跃进”时，总要用上一句“热火朝天”，这古镇的“大跃进”除了“大炼钢铁”、“大办沼气”都只能勉强算得上“热火朝天”外，真正的“热火朝天”却是一场大火把古镇烧掉了四分之一——原来古镇的房子隔墙几乎全是用芦苇杆砌上泥巴做成的，镇中间的十字街把镇子平均分成四部分：东街、西街、南街、北街。每次大火刚好烧掉“一个街”。
那一天夜晚镇影剧院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家隔壁的牛奶制品厂所有工人都去看电影，锅炉房不知怎么的烧了起来，很快整个工厂和附近的街区变成一片火海，我们住的西街被烧成灰烬以后，过了许久才陆陆续续重盖起来，几千人在风雨中饥寒交迫、艰难地过了好几年，而我一家受的的灾难更大——有人趁火打劫，在火灾刚发生时“帮忙”各家搬运家具的过程中开箱倒柜偷窃东西，竟找到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个“积极分子”向“领导”信誓旦旦地说旗子是在我们家的箱子里看到的，也只有我的祖母会藏着民国的旗帜，因为“她的儿子民国时代当过大官”！
祖母岁数大了，代她受罪的当然只有我爸爸——为此我的父母又被批斗了几回，每一次都是死去活来。
有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被唤醒，只听见爸爸捶门的声音，还夹杂着含糊不清的言语：“我的孩子，你醒了，我来了。”声音很怪异，令人恐怖。隔壁的邻居把芦苇泥墙挖了一个洞，妈妈探进头来说：“乖孩子，你快爬过来，你爸爸病了。”
我赶紧从洞中钻到邻居家，祖母、妈妈、哥哥都哭着，我们从门缝中看出去，只见爸爸还在捶门，后来开始用力撞门，终于把门撞倒，而他自己也重重地摔在地上，又爬到门边，用下巴撞击门槛，那门槛是花岗岩石板，爸爸撞得头破血流，鲜血从门内流到门外。
我们赶快开门冲过去救护爸爸，只见爸爸已经昏死过去，好像要断气的样子。妈妈和哥哥、我都跪在爸爸面前，哭着叫着。
一会儿邻居请来医生，给爸爸量体温、把脉、测血压。医生说体温高达一百多度（华氏度），脉搏快得吓人，血压却很低。医生说：“可能是昨晚被批斗、毒打造成的‘歇斯底里”症，血冲大脑，幸亏他撞破了下巴把淤血都挤出来了，我开个药方治治，也许能治好。”
全靠老天爷的保佑，爸爸沉睡了几天，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却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样。妈妈东借西挪，弄来一点点粮食和给爸爸治病的药草，不知又吃了多少苦头、看了多少人的白眼！——几年以后妈妈偷偷对我说了一句话：“那一次你爸爸要是死了，我们全家人也都活不成！”
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我每天早晨三点多钟都会听到爸爸在睡梦中发出“啊啊啊啊”的惨叫声。听医生说，这就是爸爸那一次“歇斯底里”留下的后遗症，目前的医学水平还没办法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