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他17岁。
家贫。过年吃饺子，只有爷爷奶奶可以吃到白面包的饺子。母亲把榆树皮磨成粉，再和玉米面掺和在一起，这样可以把馅儿裹住，不散——单用玉米面包饺子包不成。那种榆树皮饺子难以下咽。记忆中，可以分得两个白面饺子，小心翼翼吞咽，生怕遗漏了什么，但到底还是遗漏了——还未知是何滋味，已经咽下肚去。
衣裳更是因陋就简。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裤子上常常有补丁，有好多年只穿一两件衣服，撑到上班，仍然穿带补丁的衣裳，照相的时候去借人家的衣服……
记忆最深的是他17岁那年的冬天，同村邻居有个18岁少年，有亲戚在东北林场，说可以上山拉木头，一天能挣30多块钱。他听了心动，于是两人约了去运木头，尚不知东北有多冷。他至今记得当时多兴奋，亦记得那地名——额尔古纳左旗，牛耳河畔，中苏边境，零下49摄氏度，滴水成冰。
每日早上5点起床，步行20公里上山。冰天雪地，雪一米多厚。拉着一辆空车上山，一步一滑。哪里有秋衣、秋裤？只有母亲做的棉衣、棉裤，风雪灌进去，冷得似乎连骨头缝里都在响。眉毛是白的，眼睫毛也是白的，哈出的气变成霜，衣服里鼓鼓的是两个窝窝头。怕窝窝头冻成硬块，于是用白布缠了，紧紧贴在肚皮上，身体的温度暖着它，它就不至于被冻成硬块咬不动。
不能走慢了，真的会冻死人。拉着车一路小跑，上山要4个多小时。前胸、后背全是汗时，山顶到了。坐下吃饭，那饭便是两个贴在身上的窝窝头，就着雪。到处是雪，一把把吞到肚子里去。才17岁，那雪的滋味永生难忘。
然后装上一车木头，往山下走。下山容易些，只需控制车的平衡。上山4个小时，下山两个小时，回来时天就黑了。
那是他少年时的林海雪原。
进了屋用雪搓手、搓脚、搓耳朵，怕冻僵的手脚突然一遇热坏死掉。脱掉被汗浸透的棉衣，烤在火墙边，换另一套前一天穿过的棉衣。晚餐依然是窝窝头。第二天早上照样5点起，周而复始。
一个月之后离开时，怀揣1000元钱。1000元钱在20世纪70年代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人们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二十几块钱。
回家后，母亲看着他后背上被勒出的一道道紫红的伤痕，号啕大哭。
那1000元钱，给家里盖了5间大瓦房。他说起时，轻声细语，仿佛在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听者潸然泪下。
光阴里每一步全是修行，不自知间，早已自渡。那零下49摄氏度的牛耳河，霸占着他17岁的青春，直至老去，不可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