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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脸谱(2)

时间:2014-03-16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鲍十 点击:

    第一日

    (上午十时~下午三时)

    陶兴说,我们……十几年没见面了吧?

    陶兴又说,前些天刚听说你调到广州来了……我特想跟你聊一聊,聊聊我这些年的经历,聊聊我这点儿破事儿,你可以写成小说,只要不用我的名字就行,别弄个遗臭万年。

    陶兴说,说来真丢人啊,现在我全靠老婆养活,吃饭,抽烟,租房子,出门坐车,包括胰岛素,都是老婆给的钱。还有陶器,就是我儿子,一直由他妈带着,我根本就没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也没给他带来一点儿好的影响,这是最要命的。我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他考上了大学。以后就靠他自己了,也只能靠他自己了。我现在最大的心病是愧疚,我会愧疚一辈子。这些年,我到哪儿都隐姓埋名的。不光这样,每天出门,都要先从“猫眼”往外看一会儿,还要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听楼道里有没有什么动静,一旦听到有人走路,就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老实说,就跟蹲监狱差不多。我这是在蹲我自己的监狱,还是个无期徒刑啊。陶兴说,我现在经常胡思乱想,特别是晚上,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就特别活跃。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往事,想那些熟悉的人,几乎所有的熟人都想起来过,想他们的音容笑貌,眉毛眼睛,连一些小动作都想得起来。有时候,我会想得心痛,就像针扎一样,会痛上好久好久。我想得最多的是我的大学时代,不管怎么说,那都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时人们都说我们是天之骄子。然后就想我的同学,想他们每一个人,想谁谁谁当初什么样,穿的什么衣服,喜欢留什么发型,想某一次某个人说过什么话,某一天跟谁去了一趟书店,某一天又跟谁在学校旁边的小饭店喝了一次酒,吃的是什么菜,喝酒的时候说了什么话,想某个晚上什么人批评一本什么书,引发了大家的争论,争得面红耳赤,每个人都那么较真,差一点吵起架来。陶兴说,我们那一拨学生,跟现在的大学生可能有些不同,包括我自己。在上大学之前,很多人都有些经历了,差不多都吃过一些苦,要比现在这些孩子成熟得多,但大家骨子里却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坦诚,那么血气方刚。那时候我们经常那样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像谁都有说不完的话。谈国家大事世界形势,谈个人经历,谈爱情,包括以前的和正在发生的爱情,谈毕业后的打算,就是所谓的理想吧。每一次都让人特兴奋特激动,让人意犹未尽。可以说,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乐观的,都很自信,都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当然,大家各有各的想法,有人想干这个,有人想干那个,这也是难免的。有个家伙说他就想当官,说他天生喜欢管人。有几个同学想当作家——你知道,那会儿文学正在热头儿上呢,现在有人把那段时间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有这事吧?反正,想干啥的都有……陶兴说,我在同学中年纪算是大的,平均比他们大个三四岁,有的要大上五六岁,他们都叫我老大哥,还选我当了生活委员。我呢,平时说话不是很多,可能看起来蛮成熟的,这大概和我的自我暗示有关,总觉得自己要有点儿老大哥的样儿,其实很多方面我跟他们差不多,也是那样不知天高地厚,意气用事,想当然,心里总有一股孟浪之气,这个我自己知道。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也想当作家,只是我没像他们那样把这话当众说出来,主要是不好意思,一旦当不成呢!但我还是很努力的,读了很多名著,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的,《红与黑》,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那时候好多作品还没翻译过来。还有鲁迅,萧红,茅盾,主要是《呼兰河传》和《子夜》,另外就是柔石的《二月》,后来拍成了电影,叫《早春二月》,孙道临和谢芳演的。当时每年还都搞中短篇小说评奖,张抗抗,梁晓声,韩少功,就是那时候出的名,张抗抗是个下乡“知青”,就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你知道吧?还有一些后来不写了,记得有一个王润滋,写过一篇《内当家》,当年影响蛮大呢。这些作品我也读了,还做了好多的笔记,包括前边说的那些名著,我都做了笔记,情节,人物,结构,主题,都逐一分析,有时候还会把一些精彩的语言摘录下来。陶兴说,每次读完一本书或一篇小说,我都很兴奋,有时候好几天都在那个小说的感觉里,人也变得呆呵呵的,仿佛我就是小说里的什么人物,仿佛那个小说就是我写的……

    陶兴说,我跟你说,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心里都翻翻腾腾的,都忍不住想哭,可又哭不出来,就像那句话说的,欲哭无泪,真的是欲哭无泪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唉——

    陶兴说,后来就大学毕业了。毕业分配的时候,我选择了回县。说起毕业分配,还有好多事儿,太啰嗦,就不说了。总之,大家都希望到一个好地方,再进一个好单位。总的说,我们那拨儿学生去向都不错,有一多半留在了省里,有几个进了大机关,有几个进了文化单位,出版社和杂志社什么的,对了,还有两个进了北京。我之所以要回县里,主要是因为我父亲,我以前好像跟你说过,我妈死得早,他身体又不好,这样我可以照顾他。我被分到了县文化馆,当创作员。那时候不像现在,各地方都挺重视文艺的,连县里都养着剧团,经常演一些相声二人转什么的。别说,还真有不少人看。省里还年年搞汇演,评先进,一旦获个奖,那就是个天大的荣誉。县剧团也有很多事儿,最多的就是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等将来吧,将来有空儿了,我仔细给你讲讲。陶兴说,老实说,一回来我就有点儿后悔了。以后那几年,也不是很愉快,主要是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庸俗的。这里当然有我主观上的因素,我想这主要是那几年的大学生活造成的。这是一种反差。街道啦,房屋啦,原来觉得很亲切的,现在看来却又脏又破,以前一直觉得很神气的影剧院——记得叫“民众影剧院”——现在也觉得土得不得了。还有工作,也不怎么顺心。当时文化馆还有其他几个创作员,有写小戏的,有写相声和“数来宝”的,主要写一些好人好事儿,一旦哪儿有人捡到钱交给警察了,哪儿有人在大风天儿里帮人苫草垛了,马上就下去采访,然后写出来。这哪里是什么创作啊!简直就是瞎胡闹嘛!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他们却很在意,一开会就说我的作品在哪儿哪儿演出过,获过什么什么奖,省地(地区)县的哪个领导接见了我,当时说过什么话。他们几个也不团结,总是互相攀比,谁也不服谁,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多刻薄的话都说得出来。陶兴说,刚到馆里的时候,几个人对我都不错,一开会就争相夸奖我,说我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文学修养好,思想有深度,一看就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一定会写出好作品来,还说我的到来会提升本馆的整体创作水平,一脸的严肃认真,把我弄得一愣一愣的,特不好意思。平常,他们还会分头请我喝点小酒,开始嘛还客客气气的,几盅酒一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就开始攻击他们中的谁谁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极尽贬损之能事,总的意思就是别人都是臭狗屎,就他自己是金子。老实说我挺瞧不起他们这一套。后来我就敬而远之了。再后来,他们也就再懒得搭理我了。这样不知不觉,我就把自己搞成了一个他们眼中的“另类”,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陶兴说,我对这些并不在意,起码不是很在意。你肯定听说过我在那段时间的一些行为,穿戴啦,举止啦,跟你说,我那会儿真是那样的,因为我喜欢那样,喜欢那种感觉,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大概我骨子里就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儿清高,一点儿孤傲,一点儿叛逆。回头想想,那些东西可能显得很幼稚,其实却是可贵的。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应该说写得很努力很刻苦,晚上一写就写到半夜。我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我当“知青”时遇到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爱情悲剧,应该是很感动人的,写的时候我自己都哭了。说了不怕你笑话,我那时候还真是很有激情,写作的速度也很快,三四天就能写一个短篇小说,十天半月写一部中篇小说。那段时间,我一气儿写了大概有十几篇小说,中的短的都有,然后就投给了刊物,投了好几家,有本省的,有外地的,都是一些名声挺大的。投完之后就在家里等,一边在心里幻想着那些小说发表了,我一下子就出了名……我虚荣心太强了,这是我一辈子的大毛病。陶兴说,结果不用说了。否则我也许就走另外一条路了,像你一样。后来我想,我可能缺少这方面的天赋。文学是需要天赋的,光有雄心和热情不行,光靠努力也不行。我说的对吧?说实在话,那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就像整个人从云彩上吧唧一下摔到了泥水里,觉得很没面子,充满了挫折感,好像干了一件多丢人的事,总之垂头丧气的,感觉心灰意冷。这以后又过了半年吧,我就跟佩芝结了婚,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寡妇。老实说这是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纯属意外,此前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说句庸俗的话,尽管我年龄大了一点儿——跟那些小青年儿比——可我毕竟还是个处男啊。而且,我还是个大学毕业生,属于“天之骄子”那一伙儿的,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吃皇粮。当时这是很吃香的,全县也没有几个人。像我这种情况,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根本不成问题。事实上当时就有很多人给我介绍,还有自己找上门来要谈恋爱的,可都被我错过了,我只能这么说:是被我错过了……陶兴说,佩芝跟我家是邻居,应该说是个好人,一个好女人,为人,相貌,都不错。长的有点儿像古画上的仕女,身材不高,算是那种娇小型的人吧,胳膊腿儿都很圆润,面目很清秀,不太爱说话,可能是因为遭受过打击,感觉有一点儿怵怵的。我家住的是砖平房——当时县城多半都是这种房子,只有很少几座楼房——房前有一个小院子,跟佩芝家只隔一道不高的土墙,人来人往都看得见。佩芝原来的丈夫没出车祸之前,我们常常站在墙两边抽烟唠嗑儿,佩芝也偶尔过来站一站,感觉他们两个感情挺好的,当时刚刚有了一个孩子。佩芝属于那样一种女人,不论跟谁都会好好过日子。她丈夫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家,正在省里上学,放假回来突然发现她好像变了一个人,特别是精神状态,整个儿垮了下来,神情也特别憔悴,当时我就心里一动。陶兴说,佩芝在一家药店当营业员,懂得一些药性。我爸当时经常吃药。在我上学期间(包括以前我当“知青”那几年),所有的药都是佩芝给代买的,买了就送过来,有时候要用汤药,就是中草药,她还要亲自动手熬。到后来,就连其他事情她也帮着做了,做饭啊,洗衣服啊,有时候还帮着搞卫生。后来我毕业了,她还像以前一样,帮着做这做那,用她的话说,她这是做习惯了。有时候,星期天买了什么好菜,两家还会在一起吃个饭。当然熟悉是越来越熟悉,大家也都觉得很亲切。不过,我却一直没往那方面想,一点儿也没想,我估计她也没想,她可能是不敢想,原因只有一个:谁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她比我大两岁,我一直按以前的习惯叫她嫂子。陶兴说,有一天傍晚,是的,是在傍晚。她买了一只鸡,不敢杀,隔着墙叫我。我正在看书,看的好像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现在情节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一些感觉。当时我是满心失意。她叫了我好几声,一会儿叫我陶兴,一会儿又叫我“他叔”,声音细细的。我就过去了。那以前我还从没做过这个事儿,也很怕的,其实我打小儿就不是个胆子大的人。她就站在我跟前,告诉我怎么怎么杀。我没别的办法,只好将心一横,照她说的做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了一身汗,还是没杀死——我刚一撒手,它就满院子乱跑,我们就满院子追,一边追她一边叫,“哎呀哎呀”的。后来鸡跑进了屋,倒在了一个角落里。我们喘着粗气,看着鸡在那儿抽搐,突然安静下来,心里似有些不忍。后来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儿挺奇怪的,我就过去抱住了她,一下子就抱住了。她好像抖了一下,后来我们就进了里屋,我把一只手伸进了她的衣服……陶兴说,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我为啥那样做。但我知道,我当时的状态不是很好,心情也不是很好,灰灰的。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对自己说,小子,你就认命吧!我们在一起过了两年多,两年后就离了。现在回想,我那两年过得非常舒服,家里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就像人们说的,油瓶子倒了我都不扶,买粮,买菜,所有的事佩芝都一手操办了。你可能会问,这样为啥还要离呢?这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了。有时候,我会陶醉于这种舒适,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干,一天到晚迷迷瞪瞪,就像一头被人豢养的动物,还挺幸福的。可是,说不上啥时候,我心里又会咯噔一下,觉得很空虚,心里突然很痛,很尖锐的痛,痛得直冒冷汗。不过总的说来,那两年我的精神是处于一种委顿的状态,小说也不写了——没心情,也没信心了。陶兴说,现在我也说不清跟佩芝离婚的原因,反正所有的问题都在我身上,在我心里。有一句话怎么说的?静极思动吧?当时我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用哲学的话来说,这是内因。那之前我刚好见到了一个大学同学,这家伙毕业去了省政府,混得不错,他问我想不想动一动,说他可以帮我在省城联系一个单位,我说好啊。这就是外因了。有了内因,又有了外因,就开始起作用了。还有一点,就是我父亲在那年去世了,说句大不敬的话,这也使我不再有后顾之忧。陶兴说,当然我也反反复复地想了好久——这种事不是那么轻易的——想我这样做对不对,想会不会有什么后果,想我能不能不这样做,最后又想该怎样跟她说……于是就说了,到底还是说了……那是在一天吃完早饭之后,之所以选这个时间,也是我事先想好的,就是说,是有预谋的,那样说完我就可以走,就可以脱身。我忘了具体怎么说的了,我心里挺慌张,但是意思就是那个意思,我也找了一些借口,我说我想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可跟她就不能生了,因为政策不允许。听了我的话,她的脸一下子就白了,白得就像一张纸……屋里一下子好安静,好安静啊!慢慢的,慢慢的,她眼睛里开始有了泪花,泪花转啊转,然后便噼里啪啦地流下来。她一边流泪一边说,我知道你心里咋想的,我早知道我们长不了,这两年已经很好了,实在想走你就走吧,走吧……陶兴说,我就这样伤害了她,无情地伤害了她。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太卑鄙太无耻太恶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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