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见最后一面？
生离就是死别，“不期而别”多好！
2012，世界末日。
新年的时候去串门，亲戚散布谣言：年底的时候，上天震怒，大灾之年，要死一批人，想要活命，从现在起须一心向佛。
又说，那时天全是黑的，全球断电，家里得多买蜡烛，吃的喝的也要备足，据说会连着三个月都没有太阳……
亲戚说得酣畅，就像她经历过末日一般。
我爸说，迷信，全是迷信！要是末日真来了，我们谁都跑不了。
亲戚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我现在想，要是当时信了，是不是后来就不一样了。
末日之年的大年初七，我离开冰天雪地的东北，经香港飞去了台湾。
走的时候我爸一脸不情愿，“初七就走啊，不在家里过完十五？”
他这么一说，细细想来，好像有十几年没在家过元宵节了，从读中学时起，便老是初十之前就回学校读书了。
我说，你不是喜欢看翠玉白菜吗，我替你去台北故宫看看。
我爸说，注意安全。
在外漂泊的这十几年，我爸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啊，没任何新意，我都听腻了。
迫不及待地想走。
有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人生的路上，哪一段需要你大步疾行，哪一段需要你徘徊辗转。
2月底的台湾，飞机还没落地，舷窗上便挂满雨水。入夜后的空气里有丝丝冰冷。
我们第一晚寄宿在基隆港，从酒店的窗户望出去就是码头。
我们从基隆港出发，一路向南，台北、台中、台南，一直跑到了台湾岛的最南端，绕过了北回归线，折向台东，到达花莲的时候恰好是元宵节。
那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又亮，像是电影里用特效做上去的，挂在天鹅绒般的夜幕中。
我们借住在乡下姐弟俩经营的一家客栈。
吃晚饭的时候，年轻的弟弟一边给我们做豆浆，一边很热络地跟我们聊天。
他说，我们台湾啊，台东不行，年轻人都去大城市了，大城市多好啊，灯红酒绿的，结果我们这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人。我年轻的时候，也一腔热血，跑去台北打拼，那时候，我老觉得自己能在台北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最后什么也没干成。台北是好啊，谁不想留下来，可是房价太高了，买不起，没有工作的话连房都租不起，我干了几年也没攒下什么钱。后来我姐叫我回来，一起努力把这家店开起来，我现在很幸福。我从小在这儿长大，人是熟的，路也是熟的，连海边那些石头我都熟，干吗非背井离乡地去挣那个辛苦钱呢？能跟亲人在一起，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小镇上过简单生活也很棒！
然后他就示范幸福的细节，跟人聊起这间客栈来全是发自内心的自豪，院子里铺满的鹅卵石是怎么来的，设计的时候怎么把院子中间的几棵大树保留下来的，硕大的桌子用的是什么木材……
我一边听一边想，这和我这样的大陆北漂也没什么不同。
有一年我觉得在东北实在待不下去了，不仅穷困潦倒而且绝望窒息。我老觉得自己有一颗年轻又滚烫的心，心尖上全是踮脚张望的梦想，于是那一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揣着一张火车票，一个人去了北京。
那之前我若无其事地和我爸说，我辞职了。
他的眼神明显一暗。
我们年轻的时候，老是迷恋远方，不顾一切地离开家，走的时候义无反顾，连头都不肯回一下。我永远都没法忘记2009年的初冬，东北开始下雪了，我一个人挎着背包，紧攥车票，带着一种悲壮和决绝，上山下海，闯荡世界。
10年前，离开花莲去台北打拼的客栈老板恐怕也是这样。
而60年前，风尘仆仆离开青岛的致远是不是这样，隔得太远了，我看不清。
1949年的端午，青岛的码头上人潮汹涌，混乱骚动。
十万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集结在青岛码头仓皇撤退。
致远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传令兵，他不是城里人，是青岛附近的乡下孩子。
那年春天，他结婚了，妻子是同村的姑娘，和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果没有战乱，一切都是宁静和美好的人间故事，他们恩爱相伴，扶老携幼，一辈子会过得平淡又精彩。
可是时代选择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万水千山，颠沛流离。
致远就是其中的一个。
18岁的致远，清瘦英挺，远看是个大人，走近了看，脸上的稚气未脱，眼里还是孩子才有的流转的光。他套在大号的军服里，被混乱不堪的人群裹挟着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码头上见最后一面时，从乡下赶来的新婚妻子，硬生生塞给致远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
手帕里面是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