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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俱不可得矣

时间:2014-10-04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周宁 点击:

  梁济(1858——1918),广西临桂人,清末学者。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之父。

  民国初年,梁济看到,实行不久的共和体制不仅未能改善社会风气,反而使之恶化,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若正义、真诚、良心、公道等“吾国固有之性、立国之根本”丧失,则国将不国;,他认为,这完全辜负了清帝因爱民而逊位之心。他只有以身作则,“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以唤起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他的自杀既是殉清又不只是殉清,而是殉中国。徐志摩认为,梁济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随你叫它什么吧:天理、义、理想或是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甚于生的那一点”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因此这一行为具有不可磨灭的精神价值。

  有人死得很沉重,有人死得很轻。

  1918年旧历十月初十,是梁济60岁生日。6天前,梁济带着笔墨纸砚,到积水潭临湖阁小住。家人准备打扫房间,为他祝寿。没有人发现任何异常。梁济喜欢那里的幽静,最近两年,也常去独处三五日。但是,这一次却不同。梁济把这间临湖小阁当做人生的最后驿站,不管有多少感伤与留恋,他都得在这里,独自一人,与这个世界告别。十月初六,家里来车接他回去,他拒绝了。整个夜晚,小阁烛光不灭。启明星再次出现在东方天际,梁济推开阁门,走入清冷的晨风,在湖边站定片刻,投入水中。

  在临湖阁,梁济度过了生命的最后3天,而为这3天,他准备了7年。7年前,辛亥革命爆发,清室逊位。逊位诏书颁布不出一月,北京兵变,烧了东华门,大掠于市。是为民国元年不祥的开端。正月里,梁济随同乡去粤西老馆团拜,在神明祖宗面前,他暗中许愿:“必将死义救末俗。”那年夏天,他在缨子胡同旧宅自己手植的一—丛竹林前留影,同时开始写作《别竹辞花记》,以志永诀。

  心愿种种,而今俱刁;可得矣。作别人生,理智上决断容易,情感上割舍难。梁济用7年的时间体验死亡,断断续续地写作《别竹辞花记》。世间难得有如此真诚质朴的死亡日记。生命要结束了,首先是有许多遗憾,而且,是永远的遗憾。梁济祖籍桂林,生长于北京,一直想回乡祭扫,却始终未能成行,过去可待来日,如今已经没有来日可待了。梁济平素爱南方,经常向往能像历代文人雅土那样游西湖,登孤山,赏春花秋月、四时烟霞。可是,年复一年,人事倥偬,直到1912年正月,友人来访,相约开春同游西湖,梁济口头答应,内心一片悲凉:必死之志已定,今生今世,永无可能了。辛苦一生的笃实之人,也有质朴浪漫的憧憬,令人感动。听说贵州学署来鹤楼风景绝佳,鸟鸣山色,树影花光。还有,著名的三峡,乘舟出蜀入鄂,何等风光!可惜,这一切都已不可得。

  梁济在《别竹辞花记》中平静地述说自己平生的遗憾。来日不可期,往昔不可复,生命的起点与终点经常在深情幻想中趋向重合。童年光景在记忆中回放,惋惜与懊悔都充满温情。少年家境贫寒,生性鲁钝,不好学,又无远大志向,长大以后世事艰难,有要读的书未读,要做的事未做,如今自设死期,只能终生抱憾了。活过就是遗憾。生在世间,看世间事,常不辨大小、轻重、缓急,终日无事忙碌;只有出乎世外,了断生死,世间事大小是非,才一目了然。人间智慧,最高的是生命智慧,而这种智慧,刁;入死亡境界,是难以获得的。

  待死之人,站在死的立场上,为失去的未来时光伤感;站在生的立场上,则为逝去的往昔时光惋惜。人生最后7年,梁济停留在生死交界处,对生命的体验分外细致多情。梁济性情敦厚勤勉,为臣忠、为民爱、为子孝、为父慈,凡事一‘丝不苟,尽心尽力;又生逢乱世,遍地荆棘,时时忧虑,事事艰辛,回想起来,无限伤感与惋惜。生活原本是可以成为艺术的,梁济从小读诗,想象各种诗境,却唯独钟情那种幽渺凄清的,大概与个人的际遇心境相符。移居缨子胡同后,梁济在后院种了几株竹,本想体验古人诗境,寒窗听雨。死亡让人在许多微刁;足道处,产生出无限伤感。思想单纯、意志坚定的人,也有多情缠绕的一面,向往看山观雪、玩月赏花的浪漫。无奈连年忙病穷愁,连这点心愿都难了。当然,还有更多的未了心愿,比如说,编印先君先母的遗诗,携妻小出游,看春花烂漫,秋山寂寥……

  死亡并不可怕,只是有些伤感。那么多留恋与遗憾,为什么不能放弃呢?古时仕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志向高远。但以往的日子里,世道清明、皇恩浩荡的时候并不多,圣贤寂寞,志士怨嗟,那些事迹在诗文里,情趣轻松,若在当时亲身经历,想必也是愁苦万端的。好在人生穷达之间,入世出世,总可以做得游刃有余。“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这是人生智慧,逍遥中有油滑。梁济没有大学问,但基本道理还是清楚的,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想到通脱,进退自如,天地自然开阔了。但他做不到,他不是那种可进可退的人。“君天也,天不可逃也。”也许从清帝逊位诏谕天下的那天,天崩地陷,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没有活路了。

  梁济死得很沉重,这种沉重来自道德的自觉。人生求得清闲安逸不难,“只将社会弊端、国家蔽政、人民困苦、世教凌夷,一切不管”;求得荣华富贵,也未必不能,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济在民政部任职,官四品,革命后就原职,本也可有富贵利禄,他却因为一次加薪辞了职。他认死理,国家鼎革之初,百废待举,公务人员应有勤瘁之心,不应先饱私囊,自图安享。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辞职。从辞职到辞世,6年之间,梁济反复思量,一是殉清是否有意义,历史上24朝覆亡,都有殉道者,唯独清室覆亡,举世漠然,未见一个有心人:二是即使有意义,是否该他承担此意义,那些食先朝俸禄的显爵望族,他们更应义不容辞:三是纵然他有殉清之志,天下人是否可以理解,如果不理解,死得糊涂,那么他以死讽世的愿望也就落空了。梁济内心笃定,——旦起了死誓,不管多少依恋,都必须决绝。在《别竹辞花记》里,他深情诉说自己的心事,有疑虑,但从未动摇。

  梁济决意要掌握自己的生死。世俗人生,总是因为贪恋生,才使个体在生死面前无从选择;只有掌握了死,才能掌握生,获得生死的自由。此刻,他可以选择生,也可以选择死。他也曾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一再拖延死期,是懦弱还是犹豫?或许只是没有准备好。自杀是件认真甚至神圣的事,任何轻率与仓促,都会破坏它的意义,他等待了7年,希望对现实悲苦的生命有个交代,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淳厚的心愿,以自己的死,教人更好地生。衰败的世道里,做个诚笃的儒者,除了一死,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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