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间,瞿秋白走到了生命的深秋。他再一次被米夫和王明抛弃在组织外。那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及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要求参加,未获批准。
这是王明等为首的中央领导层的一个绝好时机,在生死存亡的转折中,一个政党和一个军队同样需要轻装上阵,他们要丢掉一些重型武器,一些无用的装备,也要趁机甩掉一些人,这倒并非因为无用,而是在他们的原则和意识里,这类人一直挡了他们的路。或者说这样的人,他的光芒和才气,总是让他们看到自身的黯淡。这是一个好时机,他们只要给出一点点理由,就可以丢掉一个让自己害怕的包袱。他们说瞿秋白身体状况欠佳,不适合转战南北,还是原地留守,在苏区指挥游击战,就这样瞿秋白被撇下了。而当时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人都得以跟着大部队撤离,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最后安全到达陕北。瞿秋白患有严重肺炎,他这样的身体倒真不适合辗转作战。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在福建乡郊野外东躲西藏,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
1935年2月,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早春的寒意还未退去。瞿秋白带领一个小分队出现在福建长汀县的山间小道上。这是一支疲惫的队伍,战士们衣衫褴褛,装备简陋，脸上写着疲倦和惊恐，像一群越冬的鸟，在躲避猎食的枪口。2月24号，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大家都走累了，原地歇脚。突然村口枪声大作，长汀县地方反动武装保安轩包围了小径村。
红军队伍左冲右突，企图突围。患重病的瞿秋白跑了一段路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战友邓子恢过来拉着他跑，他已精疲力竭了，对邓子恢说：“我病成这个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别管我，快走吧!”
邓子恢执意要背瞿秋白走。瞿秋白不同意，他只是隐蔽在一处灌木丛里，让邓子恢带着队伍冲了出去。那一刻，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急速奔跑，停下后，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些了。怎样的去留并不重要，任何时刻，他都希望自己保有一些从容。
当然，敌人很快就发现了他，这是预料中的事。
起初，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瞿秋白。
在审讯室里，瞿秋白始终安静地坐着，像一个打坐的禅师，他说自己叫林琪祥，是个医生。1932年因病到福建游历，恰逢红军攻打漳州被俘，送往瑞金充当医生。一次又一次审讯，这就是他始终如一的口供。后来，******方面很快得到密电，濯田区水口镇捕获的人里有****头目瞿秋白。这个叫林琪祥的人很快被带往******驻福建长汀的三十六帅师部所在地。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负责审问瞿秋白，吴淞涛例行公事地问，瞿秋白也例行公事般地答。后来吴淞涛拍桌子，大声怒喝：“你就是那个瞿秋白!”瞿秋白还是定定地坐在那里，一脸安然，他平静地望着吴淞涛，缓缓地开口说道：“我叫林琪祥，职业医生。”仿佛那真是他与生俱来的身份。
但情势急转直下，有好几个人相继叛变，都供出了瞿秋白，后来一个叛徒被领到瞿秋白面前，这个叛徒，指天发誓，愿意用脑袋担保面前的人就是瞿秋白。这时候，这个叫林琪祥的人才淡淡地笑了，他说：“既然如此，也别浪费这位好汉一颗上好的脑袋了。你们执意说我是瞿秋白，我就真是瞿秋白。至于前些时间说的林琪祥、职业医生之类的话，你们权当我写了一篇小说。”
瞿秋白是—条大鱼，******高层授意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从瞿秋白这打开一个缺口。宋希濂心情颇为复杂，他既是******的要员，要想方设法让瞿秋白靠近******，又在内心深处对瞿秋白的为人和才华深为敬仰。他意识到，对待瞿秋白这样的人硬碰硬是不行的，得以柔克刚。
于是，瞿秋白获得了特殊“礼遇”。宋希濂命令手下为瞿秋白找了一间较大的囚室，还下了“优裕生活”的指示。起初，他担心瞿秋白会拒绝，这也是******人铁骨铮铮的共性，许多被捕的革命者为表清白，对******的任何优待都嗤之以鼻。但瞿秋白倒爽快，这让宋希濂觉得隐约看见了曙光。其实，宋希濂错了，瞿秋白只是看透了许多东西，他也看到了1935年是自己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他享有这样的优待，仅仅只是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在形式上保有所谓的清白了，他本身就是一块汉白玉，他有清澈的人格和坚实的底线。这一切他很清楚，他无所畏惧，不管是优待还是谄媚，不管是陷阱还是圈套，对他采说都不重要。
宋希濂询问瞿秋白在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瞿秋白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砚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他需要烟和酒。这些宋希濂全同意了。
宋希濂倒也考虑周全，不但为瞿秋白准备了一张大书桌，还为他搜罗了一些中国古籍，并按照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应膳食，并随时各有烟酒．他要求师长以下所有人一律称呼瞿秋白为“先生”。
瞿秋白在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大囚室里过起了短暂的读书写字生涯，在这间囚室里写诗、治印、习字、喝酒、抽烟、静思、默想……他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用了很长时间写一篇长文《多余的话》，那是他身陷牢狱后的回首帐望，是他自言自语式的一场反思，是一个终究脱不开文人气质的表白。
这也让我们知道，所有其他加给瞿秋白的身份都不是那么妥帖，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骨子里他只是一位文人，永远脱不开书生意气。
那些日子里，瞿秋白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他的出生，他灰色的童年，他最初的梦想，一路走来，梦想被不断改写。原本他只是想着成为文人，成为一个安分的教员。但历史一直跟他开玩笑，他怀抱着齐家治国的情怀走在了历史的节骨眼上，终于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只是觉得革命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是一条引领更多人走出黑暗的渡船。
那个暮春时节，由于宋希濂的复杂心思，瞿秋白得到了片刻休憩。他在既为书房也为囚室的小房间里自得其乐。连******的军官和哨兵都忍不住向他讨要书法和印章，只要大家开口，除了谈政治，瞿秋白都一一应承下来，一方一方为他们治印，一幅一幅地写书法送给他们。那些******的官兵也对这个“共匪”头目钦佩有加，将瞿秋白的作品悄悄收藏了。
这是最后的安逸时光，瞿秋白深知自己来日无多，他早就放下对生的渴望了。他知道死也无非是一个绵长的梦，一次不会醒来的沉睡罢了。他觉得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死亡只是赶赴一个长眠之约罢了。这样他心里再无更多挂碍，他每天准时起床，安然入睡，勤奋地写作，在最后的余生里重拾起了那半个文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