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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恶俗

时间:2013-05-20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古华 点击:

芙蓉镇(全文在线阅读) >  第三章 街巷深处(一九六九年)   >   一  新风恶俗

  “四清”运动结束后,芙蓉镇从一个“资本主义的黑窝子”变成为一座“社会主义的战斗堡垒”。深刻的变化首先从窄窄的青石板街的“街容”上体现出来。街两边的铺面原先是一色的发黑的木板,现在离地两米以下,一律用石灰水刷成白色,加上朱红边框。每隔两个铺面就是一条仿宋体标语:“兴无灭资”、“农业学大寨”、“保卫‘四清’成果”、“革命加拚命,拚命干革命”。街头街尾则是几个“万岁”,遥相呼应。每家门口,都贴着同一种规格、同一号字体的对联:“走大寨道路”,“举大寨红旗”。所以整条青石板街,成了白底红字的标语街、对联街,做到了家家户户整齐划一。原先每逢天气晴和,街铺上空就互搭长竹竿,晾晒衣

  衫裙被,红红绿绿,纷纷扬扬如万国旗,亦算本镇一点风光,如今整肃街容,予以取缔。逢年过节,或是上级领导来视察,兄弟社队来取经,均由各家自备彩旗一面,斜插在各自临街的阁楼上,无风时低垂,有风时飘扬,造成一种运动胜利、成果丰硕的气氛。还有个规定,镇上人家一律不得养狗、养猫、养鸡、养兔、养蜂,叫做“五不养”,以保持街容整洁、安全,但每户可以养三只母鸡。对于养这三只母鸡的用途则没有明确规定,大约既可以当作“鸡屁股银行”换几个盐油钱,又好使上级干部下乡在镇上人家吃派饭时有两个荷包蛋。街上严禁设摊贩卖,摊贩改商从农,杜绝小本经营。

  以上是街容的革命化。更深刻的是人和人的关系的政治化。镇上制定了“治安保卫制度”,来客登记,外出请假,晚上基干民兵查夜。并在街头、街中、街尾三处,设有三个“检举揭发箱”,任何人都可以朝里边投入检举揭发材料,街坊邻居互相揭发可以不署名,并保护揭发人。知情不报者,与坏人同罪。检举有功者,记入“居民档案”,并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检举揭发箱”由专人定期开锁上锁。确立了检举揭发制度后,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每天天一落黑,家家铺面都及早关上大门,上床睡觉,节省灯油,全镇肃静。就是大白天,街坊邻居们也不再互相串门,免得祸从口出,被人检举,惹出是非倒霉。原先街坊们喜欢互赠吃食,讲究人缘、人情,如今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味,只好互相竖起了觉悟的耳朵,睁大了雪亮的眼睛,警惕着左邻右舍的风吹草动。原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今是“人人防我,我防人人”。

  再者,如今镇上阶级阵线分明。经过无数次背靠背、面对面的大会、中会、小会和各种形式的政治排队,大家都懂得了:雇农的地位优于贫农,贫农的地位优于下中农,下中农的地位优于中农,中农的地位优于富裕中农,依此类推,三等九级。街坊邻居吵嘴,都要先估量一下对方的阶级高下,自己的成分优劣。只有十多岁的娃娃们不知利害,不肯就范。但经过几回鼻青额肿的教训后,才不再做超越父母社会级别的轻举妄为。小小年纪就晓得叹气:“唉,背霉!生在一个富裕中农家里,一开口人家就讲我爷老倌搞资本主义,想向地主富农看齐!”“你还不知足?你看看那些地富子女,从小就是狗崽子,缩得像乌龟脑壳!”“祖宗作恶,子孙报应,活该!”“唉,我爷老倌是个贫下中农就好了,这回参军就准有我哥的份!…‘你晓得?贫下中农里头也还有蛮多差别呢,政治历史清不清白,社会关系掺没掺杂,五服三代经不经得起查……”

  至于“干部历史真相大白”,就更是兴味无穷了。运动中工作组曾有个规定,就是每个干部都要向党组织和本单位革命群众交心,“过社会主义关”。比方原来大家对镇税务所所长都比较尊敬,是位打过游击的老同志。但他在交心时,讲出了自己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参加游击队前和家里的一个使女通奸过,参加革命后再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天啊,税务所长原来是个这样的坏家伙,老实巴交的样子,玩女人是个老里手!下回他要催个什么税,老子先骂他个狗血喷头!比如镇供销社主任就在诉苦大会上啼啼哭哭,自己虽然出身贫苦,祖祖辈辈做长工,当牛马,但翻身忘本,解放初讨了个资本家的小姐做老婆,没保住穷苦人的本色,家庭和社会关系都复杂化,又已经矮子上楼梯样的生了五个娃娃,想离婚都离不脱……啊呀,供销社主任也不是个好东西,资本家的女婿,还管我们镇上的商店哩!下回若还吵架,就指着鼻子骂他资本家的代理人、狗腿子!再比如镇信用社会计,在一次交心会上讲到自己虽然是个城市贫民出身,但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过三年伪兵。于是镇上的人们就给他起了个野名:伪兵会计……如此等等。镇上有人编了个歌谣唱:“干部交心剥画皮,没有几个好东西,活农民管死地主,活地主管我和你!”

  芙蓉镇的圩期也有变化,从五天圩改成了星期圩,逢礼拜天,便利本镇及附近厂矿职工安排生活。至于这礼拜天是怎么来的,合不合乎革命化的要求,因镇上过去只信佛经而不知有《圣经》,因而无人深究。倒是有人认为,礼拜天全世界都通用,采用这一圩期,有利于今后世界大同。镇上专门成立了一个圩场治安委员会,由“四清”入党、并担任了本镇大队党支书的王秋赦兼主任。圩场治安委员会以卖米豆腐发家的新富农分子胡玉音为黑典型,进行宣传教育,严密注视着资本主义的风吹草动。圩场治安委员会下拥有十位佩黄袖章的治安员,负责打击投机倒把,查缴私人高价出售的农副产品、山货水产,没收国家规定不准上市的一、二、三类统购统销物资。这一来,圩场治安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每一圩都要堆放着些查缴、没收来的物品,如鲜菇、活鱼、石蛙、兽肉之类。这类东西又不能上交国库,去增加国民经济总收入。开初时确也烂掉、臭掉一些,颇为浪费。后来渐渐地悟出了一个办法:凡查缴、没收上来的违禁物资,一律做劣质次品削价处理。这一来一举三得:避免了浪费;圩场治安委员会有了一点经济收入做活动经费;每位佩黄袖章的成员在一圩奔走争吵之后,分点时鲜山货、水产改善生活。过去当乡丁还有点草鞋钱呢。当然王秋赦主任也没有忘记,每圩都从收缴上来的物资中送些到公社食堂去,给李国香书记改善生活。后来圩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民兵小分队”,威信就更加高,权力就更加大。资本主义的浮头鱼们,贩卖山货、水产的小生产者们,见了民兵小分队就和老鼠见了猫一样,恨不得化作土行孙钻入地缝缝里去躲过“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但民兵小分队的队员们有时黄袖章并不佩在手臂上,而是装在口袋里搞微服私访,一当拿着了赃物,才把黄袖章拿出来在你眼前一晃:哈哈,狐狸再狡猾逃不过猎人的眼睛,资本主义再隐蔽逃不出小分队的手掌心!“违禁物品”被查缴、没收后,物主一般不敢吭声,一顽抗就扣人,打电话通知你所在的生产队派民兵来接回……久而久之,有些觉悟不高、思想落后的山里人,就背地里喊出了一个外号:“公养土匪”,真是脑后长了反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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