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摔了一跤的那天晚上，正值腊月二十九，公元1997年2月6日。救护车第一次前来接人的时候，我母亲仍不肯让他进医院。她的说法是：“没那么严重，不过就是喝醉了、一摊泥了，睡一觉赶明天就好了。”父亲则眼角含着泪，对她说：“兰英!我对不起你。”这是我40年来第一次听他喊她的名字，且语气间颇有诀别的意思。
我央求他尽力动弹一下手指头和脚指头，即使如此轻微的动作，于他而言亦犹扛千钧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些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此后直到救护车第二度前来，他只能骨碌碌转动着眼珠子。我看见那两泡泪水逐渐干涸在鱼尾纹之间，偶尔闪映一点灯光，终至全然泯灭。他始终没想起该交代我些什么话。之后不多一会儿，我们在阒暗的、间歇掠来红色顶灯光影的救护车里谛听着警示笛和沿街夹道的爆竹声响。我看他一眼，与他四目相接，他立刻避开了——好像避开一束严峻且带有惩治意味的目光——瑟瑟缩缩地、说：“我还在想，可就是想不起来，你说糟糕不糟糕!”
假设自己的生命已如燃烛之末，即将随时结束、寂灭，这是我父亲病后的一个总的思考轮廓。他随时努力想着，该如何把他承袭自老祖宗的生命智慧、生活体验或者生存之道，用最精要的语言传达给我。每一次不是欲言又止，就是词不达意。仿佛他这一生所体悟的真理无论怎么凝缩、提炼，都无法以一篇演讲或几句偈语予以囊括概论。最后，我想他是放弃了。他在入院的第六天开始交代我如何辨识他使用了十几年的一本小册子。里头尽是些单字密码和数字，如“启”“荆”春”“86022115070”……春字是我，启字当然是我父亲在内地时用的名字，荆，荆人、拙荆，妻也——显然是我母亲。数字则包括日期、存款账号、存单流水号码、保险箱密码、箱号、金额等。我翻看几页，半猜测、半推理，可以说已经了然于胸了，但是我宁可让他口传一遍又一遍，因为医生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他用脑。终于他交代得烦了，叹口气，说：“我们家几代管账的脑子都好，这是家传的，怎么到你就不灵了呢?怪哉怪哉!”
从那一刻起，除了教会我如何运用宽减额、扣除额，如何申报所得税之外，他再也没提起过要交代什么事情。我时常静静地坐在病房床头的那张沙发上，看几眼窗外正努力吐芽放蕊的树枝和花苞，默想过去40年来我对这老人的生命有过多少垦掘和理解，当我再转回头望见他闭目愁思的时候，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到：我从来没有真正试图深入他那个“家传的好脑子”里一探究竟，即使有，加起来也不会比一片叶子、一瓣花短促的风中生命长多少——现在我在用加减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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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父子相对无言的午后，有位好友打电话来，表示不能到医院来探视我父亲，因为她和孩子以及孩子的父亲将有远行。我道谢之后挂上电话，马上想起她和她的丈夫一直不愿意生养小孩，直到她的父亲因胰腺癌过世，他们才决定“拥有一个传家之宝”，那样似乎从死亡手中夺回了一部分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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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延续、承袭生命的迫切需要及其顿悟过程始终未能真正洞悉与了解。但是太多这样的事例似乎不停地在劝说我，其中最简单、也最寻常的一个说法是：“让你爸爸抱个孙子。他一高兴，说不定就站起来了。”我没有立刻那样做。因为我还在迟疑、彷徨、迷惑。延续、承袭一缕即使艰难穿越百万年的命脉，也该在抚慰逝者或治疗生者之外，拥有它自己的“荒谬却庄严的意义”吧。此一意义设若是这新生命所自有，又何必由我来赋予呢?即使由我赋予，我又如何可以认为这意义是真理、是天经地义呢?
那天晚上，当月光还没有涉足窗前之际，夜色己全然淹覆病房。父亲沉沉睡着。当月光完全辗过病房之后，我父亲惊醒过来。我替他翻了个身，见他仍不安稳，只好随口编派点话逗他——我是一半正经、一半玩笑地问着：
“你看我是先让你抱个孙子呢，还是先写一本关于你的书?”
老人睁开两眼，看着我，又垂下脸埋在枕头里，闷声说道：“我看啊——你还是先帮我把尿袋倒一家伙吧!”
在那一瞬间，对那样一具病体而言，最确凿不移的真理、最值得重视的天经地义，既非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亦非书于简帛藏之名山公诸后世，而是当下鼓胀的膀胱。质言之，没有任何事、物、言语是其他事、物、言语的真理和天经地义。它只是它自己的。也无论承袭、延续了什么，每一个生命必然是它自己的终结， 是它自己的最后一人，这恐怕正是它荒谬却庄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