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道带领法院十四个人，已经来北京三天了，还没有找到李雪莲。王公道并不知道县里又派了几十名警察，在人民大会堂四周撒了一层网，以为寻找李雪莲的任务，全在他们这拨人身上。十四个随员，加上王公道，共十五个人，三人一组，分成五组，在北京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其中两个随员，往年来北京找过李雪莲，便由这两个随员，带两组人，去搜查李雪莲往年住过的小旅馆。这些小旅馆，大都藏在破旧的胡同深处，或在大楼的地下室里，又脏又臭。除了旅馆，还有李雪莲在北京认识的老乡，开小饭馆的，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在北京卖菜的，或在北京街头捡破烂的，凡能找到的人，都寻访到了。该寻访的地方和人都寻访到了，不见李雪莲一丝线索。另外三组人，集中搜查北京所有的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一是盼着李雪莲到京比他们晚，来个守株待兔；二是揣想李雪莲在北京住不起旅馆，夜里到火车站或汽车站的屋檐下歇息。但三天下来，火车站、汽车站换了千百万人，没有一个是李雪莲。天天找人不见人，王公道便把火发到了贾聪明头上。来北京找李雪莲，贾聪明本不想来，王公道像县长郑重逼他一样，训斥贾聪明：
“你哪能不去北京呢，你是始作俑者呀，不是你，今年整个法院都跟找人没关系。你为一己之私，毁的不是你自己，而是整个法院，你还想躲？”
又说：
“不是你去不去寻人的问题，是你寻到寻不到人的问题。如果寻不到李雪莲，在县长我把撤职之前，我不撤你专委的职，我请示中院，开除你的公职。”
贾聪明自知理亏，只好哭丧着脸来了。也是想戴罪立功，寻起人来，劲头倒蛮大。但一个人能不能找到，和找人劲头大小是两回事。连李雪莲是否到京都不知道，就是到京了，连她的住处都摸不准，满世界乱找有啥用呢？不找人，不知北京之大；不找人，不知北京人多；茫茫人海中，似乎找到是一种偶然，找不到倒成了必然。找不到人，就得继续找；何时人能找到，没有丝毫的把握。也跟北京的警方接上了头，凡去一个旅馆，或一个建筑工地，或一个菜市场，或一帮捡破烂者的居住地，都和那里的街道派出所取得了联系；所有火车站、汽车站的派出所也都去过；拿出李雪莲的照片，让人家辨认。一是北京正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北京角角落落的警察都忙；二是来北京像他们一样寻人的，全国各地都有；此类案件，并不是他们一家独有；北京的警察就顾不过来。因为忙，对外地的求助者就爱答不理。你拿出一张县法院的介绍信，还有拿市政府、省政府介绍信的呢；王公道等人还有些气馁。倒是有几处北京的警察，看了他们的介绍信，还感到奇怪：
“找人应该是公安呀，法院的人怎么上了？”
这时王公道便气不打一处来，指着贾聪明：
“你问他呀！”
倒弄得北京的警察一愣。贾聪明像罪犯一样，羞得连地缝都想钻进去。不但王公道对贾聪明没好气，来北京找人的其他十三个同事，也皆埋怨贾聪明无事生非，为了自己当副院长，把大家都带入了火坑。到北京找人，不同于到北京旅游看风景；旅游心里无事，就是个玩，找人一脑门子官司；旅游一天早早就歇着了，大家找李雪莲天天找到凌晨两点；凌晨，才好在小旅馆、汽车站或火车站堵人；皆累得眼冒金星。这天找到凌晨两点，回到宾馆，大家又累又饿，鸡一嘴鸭一嘴，又埋怨起贾聪明。贾聪明为了向大家赎罪，提出请大家吃夜宵。大家便问吃什么，如每人一碗馄饨，也就别费这劲了，还不如早点歇着；贾聪明便允大家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再上几瓶白酒。好不容易把大家吆喝上，贾聪明又去王公道的房间喊王公道。王公道却寒着脸说：
“人没找到，还有心思吃饭？”
但一眼就能看出，王公道不去吃这饭，不单惦着找人，更主要的，是不想给贾聪明面子。如吃饭院长不去，这饭不等于白请了？贾聪明又拉下脸求王公道：
“王院长，知你心里有气，你就大人不记小人过吧。”
又故意扇了自己一巴掌：
“啥也别说了，都是我爹害了我，当初让我帮领导解决难事和急事的主意，就是他出的。”
王公道这才磨磨蹭蹭，跟大家去吃饭。惟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三天没找到李雪莲，三天过去，李雪莲在北京也没有出事。王公道盼着，哪怕这么瞎子摸象再找十天呢，只要十天李雪莲不出事，那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闭幕了，就算找不到李雪莲，也能回去交差了。县长郑重一天一个电话，追问李雪莲抓到没有；虽然三天没抓到，王公道把只要再有十天不出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一闭幕，大家也能交差过关的道理讲了；没想到郑重在电话那头发了火：
“胡说，有这思想，就肯定会出纰漏。”
又说：
“腿在李雪莲身上长着，脚在李雪莲腿上长着，你咋能保证她十天不出事？”
又说：
“现在人代会才开到三分之一，越到后面，越容易出事，可不敢麻痹大意。还是那句话，抓不到人，你带着辞职书来见我！”
王公道唯唯连声。但抓一个人，哪是那么容易的？人当然还是要抓，同时盼着李雪莲不出事，也不能算错。
天天找李雪莲到凌晨两点，夜里风寒，找人找到第四天，两个随员病了。白天还只是咳嗽，到了半夜，发烧三十九度五。王公道忙让人把他们送到医院打点滴。折腾到第二天早上，高烧仍不退，又大声咳嗽，一人还咳出几条血丝。第二天找人，不但病倒的两个人不能上街，还得另抽一个人在医院照看他们。本是五个小组，缺了三个人，王公道只好把剩下的人，临时编成四个小组。另有一个随员老侯，突然又闹着回家，说再过一周，是他老娘去世三周年的日子；他爹死的早，他从小由寡妇娘带大；三周年的事，还值着他张罗呢。又噘着嘴说，原以为找人也就三五天的事，谁知成了持久战。听说老侯闹回家，其他随员也人心浮动。王公道开始批评老侯，是个人利益重要，还是工作重要？放到平时，不但让老侯请假操办他老娘的三周年，正日子那天，王公道还会亲临现场呢；问题是李雪莲又到北京告状，国家正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要，还是你娘的三周年重要？身为国家干部，不知道孰轻孰重？像剃头挑子一样，不知道哪头轻哪头沉？哪头冷哪头热？是什么原因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你娘的三周年连在了一起？正是李雪莲告状；要恨，你就恨李雪莲吧。又许诺，若老侯以大局为重，不再回去参加老娘的三周年，继续留在北京抓李雪莲，待抓住李雪莲，老侯由助理审判员升审判员的事，回去法院党组就研究。连打带哄，软硬兼施，才将老侯留住，也才平息了大家的情绪，稳定了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