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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趣谈

时间:2017-04-21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裴毅然 点击:
方言趣谈

 
  中国方言可谓世界一绝。全国书同文,然各地语不同音。
 
  戊戌时期,光绪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苟”,光绪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原本准备重用这位25岁维新新锐,擢为侍从之臣,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六品顶戴,叫他去办大学堂译书局,也算“专业对口”“才尽其用”。1949年后,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因绍兴口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曰:“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1937年9月,斯诺夫人从延安去黄陵,中央保卫局给她派的“特务员”乃是来自江西的老红军,一口难懂赣语,“h”念成“f”,软音读作硬音,陕西农民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南方话,反而得由外国女士来当翻译,真不知谁为中国人。20世纪20年代,南方学生上北京读书,兜转沙滩附近租房。房东为求保险,一般只愿租给带家眷者,三两句话谈妥价钱,会加问一句:“您有家眷吗?”南方人以为问的是“家具”,答曰:“家具不是你们提供吗?”房东大怒,还有可能动武,已经谈好的租约就这么稀里糊涂崩了,南方租客还不知道毛病出在何处,不明白对方怎么突然翻脸。
 
  沈从文长期居京,然乡音难改,湘西味儿特重。“文革”结束后,沈从文赴美讲学,其连襟、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常有听不懂之处,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自行”转译。沈从文另一连襟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一次他对小姨妹张兆和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不料,与沈从文一起生活半个世纪的张兆和答道:“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学生听课并不踊跃,语言是一大障碍。起初,选鲁迅课的学生相当多,旁听的也不少。可鲁迅满口绍兴普通话,粤籍生实在听不懂,听众便渐渐稀下来。“原来挤得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渐渐变成寥寥可数的冷落现象了。”当时国语尚未普及,江浙川湘鄂粤各省教授各讲各的方言,很妨碍交流。上海的暨南大学,“同学要跟教授说话,先以国语,国语不达意,则改用上海话,如上海话又不适用,那么只好各说各的了。”好在学生适应能力强,无论教授讲什么方言,一个月下来,大致都能听懂,只是最初的一个月,苦了学生要艰难“适应”。
 
  20世纪初,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汉学家夏德教授做翻译。夏德先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亦不便推辞。然而当这位总领事起身致辞,夏德教授大为恐慌,因为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夏德教授又不能向商会方面解释中国方言太多,他一句也听不懂,于是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声,大记笔记。当领事说完,夏德教授起立用英语译曰:我这次离纽返国,心里充满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能见久违亲人;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别……如此这般,情文并茂。当他“译”完,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夏德教授将这事讲给他听,胡适绝倒,直至晚年记忆仍新。唐德刚先生认为这一类的笑话太多,中西方都有,好事者如收集之,可编出一部真实的《笑林广记》,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趣事,甚值一做。
 
  当然,方言的麻烦还不仅仅在于不便交流有碍沟通,更多的时候还是一张“地域身份证”。一个外乡人,一张口便暴露了身份,遭受当地人的欺负便是常事。这不,本人乃杭州人,在杭州“打的”、购物、问路,绝不说普通话,更不敢说上海话。到了上海则尽量说沪话(只敢仿说最有把握的几句),过了长江便操普通话,为的就是怕被当成“外地人”。说起来,本人很怕去川鄂湘粤,因为不会说这些地方的方言,生怕被“杀猪”。20世纪70年代,本人上山下乡于遥远的东北大兴安岭,在深山密林寒风呼啸的筑路队帐篷里,上海知青时不时掼过来一句“阿拉大上海,侬伲小杭州”,噎得我们杭州知青上不来气。不过,语言问题确实连着经济实力。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炮舰厉害,英语便随着英国的炮舰“走向世界”。
 
  方言也有相当的好处,有时甚至救命。粤人龚楚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途中,于江西瑞金附近的周家排被国民党军抓获。此时,双方主力已经接战,鏖战正酣,国军营长下令将抓获的3个敌俘“拖到后面通通枪毙”。龚楚此时,不自觉地感叹道:“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乡呢处!”这些话是用粤语讲的。那营长一听,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原来营长也是广东人。接下来,国军营长与龚楚用家乡话一番对答,居然认了老乡,先松绑,再给3块银洋,要他随副官伙夫先行后撤。
 
  西安事变后,潼关至西安不通客车,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处于敌对状态。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博士,虽然长着张洋脸,却操一口陕西话,提一只睡着新生婴儿的篮子,对潼关车站的司机与军警说,丈夫生病,亟须她回去,居然得到额外放行,只是警告她要当心前面的东北军。一口陕语,居然可过封锁线。
 
  改革开放以后,粤省得地理之便、占先行之利,“想发财,上广东”,一时了得。于是,那十来年粤语很吃香。“洒洒水啦”“毛毛雨啦”“炖母鸡啦”(对不起),到处可闻。火车上、机场里,广东人的声音特响,自我感觉也特好。近日得知,粤语当时还存“夺嫡”之心哩!粤港民间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民国初年审定“国音”,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落败于京音。这一本无依据的传言居然还“闯”进学术圈,得到某些港籍语言学者的附和。从社会学角度,这种“一票之差的惋惜”当然隐含了方言优越感。二战后,香港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一中等口岸迅速跃升为特等口岸,超过了原来远为发达的上海。经济的优越感带动了方言的优越感。虽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但终究不讨非粤人士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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