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好，上了天啦。”
绳子断了。我落在秋千架下，你和白狗飞到刺槐丛中去，一根槐针扎进了你的右眼。白狗从树丛中钻出来，在秋千架下醉酒般地转着圈，秋千把它晃晕了……
“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我嗫嚅着。
我看到她耸起的双肩塌了下来，脸上紧张的肌肉也一下子松弛了。也许是因为生理补偿或是因为努力劳作而变得极大的左眼里，突然射出了冷冰冰的光线，刺得我浑身不自在。
“怎么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她很泼地说着。
我一时语塞了，想了半天，竟说：“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闲的空气、婉转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她说着，沿着漫坡走下桥，站着把那件泛着白碱花的男式蓝制服褂子脱下来，扔在身边石头上，弯下腰去洗脸洗脖子。她上身只穿一件肥大的圆领汗衫，衫上已烂出密密麻麻的小洞。它曾经是白色的，现在是灰色的。汗衫扎进裤腰里，一根打着卷的白绷带束着她的裤子，她再也不看我，撩着水洗脸洗胳膊。最后，她旁若无人地把汗衫下摆从裤腰里拽出来，撩起来，掬水洗胸膛。汗衫很快就湿了，紧贴在肥大下垂的**上。看着那两个物件，我很淡地想，这个那个的，也不过是那么回事。正像乡下孩子们唱的：没结婚是金**，结了婚是银**，生了孩子是狗**。我于是问：
“几个孩子了？”
“三个。”她拢拢头发，扯着汗衫抖了抖，又重新塞进裤腰里去。
“不是说只准生一胎吗？”
“我也没生二胎。”见我不解，她又冷冷地解释，“一胎生了三个，吐噜吐噜，像下狗一样。”
我缺乏诚实地笑着。她拎起蓝上衣，在膝盖上抽打几下穿到身上去，从下往上扣着纽扣。趴在草捆旁边的白狗也站起来，抖擞着毛，伸着懒腰。
我说：“你可真能干。”
“不能干有什么法子？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
“男孩儿女孩儿都有吧？”
“全是公的。”
“你可真是好福气，多子多福
“豆腐！”
“这还是那条狗吧？”
“活不了几天啦。”
“一晃儿就是十几年。”
“再一晃儿就该死啦。”
“可不，”我渐渐有些烦恼起来，对坐在草捆旁边的白狗说，“这条老狗，还挺能活！”
“噢，兴你们活就不兴我们活？吃米的要活，吃糠的也要活；高级的要活，低级的也要活。”
“你怎么成了这样？”我说，“谁是高级？谁是低级？”
“你不就挺高级的吗？大学讲师！”
我面红耳热，讷讷无言，一时觉得难以忍受这窝囊气，搜寻着刻薄词儿想反讥，又一想，罢了。我提起旅行袋，干瘪地笑着，说：“我可能住到我八叔家，你有空儿就来吧。”
“我嫁到了王家丘子，你知道吗？”
“你不说我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的，没有大景色了。”她平平地说，“要是不嫌你小姑人模狗样的，就抽空儿来耍吧，进村打听‘个眼暖’家，没有不知道的。”
“小姑，真想不到成了这样……”
“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她款款地从桥下上来，站在草捆前说，“行行好吧，帮我把草掀到肩上。”
我心里立刻热得不行，勇敢地说：“我帮你背回去吧！”
“不敢用！”说着，她在草捆前跪下，把背棍放在肩头，说，“起吧。”
我转到她背后，抓住捆绳，用力上提，借着这股劲儿，她站了起来。
她的身体又弯曲起来，为了背着舒适一点儿，她用力地颠了几下背上的草捆，高粱叶子沙沙啦啦地响着。从很低的地方传上来她瓮声瓮气的话：
“来耍吧。”
白狗对我吠叫几声，跑到前边去了。我久久地立在桥头上，看着这一大捆高粱叶子在缓慢地往北移动，一直到白狗变成了白点儿，人和草捆变成了比白点儿大的黑点儿，我才转身往南走。
从桥头到王家丘子7里路。
从桥头到我们村12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