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檞寄生

时间:2009-11-19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痞子蔡 点击:

序言

  正如《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一样,如果你问我:
  这篇十二万字的《檞寄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我会很努力地思考几秒钟,然后回答你: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
  我不知道写作这件事对别人的意义是什么,我只知道,
  对我而言,那是一种很想说话的欲望。
  为了这种欲望,我会在脑海中追逐文字,然后坐在计算机前,
  自言自语。
  这种写作的欲望,到底从何而来?
  我又要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你:
  我还是不知道。
  就像我因为在一个疲惫的雨夜里,喝到一杯温暖的爱尔兰咖啡,
  便写了《爱尔兰咖啡》一样,对于《檞寄生》最原始的写作欲望, 也只是因为去年三月间,和一群大学同学在爬山时,偶然看到檞寄生。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檞寄生。
  我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完《檞寄生》。
  那阵子,白天写写程序,晚上十点过后,才开始动笔写。
  往往今晚所出现的文字内容,并不在昨晚的期待之中。
  更别提会为明晚的写作,增添何种变量。
  我尽量专心写,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写作。
  我有我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好是坏,是伟大还是平凡,那都是我的本分。
  我总觉得要把份内的事做好,才能考虑其他。
  在写作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断地回顾过去。
  所谓的"过去",大概是从十二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二开始。
  那时我挂在莒光号的南下列车车厢间,从台北到台南。
  于是《檞寄生》的时间背景,就以大年初二为开头。
  我已经无法记得,对那时念大二的我而言,在那辆火车上想些什么。
  我也记不得,为什么我得在那种团圆的日子,像逃难似的,跳上火车。
  我只记得,我想了很多很多。
  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没有想过,当初这段际遇,
  会成为《檞寄生》的开头。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从未想像我将来可能会提笔写东西。
  而我也一直没有写作的习惯。
  因为我总是喜欢让所有的东西停留在脑海,不必化为文字。
  如果真有时光机器,可以让人回到过去,
  那么我很想知道,十二年前看着车外飞过去的电线杆的我,
  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只知道,现在坐在计算机前的我,想起国二的事。
  我的国文老师是位女老师,姓刘。
  "同学们,这堂是作文课,你们开始作文吧。"
  她说完后,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开始看书。
  "老师,作文题目是什么?"
  整间教室沉寂了几分钟后,终于有个同学举手发问。
  "你们写自己的文章……"老师笑了笑,"为什么却要我定题目呢?"
  "那老师……"那位同学又继续问,
  "我们该用什么文体呢?记叙文?论说文?还是抒情文?"
  刘老师放下书本,站起身:
  "如果以后老师住在台北,你们到台北看我,我一定会很高兴。"
  老师又笑了笑:
  "你想,我还会在乎你是坐公车来台北?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呢?"
  "我只想读到你们认真写作的文字,并不在乎你们用何种形式表达。"
  老师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过了十几年,我开始认真地写下自己想写的东西,我才知道,老师这句话的意义。
  老师,谢谢妳。
  如果你最后问我:
  《檞寄生》到底在描述一种什么样的爱情?
  我会先退开三步(因为我怕你会打我),
  然后告诉你:我不知道。
  就像一个疲惫的人,下了班,淋到雨,打开家门时, 心爱的人刚煮完一碗热腾腾的面,然后帮他擦去额头的雨珠。
  我可以很仔细地描述那个人、那场雨、那碗面、那条擦去雨水的手帕。
  但我就是无法形容那碗面的味道。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
  "台北火车站。"
  左脚刚跨入出租车开了四分之一的门,
  右脚还没来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湿泥,我便丢下这一句。
  "回娘家吗?"
  司机随口问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
  虽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却是单身一人,只有简单的背包。
  还有,我是男的。
  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只能改变我的发型,而不是性别。
  我不是高桥留美子笔下的乱马,所以不会因为淋到冷水而变成女生。
  "今天真冷。"
  "嗯。"
  "淋湿了吧?车后有面纸,请用。"
  "谢谢。"
  "赶着坐火车?quot;
  "嗯。"
  "回家吗?"
  "不。找朋友。"
  "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嗯。"
  下了雨的台北,陌生得令人害怕。
  看来我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半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生活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融入这城市的血液。
  台北的脉动也许左右着我的喜怒哀乐,却始终得不到我的灵魂。
  我像是吴宫中的西施,身体陪伴着夫差,但心里还是想着范蠡。
  隔着车窗,行人像一尾尾游过的鱼,只有动作,没有声音。
  好安静啊,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困在黑洞里。
  我知道黑洞能困住所有的物质和能量,甚至是光。
  但声音能从黑洞里逃脱吗?高中时有同学问过物理老师这个问题。
  "声音?你听过有人在黑洞中叫救命的吗?"
  老师说完后陶醉于自己的幽默感中,放声大笑。
  也许我现在的脑袋就像黑洞,困住了很多声音,这些声音到处流窜。
  包括我的,荃的,还有明菁的。
  "165元,新年快乐。"
  "喔?……谢谢。新年快乐。"
  回过神,付了车钱。
  抓起背包,关上车门,像神风特攻队冲向航空母舰般,我冲进车站。
  排队买票的人群,把时空带到1949年的上海码头,我在电影上看过。
  那是国民党要撤退到台湾时的景象。
  我不想浪费时间,到自动售票机买了张月台票,挤进月台。
  我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方向。
  往南。
  月台上的人当然比车站大厅的人少,不过因为空间小,所以更显拥挤。
  车站大厅的人通常焦急,月台上的人则只是等待。
  而我呢?
  我是焦急地等待。
  爱因斯坦说的没错,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等待的时间总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样,无助而漫长。
  而该死的火车竟跟台北市的公车一样,你愈急着等待,车子愈晚来。
  "下雨时,不要只注意我脸上的水滴,要看到我不变的笑容。"
  突然想到荃曾经讲过的话,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不少。
  那天下着大雨,她没带雨具跑来找我,湿淋淋地说了这句话。
  "帮个忙,我会担心你的。"
  "没。我只是忘了带伞,不是故意的。"
  "你吃饭时会忘了拿筷子吗?"
  "那不一样的。"荃想了一下,拨了一下湿透的头发:
  "筷子是为了吃饭而存在,但雨伞却不是为了见你一面而存在。"
  荃是这样的,她总是令我担心,我却无法说服她不令我担心。
  相对于明菁,荃显得天真,但是她们都是善良的人。
  善良则是相对于我而言。
  "为什么你总是走在我左手边呢?"
  "左边靠近马路,比较危险。"
  明菁停下脚步,把我拉近她,笑着说:
  "你知道吗?你真的是个善良的人。"
  "会吗?还好吧。"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但你比他们更善良。"
  我一直很想告诉明菁,被一个善良的人称赞善良是件尴尬的事。
  就像颜回被孔子称赞博学般地尴尬。
  我慢慢将脑袋里的声音释放出来,这样我才能思考。
  这并不容易,所有的声音不仅零散而杂乱,而且好像被打碎后再融合。
  我得试着在爆炸后的现场,拼凑出每具完整的尸体。
  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是疯狂吧,我想。
  从今天早上打开香烟盒想拿烟出来抽时就开始了。
  搞不好从突然想抽烟这件事开始,就已经算是疯狂。
  因为我戒烟半年了。
  有一次柏森问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只能想出钥匙忘了带所以从10楼阳台翻进窗户开门的事。
  "这叫找死,不是疯狂。"
  "熬了两天夜准备期末考,考完后马上去捐血。算吗?"
  "仍然是找死。"
  "骑脚踏车时放开双手,然后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动作呢?"
  "那还是叫找死!"
  后来我常用同样的问题问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们的答案就精彩多了。
  当然也有一面跑马拉松一面抽烟这种找死的答案。
  有人甚至告诉我,大选时投票给陈水扁是最疯狂的事。
  他是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师,20年忠贞的国民党员。
  他的思想偏右,立场偏右,据说连穿四角内裤时也是把命根子摆右边。
  "那为什么你要投给陈水扁呢?"
  "如果当你年老时,发现自己从没做过疯狂的事,你不会觉得遗憾吗?"
  我也许还不算老,但我已经开始觉得遗憾了。
  记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烂,他说:
  "你没有过去,因为你的过去根本不曾发生;
  你也没有未来,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过去了。
  你不可能变老,因为你从未年轻过;
  你也不可能年轻,因为你已经老了。"
  他说得没错,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就是这么活着。
  "你不会死亡,因为你没有生活过。"
  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柏森并没有回答我。
  像一株檞寄生吧,明菁曾经这么形容我。
  终于有火车进站了,是班橘色的莒光号。
  我往车尾走去,那是乘客较少的地方。
  而且如果火车在平交道发生车祸,车头前几节车厢通常会有事。
  因为没看到火车经过,才会闯平交道,于是很容易跟火车头亲密接触。
  更不用说拋锚在铁轨上的车辆被火车迎头撞上的事故了。
  只可惜,乘客太多了,任何一节车厢都是。
  我不忍心跟一群抱着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妇女抢着上车。
  叹了口气,背上背包,退开三步,安静等待。
  火车汽笛声响起,我成了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上车的乘客。
  我站在车门最下面的阶梯,双手抓住车门内的铁杆,很像滑雪姿势。
  砰的一声巨响,火车起动了。
  我回过头看一下月台,还有一些上不了车的人和送行的人。
  这很容易区别,送行的人会挥舞着右手告别;
  上不了车的人动作比较简单,只是竖起右手中指。
  念小学时每次坐车出去玩,老师都会叮咛"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
  我还记得有个顽皮的同学就问:"为什么呢?"
  老师说:"这样路旁的电线杆会断掉好几根啊!"
  说完后自己大笑好几声,好像动物园中突然发情的台湾弥猴。
  很奇怪,我通常碰到幽默感不怎么高明的老师。
  我那时就开始担心长大后的个性,会不会因为被这种老师教导而扭曲。
  火车开始左右摇晃,于是我跟着前后摆动。
  如果头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那么脚呢?
  我突然有股冲动,于是将左脚举起,伸出车外,然后放开左手。
  很像在表演滑水特技吧。
  柏森,可惜你不能看到。这样可以算疯狂吗?
  再把右手放开如何?柏森一定又会说那叫找死。
  所谓的疯狂,是不是就是比冲动多一点,比找死少一点呢?
  收回左脚,改换右脚。交换了几次,开始觉得无聊。
  而且一个五六岁拉着妈妈衣角的小男孩,一直疑惑地看着我。
  我可不想做他的坏榜样。
  荃常说我有时看起来坏坏的,她会有点怕。
  明菁也说我不够沉稳,要试着看起来庄重一点。
  她们都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外在形象,而让别人对我产生误解。
  我总觉得背负着某些东西在过日子,那些东西很沉很重。
  最沉的,大概是一种叫做期望的东西。通常是别人给的。
  然后是道德。
  不过在学校时,道德很重,出社会后,道德就变轻了。
  它们总是压着我的肩,控制我的心,堵住我的口。
  于是我把背包从肩上卸下,用双脚夹在地上。
  因为我不希望这时身上再有任何负担。
  我从外套左边的口袋掏出烟盒,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根烟。
  站在禁烟标志下方的妇人带点惊慌的眼神看着我。
  我朝她摇了摇头。
  把这根烟凑近眼前,读着上面的字: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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