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幼时，性顽劣，不驯顺，总是弄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母亲颇以为烦。
譬如刚穿上脚的一双新布鞋，三二日之后，就不知去向，光着脚在母亲眼前走来走去，以期引起母亲的注意。
母亲问：“鞋呢？”
“我哪知道。”他说。
母亲是做布鞋的巧手，针线细密，质地硬挺，即便是放在水面上，也不浸水，像小船一样游走。放学之后，路过村口的小河，大弟把一只鞋放在水面上，看稀罕。那鞋走走停停，比真正的船还有意思。他笑得在地上打滚儿，得意于自己发明的游戏。但一股湍流打来，那鞋顺流而远，他再也捞不回来了。
笑凝固在脸上，他愣了。没想到，欢乐与懊丧，竟是一对孪生兄弟。
但很快，他就又笑了。他索性脱掉另一只鞋子，放到一处急流之上，看到鞋子迫不及待地游去的情景，他击掌而歌——嗷，嗷，嗷嗷……
主动的放弃，反倒化解了懊丧，他此时，只剩下欢乐了。
（近读宁肯的新作《天·藏》，里边的一个藏族小男孩，也有类似的行止，不禁莞尔。看来，内陆之偏，边地之远——在原初的语境下，人的天性是一样的。）
还譬如，他用橡皮筋自制了一副弹弓，得空就射树上的鸟。到了后来，觉得射鸟很没有意思，就射人，射跟他要好的一个小伙伴。弹丸正射在眼睛上，小伙伴说：“我看不见了。”他竟笑着说：“这有什么要紧，到我家吃饭就是了。”
多么严重的事情，在大弟那里，都轻松于嬉笑之间。母亲大骇，觉不加以管教，肯定是惹是生非之徒。说理不果，严辞斥责，终至施以体罚——狠手拧其腮，用疼痛，强化他从善的记忆。
儿童的顽劣，改来是难的，大弟的腮面上，便承载了无量数的疼痛。长大之后，他竟变得异常驯顺，终日没有几句话，即便是喜乐的场面，也不见有丝毫反应，木讷了。
十八岁那年，他的右颧骨下，兀地生出一个包状物，外人看了，以为他天生异相，乃双颧骨之人。他因此变得十分在意，一闲下来，就以指抚弄。抚弄中，那个物件竟会在上下左右间移动，且有窸窣微音，他深以为不祥，心情沉重。
有人问：“你脸上怎么多了一块？”
他说：“是癌。”
“怎么好端端就长癌了？”
“我妈拧的。”
风传一久，左邻右舍、村里村外，都认定这村里有一个厉害母亲、一个受气的儿子。这个认定，反过来作用于母子，二人间就落下了心结。
母亲对我说：“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儿子？”
大弟则对我说：“我肯定不是妈亲生的，不然她怎么会对我这么狠？”
到了婚娶的年龄，大弟相了两回亲，都败于他的面相。便对母亲生出恨意，冷言冷语相对，让母亲暗自垂泪。
我只好带着大弟去了县医院。“可能是腮腺瘤。”医生判断说，“但咱这治不了，得去天坛医院。”
到了天坛医院，已是上午十点的光景。门诊大夫确诊是腮腺瘤，且需手术。但为了保证手术成功，须专家操刀，但已错过了当日的预约时间，便嘱咐道：“明天起早来。”
出诊室之前，大弟突然问：“这个瘤子是不是拧出来的？”
医生诧异了一下，说：“未必。”
未必，就是或许，这层意思大弟是懂的，所以他诡异地笑笑，认定他的病，肯定与母亲有关。
我下意识地想，医病先医心，应该想办法开导开导他。
那时的交通很是不发达，从京西的一处僻地到城里来，是不通早班车的，便只有住下。
出了医院的大门，就是天坛公园，我眼前一亮，决定带大弟在公园里消磨那漫长的等待时间。这处公园，上大学时我是来过的，和一个要好的女同学。由于可以理解的实际原因，我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但残存的感情还是有的，所以步入的脚步很是坚定，内心既忧伤又温暖。
那时公园里人很多，不像现在这么冷清。有情侣相拥，长幼相携，友朋相簇，也有团队结伙和一人行。人一多，就眼花缭乱，大弟的目光惊奇又游移，手紧紧地攥着我的衣角，须臾不敢松手。
圜丘坛阔大的基座给人永远也走不到头的感觉，坛壁放着幽蓝的光华，一尘不染地媚着。盘桓期间，大弟不住地感叹：“忒大！”
我说：“不仅大，还神奇。”
便给他讲了一点坛的历史和建筑的结构。我说，这里是皇帝举行冬至祭天大典的场所，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当时为三层蓝色琉璃圆坛，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扩建，并改蓝色琉璃为艾叶青石台面，汉白玉柱、栏。圜丘形圆似天，三层坛制，每层四面出台阶各九级。上层中心为一块圆石，外铺扇面形石块九圈，内圈九块，以九的倍数依次向外延展，栏板、望柱也都用九或九的倍数，象征“天”数。台面石板以上层中心圆石为起点，第一圈为九块，第二圈为十八块，依次周围各圈直至底层，均以九的倍数递增。各层汉白玉石栏板的数目也是如此。“不信，你就去数一数。”我对大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