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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精神病学家面临的挑战

时间:2020-04-06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凯瑟琳·泰勒勒 点击:
洗脑心理学(全文在线阅读)   >   描述性标签并不能提供因果认知。
  
  
  
  罗伯特· L.泰勒,《精神还是肉体》
  
  
  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提到了有关“洗脑”一词核心字面含义的比喻:用水洗涤和净化。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密切相关的比喻:治愈。自“洗脑”一词诞生以来,很多类比都把洗脑和治疗变态心理联系在一起。
  
  
  医生和恶魔
  
  
  
  众多评论家都强调过心理学、精神疗法和精神病学中“精神疗法”的手段与洗脑及其前身——刑讯——所采用的强迫性手段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实施强制手段去说服他人的人会有意利用医疗模式来为他^的行为找到正当理由,向其“病人”(即被洗脑者)描述说,这样做是为了他们好。这种“治疗”和“健康”的措辞还可能结合其他模式。一种常见模式是福音派宗教改造中的“罪过”和“忏悔”之说,宣称目的是拯救患者(或被洗脑者)的灵魂。另一种模式是“斗争”之说:即治疗者(或洗脑者)试图控制或腐蚀患者(或被洗脑者)的敌对势力(或敌对思想意识),斗争目标是将患者(或被洗脑者)从种种错误的信条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就是奉行了圣约翰的名言“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32节)。不用说,洗脑者将真理视为其进行思想垄断的一种计谋。
  
  乔治·奥威尔对语言的力量一直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他为我们提供了滥用权力者如何利用“美德”模式(如治疗、救赎、解放)的清晰例证。例如,在小说《1984》中,拷问温斯顿·史密斯的奥勃良在向温斯顿描述党的目标时就明确地运用了医疗模式。“你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是为了给你治病。是为了让你神志正常!温斯顿,你要知道,凡是我们带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治好走的。我们对你犯下的那些愚蠢罪行并不感兴趣。党对外在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单单要摧毁敌人,还要改造他们。”
  
  
  反精神病学家面临的挑战
  
  
  
  医生们常常要面对来自行业内部的批评。在面对米歇尔·福柯“把工厂、学校、军营和医院这些机构弄得像监狱一样,这岂不奇怪?”的反问时,一些心理健康的业内人士会回答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对福柯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诸如 R.D.莱恩和托马斯·萨斯等反传统精神病学者来说,将一个人划定为精神病患者的种种过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疗,而是国家针对那些有社会反常行为的个体(强制地)行使权力。这些批评家认为,“不得不生存在社会中”这一事实给那些无法处理好社会关系的人施加了诸多压力,使得他们做出令自己和他人都很苦恼的行为。莱恩甚至将精神分裂行为定义为“一个人为了能在某种难以生存的情境下生存而采取的特殊(行为)策略”。理想情况下,“治愈”这类人即意味着变革社会,消除有害压力;但相比之下,另一种方法却要简单得多,即将社会压力的受害者界定为行为异常、精神失常或有精神疾病的人群。这种措辞给这类人贴上“非人”的标签,罗伯特·利夫顿在第1章中就告诉了我们,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这不仅剥夺了这类人的权利,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并/或)进行强行治疗(理论上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但主要是为了社会的便利),而且为了保持更大范围“正常人”对于纯洁的需求,必须剔除这类“非人”。正如托马斯·萨斯所言: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就像患了肝病或肾病的人一样,一些人患上了由心理或性格所致的疾病;患了这种“精神疾病”的人在心理和社会地位上都低人一等;人们认为,由于“精神病人”很可能无法“了解哪些东西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必须由其家人或国家来关照他们,哪怕这种关照意味着违反他们自身的意志,对他们强行干预,或将他们禁闭于精神病院中。
  
  
  
  我认为这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概念、观念和做法都是错误的、违反道德的。
  
  
  
  萨斯,《制造疯狂》(The Manufacture of Madness),第XV页
  
  
  萨斯的意思并不是说“怪异的”行为不存在,他甚至也不是说有着怪异行为的人可能不想或不需要帮助,以求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麦克白那样“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萨斯认真地解释道,他的批评并非指向心理治疗或者“契约性的精神治疗”,因为在这样的治疗中,病人自愿地签订合同,并向治疗医师支付费用,以便直接获得心理健康服务;而且,使用暴力或欺诈手段的治疗医师将受到相应的处罚。萨斯的批评所针对的是他所称的“公共机构式精神病治疗法”,因为“公共机构的精神病医师属于公职人员,由私人组织或公共组织(而非其表面上的‘顾客’)对他们的服务给予报酬;其首要社会特征是使用暴力和欺骗性手段”。他主要反对的是这种治疗的强制性——认为只要个体有反常行为,外界就有充分理由剥夺他们的自由。正如莱恩评论道:“就对物种生存的威胁程度来说,经过精心调教的轰炸机飞行员比在精神病院里被骗说体内有颗定时炸弹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了。”
  
  25年后,罗宾·道斯在他的《纸牌屋》( House of Cards)—书中提出了类似的担忧,他认为心理治疗和精神疗法中有太多的内容建立在可疑的科学基础之上。在谈及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对其从业人员的授权过程时,道斯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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