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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短与长

时间:2019-09-07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解玺璋 点击:
李鸿章的短与长
  
  俗语有所谓“盖棺论定”一说。这种说法对平常人或者适用,对非常之人往往就行不通了。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位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争议的非常之人。此人离世已逾百年,论不仅不能定,分歧乃有愈演愈烈之势。誉之者赞其为清末功勋卓著的伟人,毁之者则称其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现在的历史书,更把他定性为在清末外交中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出卖民族、国家权益的投降派、卖国贼。稍好一点的,说他是洋务派领袖,做过一些富国强兵的好事,尽管如此仍不忘给他戴一顶改革不彻底的帽子。梁启超曾断言:“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1]
  
  梁启超在其所著《李鸿章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开篇的确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2]这样的话。仔细体会他的这几句话,其中既包含着他对李鸿章的赞许,也有责难和惋惜,说明公正地评价这个人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不能感情用事,而且要尽力克服个人的局限性,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打量这个人,庶几可以接近他的真实面目。在这篇短文中,我姑且一试吧。
  
  近读《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一书,才知道在西方,从政要到民众,特别是新闻媒体,都视李鸿章为当代伟人,是中国(清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甚至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在西方人的眼里,只有李鸿章,而没有中国。
  
  西方人的这些说法固然不足为据,很多人捧他,讨好他,其实是有求于他,看重他手中掌握的钱袋。看他旅欧期间德、法、英、美诸国媒体的报道,这种意图是很明显的,而且西方媒体并不避讳这一点。而放眼中国同、光两朝的历史,也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不可替代性。所谓同治中兴的清末四杰,李鸿章亦为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也就是说,只有把李鸿章置于1860至1900这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他的品性、能力、功罪、得失,才有可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
  
  说起来,李鸿章的政治生命的确是与同光两朝相始终的。他是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字渐甫,号少荃,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二十五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此后几年的居京生活,过得还算平静,诗酒唱和,文章兴会,其乐融融。不久,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又授为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虽为文职,尽得荣耀。
  
  直到咸丰二年辛亥(1851),洪秀全在广西揭竿而起,发动起义,自号太平天国,两三年内,竟转战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落于其手,形势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而受命讨伐太平军的清朝军队,围堵追剿不成,疲于奔命,狼狈不堪,皇帝不得已,遂命各省士绅团练自卫。
  
  先是曾国藩在湖南招募乡勇,教以兵法,号为湘军。随后,安徽人,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奉旨回省团练助军。吕贤基知李鸿章也是安徽人,熟悉当地情形,因此奏明皇帝,邀他同行。据说他当时正在琉璃厂海王村书肆访书,接到圣旨,即刻整装南下。此时的他,既“感念桑梓之祸”,同时,又庆幸自己等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乃赶赴家乡,协助当地官员兴办团练。几年间,他率领募集的团勇转战各地,四处奔波,渐有知兵之名。然而并不得志,谣诼纷纭,谤言屡起,曾有诗题壁,表达悲凉失落的心情:“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棲乌。”[3]
  
  咸丰九年己未(1859)正月,李鸿章由其兄李瀚章引荐,入曾国藩幕,掌书记。这只“失群之雁”至此有了回家的感觉。曾国藩很信任他,曾表示:“鸿章所拟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青出于蓝,亦未可必。”[4]而经过这几年的历练折磨,李鸿章也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办事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的城府,深得曾国藩的器重。所以,当上海受到太平军的威胁,需要派兵援助时,曾国藩就想到了李鸿章,称他“才大心细,可独当一面”。[5]最初是让他作为曾国荃的副手,以其所募淮军补湘军兵员之不足。然而,曾国荃却另有打算。他一心要争攻克“天京”的头功,绝不肯带兵到上海去。无论曾国藩怎么催促,他都不为所动。万般无奈的曾国藩,只好改变初衷,将李鸿章由“辅”变“主”,由“副”转“正”。李鸿章进驻上海后,曾国藩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江苏巡抚,专任江苏军事。
  
  上海是李鸿章的福地,在这里,他淘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当时的上海已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地方官员不可避免地要与洋人打交道。对于从未与洋人有过接触的李鸿章来说,初到上海,总有些忐忑不安。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曾写道:“到沪以来,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盪。”[6]说明在此做事,处处都要小心谨慎,一举一动都不能疏忽大意。他的军队也因装束粗陋而被上海驻军嘲笑。他提及当时的情形:“巡抚薛焕兵,衣锦绣有同优孟;而淮军芒鞋短衣,以布帕包首,薛焕兵笑指为乞丐。”[7]
  
  不过,与他将要面对的严峻局势比起来,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咸丰十年庚申(1860)春四月,太平军将江苏省会苏州收入囊中,直接威胁到近在咫尺的上海。随着战火烧到上海城郊,城内的官绅便坐不住了,他们提出了借用洋兵协防的主张。此时担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也主张采用“抚夷助剿”的办法,对付太平军。而中央政府还未从英法联军的打击中缓过神来,据说,当奏请借洋兵助剿的建议送到京城时,咸丰皇帝勃然大怒,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不过,私下里,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佣美国人华尔组织了一支洋枪队,江苏巡抚薛焕将其命名为“常胜军”,就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直到同治二年癸亥(1863)二月,上谕才正式承认这支军队,给予它合法性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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