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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你是我的父亲

时间:2018-05-21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钱理群 点击:
哦,你是我的父亲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是要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忌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家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便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妈”——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14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师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模范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等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正告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系在一起?在我这样的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我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掏心挖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都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作之合……但我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钟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我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被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与社会的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别说父子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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