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屋子彻底检查了一遍，排除了李良把自己的尸体藏在衣柜里、床底下、马桶里的各种可能，我甚至还把床垫捏了一遍，怀疑李良是不是把自己缝在里面了。叶梅一直站在那里，斜眼看着我像个疯子一样进进出出，目光中充满了鄙视和不屑，好像我是一泡狗屎，看一看都会熏臭眼睛。搜查完毕，她冷冷地发话了：“没想到你还这么够朋友。”我有点生气，板着脸回答：“李良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永远都是！我甚至……”我脸红了一下，叶梅抱着双手，一脸轻蔑，等着我说下去，我鼓了鼓劲，大声说：“我甚至可以为他去死！”叶梅哼了一声，拿鼻孔看了看我，表情异常狰狞，说李良可未必把你当成朋友，“你欠他32000元钱，他可一直都记着呢。”
这就是叶梅。一个我熟悉但又陌生的女人。或者说，我熟悉的只是她的身体，甚至只是她身体的几个部分。但她心里想的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李良上次阴森森地对我说：“她现在只听你的。”我听了面红耳赤，屁都没敢放一个，抱头鼠窜而去。作为风月场中的老手，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叶梅对我的感情，包括乐山那夜，包括她趴在我身上撕心裂肺的大哭，甚至包括她泼我的那一杯酒。让我困惑的是她后来的表现，从李良结婚到现在，我们一共见过六次面，她每次都像是刚从冰箱里钻出来，一张脸寒气森森，让我满身起鸡皮疙瘩。和赵悦离婚后，有一天清晨五点钟，她给我打电话，我迷迷糊糊地问：“谁啊？”她说是老子，我腾地坐起来，问她有什么事，她不说话，我揉了一下眼睛，听见话筒里传来震耳的音乐声，过了足足一分钟，她忽然道：“算了，就当我打错了吧。”然后无声无息地挂了机。那时天色微明，一线曙光透窗而来，照着我惺忪的睡眼。我抱着电话傻坐了半天，脑袋里空空如也。倒头又睡，直到天光大亮。醒来后茫然若失，想不清楚那到底是梦还是真的。
不过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李良和我不同，我大大咧咧的，永远不知道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更不知道有多少钱是自己的，有多少是别人的，属于那种“包里剩下十元钱，花九元去买包烟”的品种。李良是个精细人，给人恩惠、受人恩惠都一笔笔记在心里。他既然记得我欠他的三万二，就应该还记得他欠我多少。
大四最后一学期，李良极其潦倒。所有的钱都扔在了麻将桌上。他手气总是不好，瘾头却总是很大。任何时候，只在站在楼道上喊一声：“三缺一啦！”他保准是第一个蹿出来报名。那学期开学时我带了2300，不到三个月花得净光，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给他付了赌债。毕业后回成都，他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全靠我大力赞助。到成都后无处容身，又是我把他收留在家里，连吃带住，蹭我爸的红塔山抽，我妈还帮他洗袜子。
是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朋友的价值就在于互相利用。那些断头流血的友谊，也许存在过，也许只是我们的幻想。
200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落叶飘零，灰尘弥漫，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慢慢沉没在府南河灰黑腥臭的河水中，我站在岸边想，什么生呀死的，别逗了，我是说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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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节
我们公司的出差分为两种：出瘦差和出肥差，瘦差是指没什么油水的那种，因为差旅费标准很低，吃住行加起来，一天才一百元，谁出去都得赔钱；肥差就不同了，有机会捞钱，随便伸伸手就是几千块。肥差谁都想去，抢得打破头，瘦差拿鞭子赶都赶不动。周卫东他们巴结我，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我有权安排他们出差。我上次去重庆，属于肥瘦难言的第三种，效果因人而异。刘三去赔了一百多块钱，还挨了一耳光，换了我，大吃大喝外加老赖的小情人，最后还有5万块的油水。不过说起这事我就生气，该死的老赖只给公司汇了15万，答应给我的5万块至今也未兑现，我打算开完这次订货会，第一时间到重庆催债去，再托人弄个起诉书带上，他要敢黑我，我就让他把28万全吐出来。
订货会是典型的肥差。公司给我们1%的机动费用，可以根据现场情况灵活安排。“灵活安排”是一个很微妙的词，大家都心照不宣，闷声大发财，董胖子也放下假仁假义的臭面孔，哭着喊着要去重庆，他先人的，还不是为了那点回扣？我不算贪心，这1%我只要三成，也就是说，只要订出去300万的货，我就有9000元的赚头，善后问题也很简单，找一大堆住宿用餐发票回去报销就行了，客户肯定帮着你圆谎，绝不会有后顾之忧。
我负责达川、南充、内江、自贡一线，转了一圈回来，皮包里多了一万多块，达川的曾江是今年新开发的客户，特别客气，临走时送我一个好大的包裹，里面有一条中华、两瓶五粮液，还有一大堆灯影牛肉。他这次赚了不下15万，笑得鼻梁都塌了。我上了火车也挺美，坐在车窗边，笑眯眯地跟下铺两个姑娘搭讪，那两个肯定是猛踩时代脚尖的新新人类，一个穿得像筛子网，另一个穿得像艺术大师的画布。我先是恭维她们长得乖，接着再夸她们身材棒，两个人都笑，说算你聪明，没表扬我们有气质，否则就请你吃桔子皮。详细地审问了一下，原来是成都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正在为工作的事犯愁呢。我牛气十足地说到我公司来吧，我缺两个女秘书。她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自己是泛太平洋汗脚集团的独立董事，兼任中华臭豆腐公司的CEO，那两个都笑，说不去不去，你自己臭就行了，别把我们也搞臭了。这个“搞”字说得我邪念顿起，歪着嘴打量她们，高一点的那个穿条短裙，还架着二郎腿，隐隐约约露出黑色的三角裤，看得我心旌摇荡，口水直流。
这次出来，我一直都没找女人。在达川的最后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把电视节目从头翻到尾，从尾翻到头，看了一脑袋广告。饮料听着像王母尿，滋阴壮阳，补气提神；西药被吹成东灜大补丸，有病治病，没病强身，闻一闻都能防止便秘；最可笑的是卫生巾的广告，行动自如不渗漏，加宽加长有凹槽，怎么听怎么像口罩。正无聊间，楼下桑拿中心打电话上来，问我要不要按摩。我问了问行情，台费100，小费300，算公道价格，就让他们派员上来。第一个脸上有雀斑，影响情绪，不要；第二个太瘦，肯定硌得慌，不要；第三个太老，第四个太矮，第五个胳膊上有烟头的烫伤，统统不要。挑到最后，老板娘勃然大怒，在电话里骂我是“憨包”，“花不起钱就别装潇洒，自己耍自己噻”，并祝愿我手*过度，精尽人亡。我哭笑不得，讪讪地挂上电话。
其实不是小姐长得丑，是我自己有问题。这些年我跟无数女人上过床，对交配已经渐生厌倦。陈超说黄帝御女千人，最后得道升仙，估计我也快赶上老祖宗了，“庶几得道焉”。仔细想一想，嫖娼真的挺没意思，花400元钱，就为做一两百次俯卧撑，完了一拍两散，谁都不认识谁，真真是亏本买卖。我现在更怕水分释放后那种空虚的感觉：所有人都走了，只剩我赤身果*体地躺在床上，眼前万像倒塌，失去欲望的世界慢慢变成灰色，什么生活啊、理想啊，想什么什么没劲，一切不如意都涌上心头来，这种时候，心里总会有个声音在问：陈重，这就是你要的么？
那不是我要的。我渴望亲吻、拥抱、温柔的对视，甚至渴望那些最终会被揭穿的谎言，而不是单纯的活塞运动。这些日子我对夜晚渐生恐惧，一点点响声都会把我吵醒，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看什么都会变形，灯光像死人眼，窗帘像杀手的风衣，有一天我把皮带搭在床头，半夜惊醒后它变成了一条蛇，蜿蜒而来，差点把我吓哭。那种时候，我多希望身边有个人啊，手搭在我胸膛上，或者躺在我臂弯里嘟嘟囔囔地说些什么，支使我端茶倒水。天亮时她会亲我一下，敲敲我的脑袋，说：“猪啊，再不起来就要迟到了！”
金海湾那夜之后，赵悦一反常态地没有任何反应。我本来以为她会打电话质问我，在心里设计了无数种应对方案：骂她下贱、淫荡、无耻，或者说她蠢得像猪一样，明摆着是耍她都看不出来，或者连接都不接，让她自己慢慢想去吧！哭去吧！恨去吧！死去吧！我会在旁边微笑的。
但她始终没打那个电话，这让我十分失落，像是铆足了劲一拳打在空处，闪得生疼。她结婚那天我本想祝贺一下的，词都想好了：狗男女终成眷属，贱骨头不得好死，然后再重重的呸上一声。拨过去才知道赵悦连手机号码都换了。
那夜在内江醒来，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四肢无力，脑子却无比清醒。想想自己28年来的人生，苦苦折腾了半天，到最后却什么也没抓住，连老本都丢光了，忍不住又掉了两滴眼泪，赵悦这时估计正在和姓杨的厮杀吧，不知道会不会跟他“口吃”，脑袋前后摇摆，嘴里唔唔有声。我越想越气，一脚把被子蹬下床，心里恨恨地想，日他妈，这事还没完！
在火车上睡了一夜，嘴里又腥又苦，裤子前面支楞着，背了半天毛主席语录才敢下床。这是我们系主任的经验之谈，他的名言是：政治导致阳萎，文学治疗阳萎。所以我还应该背两句诗：
提提裤子下床来，
有谁看见我的鞋？
那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说没想到臭总您还是个诗人，自从昨天我表明身份之后，她们就一直叫我“臭总”，我一脸坏笑，请她们吃灯影牛肉，一递一接间顺手摸了高个子姑娘一把，她脸红了红，不过没有退缩，我心里一阵高兴，越看她越漂亮，越看她越像我盘里的菜，忍不住笑出声来。
又胡扯了半个多小时，火车就到站了。成都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北站依然喧嚣杂乱，出站口挤满了人，像洪水过后的蚂蚁，互相撕咬着、拉扯着，瘸腿断手地爬进这个危险的城市，在每一条小巷、每一栋房子里挖坑、刨土，然后跳进去将自己深深掩埋，永远不得重生。
我坚持要把两个姑娘送回家，她们说不用客气，我板起脸，向她们讲解社会的险恶：“到处都是坏人，我怎么放心你们自己回家？”然后批评她们的错误：“你们长成这样子，给社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咹？上万头色狼都盯着呢。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我怎么能看着犯罪率上升无动于衷？”她们都笑，说就你最像色狼，还说别人。
这年头的姑娘们都喜欢坏男人，只要嘴皮子灵便，再加上点不要脸的革命精神，一般的家庭妇女都能生擒。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不能把自己说得太好，人都有逆反心理，你越说自己是个坏蛋，她就越关注你的优点。李良在这方面总是不开窍，他身体的检查结果没出来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想跟我学着泡妞，我带他走遍了成都市的大小酒巴，我每次都小有斩获，他却总是空手而回。我详细地分析了我们的战略战术，发现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是个色狼，他却总是跟人讲人生、讲理想，甚至讲共产主义道德。李良啊。
李良没死。他回学校去了。我刚离开成都，就接到了他的电话，那时车上正在放《阿郎的故事》，周润发翻滚倒地，张艾嘉和他儿子在场外失声痛哭，在跌跌撞撞的头盔下，看见发哥异常平静的眼神，诉说无尽忧伤，“那悲歌总会在梦里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旁边一个胡子拉茬的家伙哭得泣不成声，我心里跳了跳，对李良说：“你妈的，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李良轻轻地笑了一声，说这么多年了，最让我留恋的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光。
毕业前李良在文学社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情感家园》，有一些段落我至今都能背诵：
“图书馆总是借不到你想要的书，寝室里总是有股汗脚味，老大的墙上糊着张曼玉，胸前用钢笔画了两个圈，这是他理想中的爱人；陈重的书架上放着一把大刀，也许有一天他会杀人；王林肚皮上有块恶心的胎记，他说长这种胎记的人都当大官…………
…………
我在最后的段落里热泪满眼，青春的序曲还在回响，而我却将永远离开。…………无论我将来成功还是失败，悲伤或者幸福，你都会看到，在我生命的最深处，有一个永远不能抵达的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良永远都长不大，他总在怀念过去。有一个寓言是这样的：给你一串葡萄，你是先吃大的，还是先吃小的？我选择大的，说明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一个生活的透支者，虽然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最大的，但葡萄本身却越来越小；王大头选择小的，说明他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希望常在，却永远不能抵达；而李良，李良不吃葡萄，他是一个葡萄收藏者。
他在学校里拍了厚厚一大摞照片，光我们宿舍楼的外景就有十四张。我一张张的翻看，每一个细小的场景都勾起我深深的回忆：我们喝醉了酒坐在楼口大声嚎叫，有时大笑，有时痛哭；我们半夜归来，搭着人梯翻墙而进，背上洒满月光；我们在楼前集体合影，唱《国际歌》，唱黑豹的《无地自容》，“难道你不寂寞/也曾为别人冷落/可从未有感觉/我无地自容…………”是的，还有赵悦，她那时总站在梧桐树下，拿着书包和饭盒，等我下楼吃饭、上自习，或者去小树林里紧紧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