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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短与长(3)

时间:2019-09-07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解玺璋 点击:
  
  很快,英国陆军少校戈登出任“常胜军”管带。李鸿章率领的淮军与戈登统帅的“常胜军”合作得不错,虽小有不快,大的方面则配合默契,李鸿章还奏请朝廷,授戈登以中国总兵。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陆续攻下了常熟、太仓、昆山、吴江、江阴等处。1863年11月中旬,以三路大军围攻苏州。
  
  然而,由于苏州太平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的领导下拼命死守,淮军与常胜军连日苦战,久攻不下,死伤甚众。为避免更大的伤亡,遂决定以策反的方式,从太平军内部寻找突破口。这时,困守于苏州城内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以及“四大天将”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而纳王郜永宽已有投降之意,他的副将郑国魁原与淮军将领程学启(程本是太平军降将)相识,于是,通过郑国魁与程学启秘密联络,戈登与程学启来到苏州城北的阳澄湖,与郜永宽面订降约。双方约定,郜杀谭绍光并献苏州城降清,而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许以郜本人二品顶戴。“学启立誓,戈登证之”。[22]
  
  12月4日,谭绍光召集诸将在慕王府商议防务,郜永宽乘机让天将汪有为刺杀谭绍光,并掩击其亲军千余人,遂打开城门,归降清廷。第二天,郜永宽等献上谭绍光的首级,李鸿章、程学启入城受降。至此,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有些不妙,据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的记述:“当时此八将(指上述四王四天将)所部兵在城中者尚十余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既许以总兵副将等职,至是求如约。学启细察此八人,谓狼子野心,恐后不可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大飨(xiang)彼等于坐舰,号炮一响,伏兵起而骈(pian)戮之,并杀余党之强御者千余,余众俱降。”[23]《李鸿章年(日)谱》的记载与梁启超的记述大体相同,也提到程学启担心“太平军过多,恐尾大不掉 ,定计召郜云官(永宽字)汪有为等八人来议事因设伏杀之”,最后还特别指出,“鸿章初不肯,学启以去就力争”,[24]似乎杀降主要是程的主张,意在为李鸿章开脱。
  
  但戈登以为,李鸿章既为清军统帅,就该为杀降一事负责。所以,当他听说郜永宽等都已被杀的消息后,怒不可遏,提着短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杀他以偿其罪,甚至宣布“常胜军”不再受李鸿章节制,并准备攻打淮军。
  
  据说李鸿章躲在外面,不敢回营,还请了英国医生马加尼为他说情。而戈登始终不能原谅李鸿章,他还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事后,清政府褒奖“常胜军”,奖励戈登白银一万两,被他公开拒绝了,他还拒绝了李鸿章先前应允的犒赏金七万元洋银。多年后,李鸿章到欧洲诸国考察,在英国期间,他专程到戈登塑像和墓地前献了花圈,并鞠躬致意,此举赢得英国朝野的好评。他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忏悔则不得而知。
  
  此事在梁启超看来却是不可原谅的,他指出:“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剚(zi)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虽彼鉴于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中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以见其概矣。”[25]
  
  梁启超的批评指出了李鸿章性情或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实际利益大于义理道德、行为准则。有人曾对比曾国藩与李鸿章,说曾做事讲应不应该,而李做事考虑的是能与不能。二人的区别就在于,曾是理学家,终其一生都在捍卫儒家的义理名节,绝不苟且;而李是实干家,做事不得不考虑可能性,有时或委曲求全,或权衡利弊,或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总之是要讲谋略,讲进退,讲权变,讲时机,而不拘泥于名教、义理、道德、原则。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曾有所表示:“以孤军与方外杂处,每至十分绕舌。用痞子放赖手段,彼亦无之如何。”[26]痞子手段不就是流氓手段吗?正人君子如曾国藩是不肯为的,而李鸿章却没有这么多的忌讳。
  
  李鸿章与德国政治家俾斯麦
  
  李鸿章与德国政治家俾斯麦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一直是以“诚信”要求他的,李鸿章曾经对人谈起曾国藩对他的教诲,说是与洋人打交道,关键在一个“诚”字。而他此次苏州杀降,很明显是对“诚”字的违背,而曾国藩的态度却非常的耐人寻味。据说,那天“曾国藩在安庆闻苏州受降,初大喜,继愁绝,幕僚问故,不答。既而得杀降报,乃叹然称道‘言鸿章眼明手辣’”。[27]
  
  曾国藩的心态在这里似乎表现出好几个层次,既有以较少代价取得苏州的欣喜,也有对大量降军的担忧,还有如何处理这些降军的为难。李鸿章杀降,解决了这道难题。虽然有些遗憾,但他还是有了一种释怀的感觉。这里似乎还隐含着一种更为深层的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或如梁启超所言,杀降背公理,而这个“公理”恐怕还不是曾、李二人所能认可的。在他们的思想理念中,人还不是普世价值中的人。故杀降一事,如果考虑到社会的安全、稳定,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少杀降之事,而投降之后再次作乱的例子,更近在眼前,教训是深刻的,因而曾国藩闻降军如此众多而“愁绝”。只是“负约食言”或有悖于他所信仰的“诚”字,故而还有一“叹”。
  
  李鸿章在上海经营数年,得到两笔遗产,一曰军事,一曰洋务。前者,他被认为懂军事,能打仗。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仅用一年时间,他又率领淮军平定了让许多著名将领束手无策的捻乱。梁启超说:“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nü)。虽曰幸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哉。剿捻也,以十余年剽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天授焉。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虽然,李鸿章兵事之生涯,实与曾国藩相终始,不徒荐主而已。其平吴也,又由国藩统筹大局,肃清上流,曾军合围金陵,牵掣敌势,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国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馈粮士有宿饱者,又由有良江督在其后,无狼顾之忧也。不宁惟是,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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