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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千架(3)

时间:2017-12-15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余秋雨 点击:

  说到千岛湖事件,她产生了回忆。事件发生时她正带团在台湾演出,台湾有传媒说那几个罪犯来自新安江,而新安江又来自安徽,因此要大家拒看安徽戏。我说:“你看,这件事我们两头都洗不干净了。”
  去年,有一家当地亏损企业请她参加一场义务演出,她想既是“当地”又是“亏损”,义不容辞,答应得比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还快,而且郑重其事,要我陪她前往。她把我看得很重,从来不要我陪她演出,这是第一次。但那天到礼堂门口一看,正面赫然一条红布横幅,上书热烈欢迎某某先生文艺晚会。她就觉得有点不对劲,立即打听某某先生是谁。别人告诉她,这是外省某企业的一位干部,那家企业兼并了本省的这家企业,被兼并的企业用一台晚会欢迎他。演出已经开始,妻子所在剧院一个上了年岁的高个儿男演员,正在使劲演唱。妻子一见,怆然停步,再也迈不动腿了。
  她在自言自语:“兼并就兼并吧,两边都是国营企业,两边都是国家干部,有必要低三下四地专门为某个个人开个晚会吗?国家领导人来也没有拉过这样的横幅啊!”
  那位被欢迎的外省企业于部年纪不大,一心只想见到他崇拜的艺术家,连忙赶到场外,反复邀请入座。她客气地与他握手,又抬头看了一眼那条横幅,说:“真抱歉,今天我们自己省里有点事。”
  据说,这次拒演,又使她遭到本省同胞的非难。
  越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越觉得家乡需要重振内在的文化素质。对于中国科技大学存在于合肥,她一提起就兴奋,朱清时校长希望聘请我担任兼职教授,她竭力促成。但她更清楚推进黄梅戏艺术的重要性,因为毕竟是全国最受欢迎的剧种,只是这几年由于在艺术上过于保守、在内容上过于杂乱而急速下滑。她对国际间的艺术趋向并不陌生,深知只有为这个剧种重新呼唤来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才有出路。为此,她投注了整整几年时间进行观摩和寻访,其中包括寻访愿意到安徽来奋斗一场的海内外艺术家。这番努力得到了文比厅的支持,《秋千架》开始排演。
  在排演的过程中,她一再对我说,最大的担忧,是怕外来的艺术家看不起本地人。“是对你们剧院的演员没信心?”我问。
  “不是,”她说,“是怕外来的艺术家看见本地某些以内耗为专业的评论者,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一出来他们一定写文章嘲弄,万一外来艺术家看到这种文章,以为我们本地人都是这种水平,那多丢人!”
  “嘲弄建设者,不止是本地的毛病。”我安慰道,“你能不能到时候请人把这种嘲弄文章收集齐,印在全国巡回演出的说明书里,这说明书也就有了史料价值,多有意思!”
  “会不会注明是本地的报纸刊登的?”她问。
  “当然,”我说,“什么报纸,几月几日,什么署名,都注明。”
  “这岂不是又在出我们的丑了!”她有点难过。
  在机场告别时,我看着她说:“两千多里地的长途汽车,颈椎、腰椎怎么办?”
  她笑了,说:“说不定哪一天我真站不起来了。”
  “那时,我正好因用脑过度而成了傻子,两人天天面对面。”我说。
  “我不走穴,没有钱,你被盗版,也没有钱,你没有官位,我也没有官位,两个人就像回到了太古时代,那才叫纯粹。”她说。
  “一个傻子推着一个不良于行的女子,在夕阳下晃悠。”我说。
  “到那时,动脑筋的是我,动肢体的是你,正好倒过来。”她说。
  说到这个地步两人已经很开心,大笑一阵后我进了安检门,她又上了那辆出租车走了。几年来,她一会儿对我说,演戏的事太烦太苦,今后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牵扯进去了;一会儿又觉得我写作更苦更伤心,还不如继续帮她搞戏。说来说去,两头都无法落脚。多享受一点家庭气氛吧,前两天见安徽一家报纸刊登批判文章,说“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样的情感方式,是放弃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这种批判语气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永远显得义正词严?结果是,写作不行,演戏不行,回家也不行。
  只能荡在秋千上。
  说不定确实会遇上挺大的麻烦。哪一天,真的傻坐在夕阳下了。
  那就趁现在还健康,特意留下一些印记吧。昨天与她商量过,这本新书的扉页,就印我们去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拍的照片,而在书的封面上,一定要印上她为我刻的图章。对于照片,她倒没什么异议,只希望印单色;对于图章,则求我让她重新刻一方更好的。我说没时间了,而且我敢担保,多数读者只会为她的篆刻水平而惊讶。何华先生曾撰文称赞她对外国现代音乐和中国古代篆刻的见识,这在国外好几家报纸都转载了,这次终于由我来提供一个小小的证据。她说:“真的篆刻家该笑我了。”我说:“反正业余,无所谓,我写一幅业余的书法作为书名,与你陪绑。”
  到北京交了稿子,下午便在旅馆里睡了一觉。醒来已是晚上,想到她还没有睡过,立即打她的手机,问她现在在哪里。她说,南京的录音己完成,正在向连云港赶,现正坐在苏北洪泽镇的一家路边小店吃晚饭,司机丢了什么东西,返回去找了,估计至少要等两个多小时。她说小店不大干净,但菜很新鲜,要我放心,早点休息。
  于是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作为新书的后记。
  写完,我想,司机早该回来了,妻子正坐在长途汽车上。此时已是深夜,汽车上的其他人都已入睡,我不能再打手机。她现在,一定揉一揉颈椎、腰椎,然后抱着小小的化妆包,摇摇晃晃地开始打盹。我远远看去,还是无法读解这种不为名、不为利而又不断重复的艰难行程。
  谁也没有认出她来。苏北平原的夜幕下,颠簸着我的疲惫不堪的妻子。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深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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