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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3)

时间:2013-03-09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余秋雨 点击:

  许玄是我的同班同学,我立即断定,这是许玄的父亲,华东师范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许杰先生,全国闻名的“大右派”。那么衰老的他居然长途颠簸看望女儿来了,汽车站离这里很远,货用自行车显然是他从车站雇到这儿的。
  “您是许伯伯吧?”我问。他高兴地点了点头,我就指给他看许玄的住处,自行车又驮着他上路了。我连忙叫出张可老师,张可老师看着许杰先生的背影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受了那么多罪,还一心关心女儿!”
  从许杰先生,谈起文学界。我说前不久读了陕西作家王汶石的几个短篇不错,她说从王汶石一篇谈结构的文章,可以知道他比其他农村作家要用功。如此平静地以“用功”一词来评价一位当时颇为轰动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种宁静的文化风度。
  “国外的小说家你最喜欢谁?”她想把我从中国作家中引开。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我回答。
  “那也一定知道翻译俄文的满涛?”她问。
  “当然。”我说。
  “他是我家里人,哥哥。”她说。
  “他也姓张?”我愚蠢地问。她忍不住笑了,点了点头。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胆地追问:“张可老师,据说你有很传奇的经历?”
  她又笑了:“什么传奇?不值一提。”她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讲下去,而是换了一种口气对我说:“你的古文已经不错,现在最好把外语学好,光凭英语课本没用。我觉得你还应该再用功一点。”
  又是“用功”。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已经把最容易买到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通读了一遍,她连忙说:“那是偷懒的办法,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亚。”
  这样的谈话,几乎天天进行,特别是在晚上。羊睡着了,老太太的咳嗽声有节奏地传来,李惠民继续在油灯下与欧阳询厮磨。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外是浩阔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是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而我们居住着的村落,从明末以来一直是海盗的据点。当年让航船者们闻风丧胆的“七十二家村”就在这里,这个如此破败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部分。
  长江、海盗、郑和、戚继光,现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诃夫和莎士比亚。我纳闷:是一种什么缘分,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位长者?
  春节到了,上级通知,每村三人中一个留守,两个可以回家探亲。留守者当然是我,他们两位走了。李惠民天天嘴上挂着未婚妻,何况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我吃完了。过几天,不知在哪个村庄,家家户户的春联都会换上漂亮齐整的欧体?张可老师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作为学生,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询问老师,就是不适宜询问老师的家庭。她日日夜夜给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除了哥哥满涛,却从来未曾提起自己的家里人?
   

  从农村回到学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班级的同学,很少有家里不出事情的。作家、教授的后代自不待说,连“高干子弟”们也接二连三地大祸临头。郭沫若几经痛切检讨后还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荐来的曲信先却遇到了家庭出身问题。李婴宁同学的父亲的党龄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长,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和文物鉴赏家,当造反派闯进他家打烂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亲默默无名,居然也因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关押,他可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经济来源,我这个大儿子虽然不到二十岁却面对着一副家庭生计重担,盘算再三觉得能救我们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刚刚想到,叔叔已在一场游街批斗之后自杀。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红楼梦》”。
  这样大同小异的悲惨故事,在几天之内都压到了各位同学身上。不久前还嘻嘻哈哈的班级,一下子变得很沉默。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理解大家年纪轻轻为何那么懂事,不哭泣、不诉说、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静而怆然地走在处处飘拂着标语、大字报的校园里。背后的长者都不见了,热闹中的脚步迈得多么孤独。不知在何处阴暗的房间里,长者们正目光痴痴地悬想着这些脚步,而这些脚步却已走不到长者们身边。
  学校中的造反派骂我们班级是顽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个班级压着多少个家庭悲剧,有什么心绪在学校里胡闹,又有什么资格胡闹?
  有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她问。
  “谁?”
  “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他问好。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问。
  “是的,已经动员了。”我说。
  “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
  “让带书吗?”她又问。
  “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
  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
  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每个文科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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