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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汴京到杭州,苏轼精心谋划的一场私奔

时间:2017-01-07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祝勇 点击:
从汴京到杭州,苏轼精心谋划的一场私奔
  陈传道听说苏东坡被贬杭州,以为他被朝廷所贬斥,急忙来信安慰,他哪里知道,在杭州,苏东坡度过了“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
  
  
  一
  朝云是在苏东坡第一次外放杭州时来到他身边的。
  上一章说过,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东坡在38岁上任杭州通判。有一次,他与知州陈襄观赏歌舞,见一小女孩气质不俗,眉宇间却暗含忧伤之气。问她,才知道她父母双亡,被亲戚卖到杭州的青楼楚馆,只因年仅12,还未成人,便让她先学才艺。她的歌声与身世,都让苏东坡动心,断然将她赎身,带回家中,取名朝云,只是当丫头养着,并未当作侍妾,直到四年后,朝云16岁,苏东坡才正式将她纳为侍妾,那时苏东坡,正任徐州知州。
  朝云善解人意,冰雪聪明。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每日餐后都会在室内扪腹徐行,这是他的养生之法。有一天,他突然指着自己的肚皮问:“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说:“都是文章。”一婢说:“都是识见。”苏东坡不以为然,只有朝云脱口而出:“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话音落处,苏东坡捧腹大笑。
  
  
  
  二
  按理说,司马光重返政坛,苏东坡的出头之日来了。但苏东坡独立不倚、危言孤行的“毛病”没有改。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时与苏东坡一个战壕的战友司马光,在67岁上受皇太后之命重返朝廷,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出任宰相,北宋政坛又发生了无法预料的逆转。这个司马光不仅会砸缸,而且会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彻底砸烂。他新官上任,就对王安石变法做出全盘否定。
  刘仲敬在《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一书中说:“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不能满足于纯理论的胜利……他们像苏拉和庞培一样,用非常手段修补惨遭革命者破坏的‘祖宗之法’,从不相信毁法者有资格向护法者要求平等待遇”,并说:“他们是最后一批唐代人,不愿意为虚伪的高调放弃事功”。
  此时的王安石,就像他曾经实行的新法一样,到了弥留之际。当司马光废除募役法的消息传至他耳边时,他只微微叹了一声:“啊,连这个法都废了。”又不甘心地说:“此法终究是不该罢废的。”
  王安石死后,病重的司马光半倚在床上,下令厚葬王安石。
  假如反过来,王安石也会如此。
  他们在政治上或有输赢,在人格上却都是胜者。
  苏东坡原本已在司马光返回朝廷那年官升礼部郎中,获赐金带、金镀银鞍辔马,后来又先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成为帝国的三品大员,可谓扶摇直上,身入玉堂,但他就像李敬泽写过的伍子胥,永远没有办法让上级喜欢,永远不能苟且将就,永远像他的小妾朝云形容的那样“一肚子不合时宜”,加上一直欣赏他的宋神宗、一直保护他的高太后去世,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开始疯狂打击元祐大臣,四面楚歌的苏东坡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
  司马光、吕公著两位宰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尽行废除。苏东坡却挺身为王安石辩护。苏东坡不喜欢二元对立,他喜欢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他不仅对司马光有意见,而且在政事堂上与司马光急赤白脸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气还没消,连骂:“司马牛!司马牛!”
  “一肚皮不合时宜”,朝云一句戏言,把苏东坡描述得其神入骨。
  
  
  三
  苏东坡在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的烟花三月,第二次来到杭州。这是他屡次请退之后,朝廷终于同意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领军浙西。
  仿佛是对朝廷上的官僚们说:不麻烦你们了,我自己滚。
  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出京,到杭州任通判,是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那一年,他39岁,就是那一年,他把朝云带回了家。此次赴杭,他已经54岁。十五年过去,杭州如故,他的心却已迥异。
  在苏东坡眼里,朝廷上的官员只会唇枪舌剑,争权夺利,一件正经事干不来。对于宋朝政治制度的弊端,林语堂先生有着精妙的分析:“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朋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1078),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没有专责。……在当政者与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相继贬官,并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自此以后,党议不断发生。孔子曾说:“君子不党”。但是,在实际的环境下,一个官僚的政治理想,怎么可能全凭一己之力去完成呢?欧阳修曾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向宋仁宗上过一篇奏章,就是著名的《朋党论》,把朋党定义志同道合的政治共同体,但宋代朋党,还是没有像欧阳修希望的那样,成为“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的“君子之朋”,而是沦为争夺权利、排斥异己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以至于宋代后来的党争,连“政见”都不见了,纯粹成了人事之争、利益之争,甚至神经过敏,到处捕风捉影,诬陷好人,弄得满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
  从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代元祐党案到明代东林党案,朋党政治一直是中国王朝政治中最黑暗的一部分,一曲《赵氏孤儿》,掩藏的却是党派斗争的无情。以至于像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王诜、秦观、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这样一批有学问、有抱负、有见识、有气节的人物,都不得不为朋党政治而终生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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