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我到北京大学上学。每当假期来临，我都写信请母亲来北京看看。我在信中告诉母亲，这是难得的机会，一旦我大学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她再到北京会有许多不便。母亲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但母亲却总是以我正在读书为由，没有来。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工作，又请母亲来京，母亲说我刚刚参加工作，没家没舍的不方便，也没有来。后来娶妻生子，多次请母亲来京，母亲又说孩子太小，我们工资又不高，小家庭负担重，还是没有来。直到我在北京待了14年后，母亲才第一次来到北京。
当时，我住在甘家口。母亲下了火车后，听说我住的房子只有9平方米，就立即改变主意，不顾旅途劳累，执意要去我妹妹家。妹妹家住在几十里外的门头沟，住房稍微宽敞些。那时候，去门头沟的路狭窄弯多不平坦，很不好走。车颠簸得厉害，母亲又晕车，一路上吐了好几次。到妹妹家后，母亲倒头酒睡，两天没有起床。看到母亲那痛苦的样子，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母亲好不容易来北京一次，怎么让晕车厉害的母亲好好逛逛北京城，成了我最大的心事。思考再三，最后我决定蹬三轮车拉上母亲倒主要景点参观。借到三轮车后，妻子在上面捆了一把椅子，垫上棉垫。然后，我蹬着三轮车，妻子骑着自行车，到门头沟接母亲。
从甘家口到门头沟，走了近两个小时。到妹妹家时，天还不太亮。母亲坐上三轮车后，我在前面蹬着，妻子、妹妹、妹夫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跟着。那天，母亲提出想先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看看毛主席。不了到了纪念堂门口，有一牌子上写着：内部整修，停止参观。这令母亲非常失望。我们只好带着母亲绕着纪念堂转了一圈，然后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和故宫。第二天我拉着母亲去逛颐和园。下午回来时路过北京大学，母亲听说那是我读过书的学校，执意要进去看看。我又拉着母亲转了未名湖、图书馆和燕园等地方。第三天原计划要去天坛，早上一起床，我无意中说了声：“屁股咋有点疼？”没想到母亲听见了，她突然说自己很累，哪儿也不想去了。结果，谁劝也不行，母亲离京回老家前，真的再哪儿也没有去过。我一直后悔说了那句话。
母亲在甘家口住了几天，说还想再到门头沟去一趟，而且要坐公共汽车去。考虑到母亲晕车，我坚持要用三轮车送。母亲争不过，只好坐上三轮车前往门头沟。返回老家那天，我又用三轮车把母亲从门头沟送到了北京站。母亲那次来京，是我有生以来蹬三轮车时间最长、跑路最多的一次。
18年过去了。18年来，一想到母亲，就想到母亲那次来京没能到纪念堂看看，还有许多地方也没去转转，心里一直非常愧疚。每年春节回老家，我和妹妹都请母亲再去北京一趟，以弥补心中的遗憾。但母亲每次都拒绝了。她总说自己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又晕车，给孩子们添的麻烦太大。没想到2009年10月初，弟弟从老家打来电话，说母亲提出想到北京看看。我既高兴又吃惊：85岁高龄的老母亲怎么突然想开了？
10月9日，我和妻子到北京西站接母亲。路上堵车，晚到了20多分钟。到了车站，看见哥哥搀扶着母亲，在站前广场上等待。母亲满头银发，背驼得厉害，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微弱的视力。她一只手紧紧抓着哥哥，另一只手拄着拐杖，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一步一停，几步一歇，极其缓慢地走着。母亲真的老了。年迈的母亲不怕晕车的痛苦，不怕行走不便，不怕长途跋涉的艰辛，又一次来到北京，令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晚上，陪母亲聊天，才知道她这次来北京的原因。两个月前，我嫂子突然去世，哥哥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常常几天几夜无法睡觉。为了给哥哥换个环境，早点摆脱嫂子趋势带来的悲伤，母亲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带着哥哥来到北京。母亲还说，上次来北京没看到毛主席，这次还想去看看他老人家。
为了却母亲18年前的心愿，第二天上午，全家人陪母亲倒纪念堂参观。到了纪念堂前，我们给母亲买了一束洁白的菊花。母亲手捧菊花，随着瞻仰毛主席遗容的队伍缓缓地向纪念堂走去。到了大厅，母亲颤抖着双手，把菊花摆放在毛主席大理石像前，然后恭恭敬敬向毛主席三鞠躬。我们搀扶着母亲，到了毛主席水晶棺前。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们表情肃穆，迈着小步缓慢向前移动。唯独母亲，两腿不再移动，默默地看着水晶棺里的毛主席，站在那里悄悄流泪。从身边走过的人们和负责疏导的服务员，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毛主席如此恭敬，如此虔诚，感情如此深厚，都用惊异的目光看着她，也不催促她前行。
从纪念堂出来的人们，大都急匆匆地向外走去。我猜测他们的年龄，超过80岁的不多。85岁的母亲从纪念堂出来后，站在台阶上，回头看着刚刚走出来的地方，两眼泪水未干，不停滴用手绢擦着。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我们状况她这一辈的人队毛主席的感情是很深的。解放战争中，年轻的母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村里的妇救会，做军鞋、磨面粉、送军粮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历次运动，母亲作为一名普通农村妇女，每次都默默无闻地参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人饿得浑身浮肿，孩子饿得走不动路，母亲也从无怨言。她说再苦也比旧社会那兵荒马乱、逃荒要饭的日子强。知道现在，家里老屋的正墙上海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走出纪念堂大门，母亲对我们说：“毛主席就像个当家人，咱国家大，人太多，这家不好当啊。毛主席带咱们过过好日子，也过过苦日子，还是好日子多，咱一定不能忘记毛主席。”
母亲一辈子都在为子女操心和付出。我们小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兄弟姐妹多，粮食奇缺，顿顿吃不饱肚子。母亲每次从地理干活回来，不顾劳累，给全家做饭。做好饭后，先给我们每人盛上一碗。此时，锅里的饭常常不是没了，就是剩下很少几口。母亲在锅里再添点水，烧凯勒丢跑一把青菜一煮，就是自己的一顿饭。有时锅里的饭省多了，她先不吃，等我们吃一会儿后，就拿着勺子，一人一勺地给全家人滩饭，剩下的自己再吃。母亲常说我们年纪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亏得太狠了。晚上家里其他人已经睡觉了，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我们做衣服鞋袜，料理家务。我17岁参军离开家后，母亲大概为为操心最多，流泪最多。竟哭坏了一只眼睛。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哥哥和嫂子来看我，母亲磨了一袋50多斤的面粉，让他们千里迢迢扛到北京，说是怕我这力量是不够吃。我到北京市委工作后，母亲要求家人和亲戚不要往单位给我写信和打电话，有事跟我爱人联系，更不许到北京找我，以免影响我的工作。每年春节回到老家，母亲总是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说给国家干事，脚要站稳，要尽心尽力，不能有私心，不要怕吃苦，一定要当个好党员、好干部，并讲乐很多古人、古语和古事教育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