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我在今天也不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我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好学生。不过，正是音乐学院的5年磨砺，让我从一个“热血愤青”，变成一个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使我后来在追求个人成功与幸福的同时，也能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承担的公民责任。
我说不清楚，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要职，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次炤兄这份拯救了我梦想和前途的电报，显然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