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伊斯坦布尔机场，就能闻到海的腥味，听到海鸥的鸣叫声。
冬天的伊斯坦布尔并不冷清，都一月份了，这里也没有下雪，唯一让人感觉有些压抑的就是天气有些阴沉，云层总是灰蒙蒙地遮着天空。
按照苏珊提供的地址，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她预定的酒店。司机是个黑人，体味有些重，扑了很刺鼻的香水。我稍稍开了点儿车窗，感觉冰冷的风钻进来，就像舔了一块雪糕。
司机是个饶舌的家伙，用地方味很重的英语跟我聊着伊斯坦布尔，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有些厌恶地回答说：“No，Chinese!I come from China．”
我在国外遇到过无数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或韩国人，这几乎让我有些厌倦。当我回答说自己是中国人时，那些人多数的反应就是热情。这个司机也不例外，他“哦”地叫了一声，便说：“I like Chinese，I love China．”在异国他乡旅行，热情总像最好的热饮，会融化冰冷的气氛。虽然我对司机的体味有些过敏，但他的回答还是让我对他增添了不少好感。我问他是否了解中国，他说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因为那时他就见过到他们那里修铁路的中国人。司机告诉我，他是塞拉利昂人，在埃及、约旦都工作过，后来跑到土耳其来了。
塞拉利昂这个国家我听着有些耳熟，其实我根本不了解它。只是很小的时候，我的一个邻居作为农业专家去过非洲西端的那个国家，我才知道地球上有这么个地方。如果按中国人的说法，我与这位司机就有那么点儿缘分。有了这点儿好感和缘分，也许还因为鼻子已经适应了环境，他身上的体味和香水味似乎也感觉不那么刺鼻了。我与他东一头西一头地聊着，也没顾得上细看窗外的风景，车子就七弯八拐、忽上忽下地到了酒店门口。这家酒店坐落在山坡上，门前不宽的道路上铺着凹凸不平的石块，被打磨得非常光亮。酒店看得出有些年头儿，门面也不豪华，仰头看去，大约也只有六七层。在我下车环视周边环境的那一会儿工夫，司机已经将我的行李箱放到了酒店的前台。我还来不及换土耳其里拉，就用美元付给了他车费，司机高兴地亲了一下美元，然后伸过粗糙的大手握了握我的手，喷着一嘴热气，用生硬的中文跟我说了一句：“再见!”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中文。看着司机上车走了，我才转身走进酒店。
二
伊斯坦布尔是个积淀了太多历史故事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拜占庭都是她曾经的名字。透过酒店房间的窗口向外面随便一看，恍惚就是一幅有些阴冷的油画扑面而来。冬天的马尔马拉海如同油脂般显得凝重，高耸而尖细的宣礼塔林立在错落有致的城市中，只有到处飞翔的海鸥和鸽子，才让人意识到窗前的风景并非油画，而是真实的存在。不用多少经验，就能想到那些清真寺、教堂、老房子、桥梁、码头、有轨电车，还有那些曲里拐弯的小街后面，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旧事。冲完澡，我接到苏珊打来的电话，她让我先休息一下，调整一下时差，晚饭前她会来酒店见我。我其实没有多少倦意，但还是倒在床头，想看我一路翻看的那本小说。我是揣着《我的名字叫红》那部小说来到伊斯坦布尔的，那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的中译本，书中的故事就发生在伊斯坦布尔。我到伊斯坦布尔之前，帕慕克的小说正在中国走红。不过，翻遍了行李箱，我也没有找到那本书。我使劲回想什么时候看过它，记得坐在飞机上时还有一搭无一搭地翻看过几页。难道我把它忘在飞机上了吗?
我是个有些丢三落四的人，而且记性奇差，记错事、认错人的事时常发生。熟悉我的朋友都笑话我是个“空空罐”，脑子里不装东西。我既然有了那样的坏名声，又没有办法挽救，干脆就让人当成笑料，有时还故意装作认错了人，记错了事，逗大家乐一乐，让朋友们认为我这个人还有点儿意思，天生有些幽默细胞。反正书找不到了，我就打开电视，漫无目的地看点儿什么。这里的电视除了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的节目外，幸好还有BBC、CNN等英文节目。胡乱看了一会儿，忽然有条新闻吸引了我，原来，就在我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Hrant Dink的记者在他工作的报社门口刚刚走出来，就遭到一个穿牛仔裤的年轻人的枪杀。据称，这位亚美尼亚裔的记者曾对土耳其人是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屠杀过亚美尼亚人进行过调查，并发表过有关报道，他有可能是遭到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报复。这条消息让我觉得有些脊背发冷，想象不到暗杀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如今这世界就是这样，信息和资讯的畅通能让地球上某个偏僻角落发生的事情，在一瞬间传播到世界上超过大半数的人那里。我相信Hrant Dink被暗杀的事情，至少大半个欧洲的人都在议论。我有些迷迷糊糊地看着电视，居然还小睡了一会儿。直到房间的电话响起来，我才恍然意识到这一会儿工夫，我是躺在欧亚大陆交接的一个古城里。
苏珊穿着一件半长大衣，蹬着高跟靴子，有些妖娆地出现在我面前。土耳其虽然也是个伊斯兰国家；但显然非常开放，女性不必戴头巾、穿黑袍，让人心理上没有神秘感和紧张感。
“休息得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到伊斯坦布尔吧?”苏珊打完招呼后问我。
“是啊，挺好。你还是那么漂亮。”
大概一年多前我见过苏珊，那时她回北京参加一个艺术展。当时她的穿着有点儿布尔乔亚风格，很受北京的时尚女孩子喜欢。我倒是觉得那种穿戴让她比较适合跟艺术家们打交道，而且也能掩盖她的真实年龄。
寒暄几句，说了些久别重逢的话后，苏珊带我去吃晚饭。她问我是想坐出租车，还是有轨电车，或者步行，我问：“走路多长时间?”
“大概半个小时吧!”
我看看时间，不到5点。“嘿嘿，你要是不怕累，我倒想散散步，顺便好看看伊斯坦布尔的街景。”
“好啊，已经很久没人陪我散步了。”苏珊倒是挺爽快。
“不会吧，美女会没有人跟你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