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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爱人的滋味

时间:2018-08-09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彼得·B.巴赫 点击:
失去爱人的滋味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灯要比纽约的街灯暗得多,这是我们在阿根廷的半年里最深刻的体会。我们租用的车子老旧,车身落满了这座城市的灰尘,前挡风玻璃更加遮蔽了射进来的光。当我们驾车离开当地医院,在第一个路口等红灯时,我打破了我对露丝许下的两个最重要的结婚誓言:第一,我以一个医生的口吻和她说了话;第二,我欺骗了她。
 
  我从牛皮纸信封里取出X光片,只借助车上微弱的灯光,我便知道露丝体内发生了什么。但我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嗯,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们还是回家去咨询专科医生吧。”我当然是在佯装,我是肺癌专家,虽然对妇科领域不是很在行,但只一眼我就看出,露丝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露丝的X光片很快被传到纽约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由那里的医生进行分析。我在这家癌症中心当医生已超过10年,2008年,露丝也是在这里首次查出乳腺癌。回到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所不久,电话就响了,是露丝在癌症中心的主治医生打来的。
 
  露丝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各自拿着听筒。她的医生用了很多我无比熟悉的词,比如“转移”、“紧急放射”,下一步要注重“生活质量”而不是治疗等等。
 
  对方没有采用掩盖事实的委婉说法,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刺探,他坦言道:“目前你的病情还是可控的,我们还可以采取很多措施,说不定你还能维持很多年,但治愈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延缓癌细胞扩散,尽可能给予你更有质量的生活。”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从X光片上看,露丝的日子不多了。
 
  虽然我明白,当病人没有准备好时,告知他们真相也许会产生副作用,但我仍然赞同露丝医生的做法。
 
  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那一刻她看上去是那么健康,就像17年前我在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第一次遇见她时一样,她还是那样美丽。可当我仔细端详我亲爱的妻子时,我又仿佛看到了这些年来,我曾在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10层(乳腺癌患者病房)看到过的病人们。她们有的变得消瘦憔悴,有的因肝脏衰竭浑身发黄,有的病人全身水肿、波及四肢,有的病人因肾脏衰竭以及癌细胞转移到脑部而变得神志不清。那些病人有的和露丝年纪相仿,更多的病人比她大。露丝今年才46岁。
 
  我意识到现在我们夫妻之间有了一个不能讨论的秘密。我能看到露丝的未来,看到她的生命将在哪里终结、她将变成什么样子、将如何受苦,可我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而露丝对这一切都毫无所知。
 
  我们赶回纽约,露丝做完手术后,北半球漫长的夏天开始了。露丝感到疼痛,向我抱怨说:“就像一个拳头在搅动我的肠子,一头骡子在我的脊柱上跳。”我笑着问她:“你怎么知道骡子在你背上跳是什么感觉?”露丝也笑了。手术一个月后,她有所好转。扫描显示,椎体上的癌细胞已经消失,治疗奏效了。
 
  可癌症并未被治愈,只是癌细胞从某个威胁她的部位被暂时铲除。
 
  露丝开始上网搜索那些奇迹般恢复的女病人的故事,她经常提起一名据说乳腺癌转移后还存活了14年的女性。
 
  我们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只不过对一些小事变得格外珍惜,比如一块儿去海边看日落,把脚趾浸在水里,感受海水的抚摸。这是许多人患病后的生活细节,如今也成为我们的了。有些日子,露丝心情不错,可有些日子,她心情会很糟,但不管怎样,只要我们还能彼此相守,我就很满足了。当露丝从手术和放疗中恢复过来后,她又回到银行上班。
 
  初秋时分,露丝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肿瘤标志物”连续两次上升。当血液中的这些物质上升时,意味着癌细胞可能在增长,也意味着治疗已经控制不住癌细胞了。
 
  接下来的治疗还是吃药,但这次露丝从一天吃几粒,变成了一天吃几把。
 
  离开医生的办公室,我和露丝走进电梯。电梯里已有几个人,其中一名穿白大褂的医生是和我共事10年的同事,我们打了个招呼。其余的是两三个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我不禁猜测他们正处在癌症的哪个阶段,是处于刚得知自己病情的震惊期,还是已经在数着最后的日子,抑或正处在积极的治疗期?我们到达一层大厅,露丝第一个冲出电梯,头也不回地走了,仿佛这样就能离癌症远一点。
 
  当露丝首次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时,朋友们经常说:“幸好彼得就是医生,还是这方面的专家,真是太好了。”但也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我懂的越多就会越痛苦。站在我每日上班的医院大厅里,看着露丝从我面前逃离,那一刻,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我的专业知识不容我自欺欺人,假装前面还有无数希望,我一刻也不想再过了。
 
  我们再次来到医生的办公室,他的电脑屏幕上是露丝的CT片,癌变已那么明显。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看过数以千计类似的片子。可如今坐在我旁边的是我心爱的女人,她曾经是我光彩照人的新娘,而我们面前的屏幕上显示的却是垂死的癌症病人体内的情况。
 
  露丝的医生在圣诞节后给她体内植入了分流器,她几乎去了鬼门关。
 
  每天早上,医生们会来查房,并宣布接下来的治疗,尽管每天的内容都一样:监测血小板数量,看是否能保持平稳。其间露丝会问好多问题,我则安静地坐在一旁听着,不是出于礼貌或尊重,而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我知道医生们在走出病房后会在走廊里讨论,会相互道出实情:对这位病人来说,治疗方案已经穷尽,什么都不管用了,她已进入晚期。经过数日相同的例行检查后,我们带着分流器回了家,正好赶上过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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