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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

时间:2013-10-03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余秋雨 点击:

霜冷长河(全文在线阅读)   >   关于善良 >  街市

  街市间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
  眯眼远望,猛然想起十几年前这条街道的那一头,发生过一个事件。两个穿得很体面的女人,为了口角,要当街剥去另一个女人也很体面的衣服,以示羞辱。衣服真的被剥掉了,当时围观的有数百名行人,没有人上前阻止。那两个动手的女人,手上并没有凶器,身上也没有武功。
  数百名不动声色的围观者是不是想趁机一睹剥除体面后的女性胴体?——这个推断有点恶浊,比较厚道的猜测是:当争吵开始时,他们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当事人的彼此关系,只能冷静观察;但是,当事情发展到恶性阶段,那必然是一个反复搏斗、挣扎的漫长过程,而且行为的目的也已看得一清二楚,这总该有人站出来了吧?不,他们是衣冠楚楚的体面人,怎么能陷入拉拉扯扯的扭打之中?而且受害的女性已经衣履不整,自己裹卷在里边碰碰撞撞也有损于雅洁的身份。于是,从头到底,数百具健硕的生命像在剧场里那样安分守己,静静地观看着这一起街头暴行的起承转合,步步演进。
  终于有人觉得有点不对,决定要写一封信给报社,呼吁今后街头不应该再出现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两位先生从手提包里找出纸和笔,把纸按在电线杆上开始写信。信写得义正辞严,周围的先生深有同感,便在信纸上一一签名。每一个签名都端正清晰,而在整个签名过程中,剥衣的暴行仍在进行。
  签完名,有人寻找邮筒,一个热心人自告奋勇地说,我回家正好经过报社,直接送去。报纸很快报道了这个事件,也提到了这封签名信。整个城市都震惊了,既被这起暴行激怒,更为数百名旁观者羞愧,而对于那些躲在电线杆后面写信签名的人,则不知说什么好。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这个城市第一次感到自己整体上的不体面。体面的服饰,体面的步履,体面的谈吐,体面的笔迹,一夜之间全都化作了云烟。
  不体面在何处?不体面在缺少分辨善恶的即时敏感,缺少扬善抑恶的果断行为。
  以后那些日子,人们纷纷发表言论,要求司法部门严惩那两个肇事者。其实谁都知道,像肇事者这样的恶人,不管何时何地总会有几个的,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几百名冷静的旁观者。但法不罚众,人们只能借着对肇事者的愤怒,来洗涤群体性的耻辱。后来肇事者理所当然受到了惩罚,人们终于吐了一口气,但痛苦并未消除,一座最讲究体面的城市的痛苦。
  直到不久之后发生了另一个事件,这种心理歉疚才稍稍得到缓解——
  一位默默无声的中年音乐教师因患不治之症而进入危急状态,他的两位学生闻讯中止了在国外的演出,赶回来为老师举行了一场挽留生命的音乐会。这件事被市民知道了,那天,很多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挤进了音乐会现场,在听完演奏之后,鼓励孩子走向募捐箱,一双双小手在黑亮的钢琴边上几乎组成了一个小树林。然后,家长们又带着孩子们上街买花,找到音乐教师的宿舍,从宿舍一楼到五楼的楼梯立即被密密层层的鲜花铺满。
  我想,这些家长是在进行一个艰难的嘱托:“我们这一代有点不行了,你们要换一种活法。”那一天居然有那么多家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市间为此奔忙,想起来实在有点让人兴奋。
  不知道这些家长中有没有那次恶性事件的旁观者,但想必都是读到过有关报道的。他们经历过人人自危的年代,看到过“文革”中街道间的武斗、抄家和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深知即便是一目了然的恶行也难于以自己的一腔正义去扑灭,于是便学会了旁观和退缩,满脸皱纹埋藏了一层层难言的生存经验。有时,他们也会把这种生存经验吞吞吐吐地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但千言万语常常抵挡不住孩子最幼稚的发问,其实这种发问也来自于自己的童年。他们在疑惑中反思,直到一桩桩恶性事件把他们一次次摇撼,他们终于知道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点什么了。据我所知,甚至那些身陷监狱的父母,也希望前来探视的孩子做个好人,不要学坏。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有关人之为人的嘱咐发生在家里,发生在课堂,但是善恶命题的本质是超越亲情和学问的,它们最终实现形态,是一个人与无数陌生人的关系,因此最大的课堂常常在人群中、街市间。
  正面的课,反面的课,明白的课,灰色的课,我们都从这样的大课堂上走出,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了这种课堂的教师和课本。
  ………在街市这个课堂上,即使那些已在频频教育他人的人也未曾拿到过毕业文凭。美国作家艾·巴·辛格在二十年前发表的著名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写一位哲学博士如何在孤室冥思中濒于死亡,却又在街市俗情中获得新生。喧闹的街市足以向神圣的斯宾诺莎发出挑战,更遑论我们?
  我仍然凝视着街市。
  街市不提供理论,只提供情景。情景大多比理论雄辩,而善良,正是在情景中生存。
  说起这里我又产生了有关街市的一个回忆。
  十几年前,为了一种戏剧观点的分歧,一位外地学者和一位本地学者在我们学院对门的街道口友好地辩论,我是支持那位本地学者的观点的,当时正站在他们中间,准备等他们说完之后做一番申述。但就在这时,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连人带车倒在马路中央,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见那位外地学者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她扶了起来,我和其他行人跟上前去帮忙,等我们扶着这位妇女一步步走到街边,我看见,那位本地学者正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划着火柴在点烟,眼神定定地构想着新的辩论词句。
  “还好,看来没有大伤。”外地学者拍打着自己衣服走回原地。
  “关于淡化情节的问题……”本地学者立即就把中断的辩论接上了。
  就在这一刻,我的心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当然知道人品与观念不能等量齐观,但无法阻止自己的耳朵在此后倾听那位外地学者的声音时感到的舒服。我还是不太同意他的观点,但却体会到了一种舒服的不同意,就像同时体会到了一种不太舒服的同意。不久北京一家杂志要我为这场延续多年的争论作总结,我的观点也就由一端而趋向于平正。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那天的舒服终究是舒服,那天的不舒服终究是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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