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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北大清华起跑线,输了什么

时间:2018-07-29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阳代慧 点击:
赢在北大清华起跑线,输了什么

 
  高中时的我,在一条叫作“好学生”的康庄大道上奔跑。
 
  每次考试我的总分都能比第二名高出100分甚至更多;我还在校学生会担任重要职务,有一群来往甚密的“同事”;我组织了一个文学社;我不谈恋爱,不乱花钱,不购物,不去娱乐场所;我对老师很有礼貌。有位老师说,我是一个完美的学生。
 
  但是我没有朋友,从没有女生跟我聊八卦。我每天睡不着觉,常常觉得自己在发烧,头发一直在掉,额头的皱纹一直在长。因为睡不着,我清晨6点就起床去没开门的教室门口看书,夜里12点还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
 
  我的手上总是不分季节地长满了湿疹,一洗衣服就钻心地疼。我经常咽喉红肿,牙疼上火,不断吃药,然后胃也疼起来。
 
  尽管我住在十几个人的大宿舍,可没有一个人发现我这种濒临崩溃的状况——包括我自己。
 
  我的注意力全在读书上,除此之外毫不用心。我就像在一片荒漠上生长着,自己营养不良、干枯瘦小,周围还寸草不生。奇怪的是,那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寂寞。
 
  高考时我凭着运气才勉强上了北大。在北大的第一年,我几乎没上过课。我成天躺在床上,睡不着,醒不来。我的口腔、呼吸道、肠胃、皮肤……没有一处是健康的。我只知道自己就像沙漠中的枯草,连哭都不会哭了。
 
  有一天,我挣扎着爬起来去上一门叫作“古典音乐概论”的课。当维瓦尔第《四季·春》的快板笼罩了偌大的阶梯教室,我感到头皮发麻,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后来,在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的宏大喜悦中,我无法控制地泪流满面。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对情绪的感知。我确立了自己努力恢复的方向:用感性和直觉拥抱生活。
 
  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大概经历了十年的时间。最困难的,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恢复对自己和生活的观察。
 
  大家都活在现实里:有的三五成群,享受爱情和友情;有的步步为营,取得漂亮的学分,争取各种荣誉,准备保研或是出国;有的废寝忘食地攻读第二学位,准备离开中文这个并不好找工作的专业;有些家境并不宽裕的同学,早早地开始打工挣钱养活自己。
 
  而我,仍旧浑浑噩噩地站在人来人往的现实的路口,无法迈动一步。我几乎没好好上过课,也没干过什么挣钱的活儿。我经常感到钱不够花,有时候吃完午饭发现晚饭的钱不够了。所有的集体活动我统统不参加,因为要交钱。我觉得哪儿都不对劲,却不知道到底什么不对劲。
 
  夜晚,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在心里盘算着用什么方式,能让自己死得更好看,最好能看起来像是莫名其妙地自然死亡。
 
  我仍然没向自己求助,也没向任何人求助,自然没有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启示。
 
  大学三年级,有一天,围着未名湖转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想得太多,做得太少了。在大家都把各自的出路规划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远远没有准备好离开校园去工作。因为难看的学分,我没有任何保研的机会。我努力考研到了隔壁学校——清华,争取了三年的缓冲时间。
 
  第一个寒假,所有人都回家了,我独自待在宿舍。深夜,我躲在被窝里哭:我是个很穷的姑娘,之所以没有回家过年,仅仅是因为买不起往返的火车票。
 
  许多年之后,想起那一晚,我还是觉得它很重要,因为我开始把思绪从云端拉回现实,这是我整个人开始稳稳当当地立在地上的第一步。
 
  我开始想要挣钱养活自己。每周两次,我很早乘地铁13号线到龙泽,又换乘公共汽车去一所民营大学教大学语文。我的经济宽裕了一个学期,代价是我放弃了两三门已经选好的选修课,包括当时很想上的新闻英语。
 
  我始终无法处理复杂的状况,因为我没办法同时兼顾许多件事情,这是一种叫作“注意力缺陷”的病症,来自遗传的神经发育缺陷,更来自早年高度紧张的身心状况。
 
  我跌跌撞撞地念完了三年研究生,以不太漂亮的成绩拿到了硕士学位,而且东拼西凑地勉强解决了温饱。我学习节奏的混乱、经济状况的窘迫,连我当时的男朋友都毫无察觉。因为在内心的失察和迷茫之外,我表面的乐观自信、无忧无虑表现得更加突出。
 
  然后,我屏住呼吸,毫无自信地到处投简历,面试找工作。慌里慌张地,我换了三家公司,工作了五年,一边因为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活跃的创意思维和工作能力受到赞赏,一边因为糟糕的合作能力备受排挤和打击。职位在提升,但我内心那种无以为继、随时要崩溃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到了老板把我列入重点培养梯队的时候,我终于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结束了我在一流广告公司的职业生涯:我提出了辞职,面对老板的挽留却说不出一个像样的辞职理由。最后我说:“我要回家写小说。”
 
  我装作奋进的样子,天天在电脑面前坐到深夜,但常常两三个月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丢三落四的状况有增无减。
 
  因为长期的焦虑,我的内分泌系统也遭受了重创,在备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雌性激素水平已经接近更年期水平。
 
  终于到了要么崩溃、要么重生的临界点,我积累了多年的冲动爆发了——我开始求助专业人士。以33岁的“高龄”,我勇敢地挂了医院的儿科号,去看“注意力缺陷”的病症。后来我又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花了一笔钱,跟一个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一起工作,努力觉察和尊重内心的感受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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